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社會一次又一次在重大暴力案件後陷入同樣的憤怒與無力，問題往往不只在個案，而在制度是否能提出足以說服人民的答案。《少年事件處理法》長期以保護與矯治為核心：承認少年身心尚未成熟、可塑性較高，國家因此以修復、輔導與再社會化取代純粹報復。這套理念本身不該被否定，甚至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指標。但制度的正當性從來不是靠理念自證，而是靠它在最艱難的情境下仍能兼顧人權、公共安全與公平正義。當案件已經涉及生命法益的重大侵害，社會的提問會變得極其直接：法律是否真正尊重生命？是否真正保護被害者家屬的權益？是否能確保重大案件不會在人民無法理解的節奏中迅速回到社會？
尊重生命，首先意味著承認生命法益的不可回復性。少年制度可以、也應該保留矯治與復歸的可能，但不能讓「保護少年」在重大暴力案件中被感受成「削弱生命的價值」。社會之所以難以接受，常常不是因為民眾不懂少年保護，而是因為制度在執行端欠缺足夠的分級與風險控管：不同侵害結果的案件，卻可能落在近似的假釋門檻與審查密度之下，導致「重案與一般案同一套」的直覺不公平感。此時談修法，真正要解的也不是「要不要保護少年」的二元對立，而是如何讓少年司法在重案面前仍能成立其道德與法律上的說服力。
因此，本次少事法修法的核心，不該被誤讀為情緒性加重，而應被理解為制度回到「責任相當」與「公共安全」的基本要求：筆者認為應建立假釋分級，並對故意殺人既遂、重傷致死或其他因故意暴力行為致人死亡的重大暴力犯罪，採取更嚴格的假釋限制，甚至明定在符合特定條件下不得假釋。這樣的設計並不是否定矯治，而是清楚宣示：涉及生命剝奪的重大案件，不能只用一般案件的節奏來談復歸社會。假釋本質上不是獎勵，而是刑罰執行階段的風險管理；對重大暴力案件而言，真正需要的不是更華麗的口號，而是更嚴格、也更透明的門檻與審查，讓「能不能回到社會」這件事回到可監督、可檢驗的制度軌道，而不是落在人民無法理解的灰區。
更重要的是，假釋分級不能只停留在「門檻加嚴」，而必須把審查做實，才可能讓民眾真正安心。若只提高比例或年限，卻仍缺乏實質審查依據，社會的不信任只是延後爆發；相反地，若法律明確要求假釋審查必須參酌被害人意見、再犯風險評估與矯治處遇成效，並記明理由，才能把「公平正義」從抽象情緒轉化為制度化的安全承諾：不是任意剝奪復歸可能，而是在可責性與風險條件被充分檢驗之前，不輕易讓重大案件提前回到社會。這樣的制度設計，既尊重生命，也尊重社會安全，更重要的是尊重被害者家屬在法治秩序中的位置。
當然，任何涉及重大案件的修法都會面臨質疑：是否過度嚴刑化？是否背離少年保護？但真正成熟的法治，不是害怕爭議就停在原地，而是用精準的制度設計處理衝突。全面嚴刑化未必更安全，反而可能引發比例原則與憲法爭點，讓改革陷入對立，最後什麼都做不成；相反地，以少事法為平台，把焦點集中在「生命法益侵害的重大案件」與「假釋分級與實質審查」這兩個關鍵，就能避免推翻少年制度根本，同時實質回應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期待。這是一條制度補洞而非制度翻盤的路線：它不以情緒取代理念，也不以理念逃避責任，而是承認在重大暴力案件面前，法律必須更清楚地說出它如何尊重生命、如何保護被害者家屬、如何維護公共安全。
少年司法要重建社會信任，必須同時做到兩件事：保留少年改過遷善的制度空間，但在重大暴力案件中展現足以服人的責任評價與風險控管。真正的公平正義，不是讓法律變得更兇，而是讓法律在最痛的地方仍然講得出道理、承擔得起後果。當制度能清楚區分侵害結果，對殺人等重大暴力犯罪建立更嚴格的假釋限制，並以實質審查與被害人權益保障作為配套，社會才可能真正相信：少年制度不是縱容，而是更成熟、更負責任的法治選擇。
＊作者為立法委員國會法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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