上週嘉義縣發生一名少年持刀闖入某私立護專，學校老師在制伏過程中不慎遭劃傷，所幸事件很快被制止，未造成更嚴重傷害，但仍讓不少師生受到驚嚇。近期校園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社會多聚焦於學生行為與校園安全管理，但也凸顯長期遭忽略的制度問題：學校是否具備足夠制度與資源來維持基本秩序？
每當校園衝突或霸凌事件出現，輿論常將問題歸因於家庭教養不足、親師溝通失衡，或教師管教不夠積極。然而在第一線教育現場，許多教師真正面對的困境是：在高度責任與申訴壓力之下，卻缺乏制度支持維持秩序。當衝突發生時，老師既要確保學生安全，又必須顧及各種程序與爭議，往往進退兩難。
全面禁止體罰是台灣教育人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象徵學生身體權利受到保障。然而，取消傳統管教手段後，新的制度支持卻未同步建立，使基層教師在處理偏差行為時常感到孤立無援。久而久之，校園秩序僅能仰賴個別教師的經驗與耐性，清楚的制度分工付之闕如。
從國際經驗來看，現代教育並不是要求教師單靠個人能力維持秩序，而是透過制度支援教學環境。例如德國允許教師在學生嚴重干擾課堂時要求其離開教室，並交由專責人員處理；芬蘭則透過心理師、輔導教師與社工組成的團隊，共同處理學生行為問題，而非由班級導師一人承擔。
回望台灣，學校卻常被期待同時承擔教學、輔導與社會安全網等多重任務，但人力與制度並未同步到位。班級人數居高不下，專業輔導與社工人力不足，對於嚴重偏差行為學生更缺乏明確的處理分工與後續協助機制。當老師為求自保而被迫選擇不敢管，其他大多數學生的受教權與安全反而最容易被忽視。
校園秩序的維持，關乎在制度能否提供足夠支持。若希望減少衝突與暴力，教育部應逐步降低班級人數、補足輔導與提高教職員編制，並建立高關懷學生的轉銜與支持體系。若制度長期缺位，校園秩序終究不可能只靠教師個人撐住。當第一線教師失去管教工具時，受影響的不只是教室秩序，更是整體教育環境的安全與信任。
＊作者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從國中生割頸案看《少事法》漏洞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