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德國著名哲學家與社會思想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辭世，享壽96歲。這位被視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的思想家離開人世，不僅是德國思想界的重大事件，對於世界各地長期受到其思想滋養的學術社群而言，也是一個深具象徵性的時刻。對台灣而言，哈伯瑪斯更具有一種特殊的歷史意義。自1980年代以來，他的思想透過翻譯、學術討論與公共辯論逐漸進入台灣學界，成為許多知識分子思考民主、公共理性與現代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
在威權體制逐漸鬆動、社會轉型方興未艾的年代，哈伯瑪斯所提出的「公共領域」概念與「溝通行動理論」，為台灣知識界提供了一種關於民主社會如何可能的想像。許多人從他那裡看到了一種理性而又不失批判精神的社會理論：既不放棄對現代性的信心，也不忽視現代社會所蘊含的權力與宰制。
事實上，筆者研究所期間曾前往台大哲學研究所旁聽陳文團加上以下老師開授的「哈伯瑪斯：現代性的哲學論述」，因而對此著作情有獨鍾。此外，在紐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博士班資格考，我也以哈伯瑪斯「現代性的哲學論述」作為考體之一。哈伯瑪斯也曾親臨本校做專題演講。對他和他的思想體系，我有很深的知性和感性連結。
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裡，必然會有不少學者重新回顧哈伯瑪斯在《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與《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中的思想，並探討這些理論對台灣民主轉型與公共討論文化所帶來的深遠啟發。本文則不再重複這些已被廣泛討論的議題，而是聚焦於另一部同樣重要的著作：《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試圖從「現代性的哲學論述」這一角度，重新理解哈伯瑪斯思想的深層意義。
在《現代性的哲學論述》中，哈伯瑪斯提出了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命題：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計畫（an unfinished project）。
這句話看似簡單，實際上卻蘊含著對二十世紀思想史的重要回應。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極權主義與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後，許多思想家開始對啟蒙理性產生深刻懷疑。有人認為，正是啟蒙理性本身孕育了現代社會的宰制與異化。也有人主張應該徹底拋棄理性，轉向美學、存在或差異。
然而，哈伯瑪斯拒絕接受這種「全面告別現代性」的態度。在他看來，啟蒙理性確實存在問題，但問題並不在於理性本身，而在於理性的片面化。
因此，哈伯瑪斯並不主張放棄理性，而是提出另一種理性形式：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
溝通理性並不以控制或成功為目標，而是以「相互理解」為核心。在這種理性形式中，人們透過語言進行對話，在自由、平等的討論中尋求共識。正是在這樣的溝通過程中，民主社會才能建立合理的規範與制度。
與思想史的對話
《現代性的哲學論述》並不是一部單純的哲學論文，而更像是一場跨越兩百年的思想對話。在這本書中，哈伯瑪斯與多位重要思想家展開批判性對話，包括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Friedrich Nietzsche、Martin Heidegger、Theodor W. Adorno、Max Horkheimer、Michel Foucault、Jacques Derrida與Niklas Luhmann等。
這些思想家代表了不同方向的現代性批判，而哈伯瑪斯的工作正是試圖在這些批判之間找到一條新的道路。
對黑格爾的批判
哈伯瑪斯首先回到德國古典哲學的核心人物—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黑格爾提出了一種宏大的歷史哲學：理性透過歷史的辯證運動逐漸實現自由。這一理論為現代性提供了一種極具吸引力的敘事：歷史是一個朝向理性與自由不斷進步的過程。
然而，在哈伯瑪斯看來，黑格爾的問題在於他建立了一個整體化的形上學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歷史被理解為理性自我實現的過程，而個體與多元觀點往往被納入一個宏大的目的論敘事之中。
這樣的歷史觀雖然宏偉，但也具有封閉性。當歷史被理解為必然的理性進程時，批判與反思的空間就會被壓縮。
因此，哈伯瑪斯試圖提出一種不同於黑格爾的現代性觀：現代性並不是一個已經確定方向的歷史進程，而是一個開放的溝通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規範不是由歷史必然性所決定，而是在公共討論中逐漸形成。
在哈伯瑪斯的思想史敘述中，Friedrich Nietzsche佔據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位置。他甚至認為，尼采才是後現代思想的真正起點。
尼采對現代主體理性提出了極為激進的批判。他指出，理性並不是純粹追求真理的工具，而往往是權力意志的表現。許多被稱為「真理」的觀念，其實只是某種權力結構的產物。
這種批判深刻地揭露了理性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也為後來的思想家提供了重要靈感。
然而，在哈伯瑪斯看來，尼采的問題在於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在批判理性的同時，尼采往往轉向一種美學化的存在觀，甚至帶有某種浪漫的非理性傾向。這種立場雖然具有解放性的激情，但卻難以為民主社會提供穩定的規範基礎。
換言之，尼采成功地拆解了現代性的理性基礎，但卻沒有提出一個可以取而代之的公共理性架構。
在某種意義上，海德格的思想確實揭示了現代社會的深層危機。然而，在哈伯瑪斯看來，海德格的存在論轉向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亦即，他放棄了現代性所具有的社會與歷史維度。當哲學完全轉向存在問題時，公共生活中的理性討論與制度建構就被邊緣化。這樣的思想雖然深刻，但難以為民主政治提供基礎。
哈伯瑪斯同樣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前輩展開對話，特別是Theodor W. Adorno與Max Horkheimer。在《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他們提出了一個著名命題：啟蒙最終轉化為神話。
在他們看來，理性原本旨在解放人類，但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卻變成了一種控制與宰制的工具。
哈伯瑪斯承認這一批判的重要性，但他同時認為這種觀點過於悲觀。如果理性完全等同於宰制，那麼社會批判本身也失去了立足點。
因此，他試圖重新挖掘理性中尚未被充分發展的溝通面向。
在書中，哈伯瑪斯花了相當篇幅討論Michel Foucault。
傅柯的權力—知識分析揭示了現代社會中各種制度如何透過知識生產來塑造主體，例如監獄、醫院與精神病院。這些研究深刻改變了人們對現代社會權力機制的理解。
然而，哈伯瑪斯指出，傅柯的批判缺乏一個明確的規範性基礎。
如果一切知識都與權力結構密不可分，那麼我們又憑什麼說某些權力是不正當的？
在哈伯瑪斯看來，只有在一種理想的溝通情境中，人們才能透過理性討論建立合理的規範。
對德希達與後結構主義的回應
對於Jacques Derrida，哈伯瑪斯的批評可以說是對整個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回應。德希達透過「解構」揭示了西方哲學中的邏輯中心主義，指出語言與意義總是處於延異之中，沒有最終的穩定基礎。
這種思想在文學與文化研究中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哈伯瑪斯認為，它同時也削弱了理性批判的可能性。
如果所有意義都處於無限延異之中，那麼公共討論如何可能？民主共識又如何建立？
最後，哈伯瑪斯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德國社會學家Niklas Luhmann。魯曼的系統理論將社會理解為由多個自我運作的系統所構成，例如政治系統、經濟系統與法律系統。每個系統都有自己的運作邏輯。
這一理論具有極高的分析能力，但在哈伯瑪斯看來，它同時也忽略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溝通與理解的「生活世界」。
當系統邏輯過度擴張時，生活世界就會被「殖民化」，公共討論與民主參與也會受到壓縮。
未完成的理性與台灣的啟示
透過與這些思想家的批判性對話，哈伯瑪斯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堅守啟蒙理性的陣營，但同時試圖對其進行重建。
理性不應再被理解為單一的控制工具，而應被理解為一種透過語言與溝通實現相互理解的能力。
對台灣社會而言，這一思想仍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民主制度的建立並不意味著公共理性的自動形成。相反地，民主社會需要不斷培養一種能夠理性討論、尊重差異並尋求共識的公共文化。
在一個意見高度分化、媒體環境碎片化的時代，哈伯瑪斯所強調的溝通理性與公共討論精神，也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哲人已逝，問題仍在今天，Jürgen Habermas已經離開我們。然而，他所提出的問題仍然存在：在一個充滿權力、利益與衝突的世界中，人類是否仍然可能透過理性的對話來建立共同生活的基礎？這或許正是哈伯瑪斯思想最動人的地方。
他既沒有像某些思想家那樣對理性抱持天真的樂觀，也沒有像另一些人那樣徹底放棄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