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印永翔專欄：從效率優先到安全優先─台商全球布局的典範轉移

回顧過去三十年台灣企業的海外投資，可以清楚看見一條結構性轉折：1990年至2015年間，投資高度集中於中國；但進入2020年代後，資本逐漸轉向美國與東南亞。這一變化不僅反映中國成本上升與產業政策調整，也與2018年美中貿易衝突後快速升溫的地緣政治風險密切相關。企業投資決策的邏輯，正從過去以「成本與市場」為主，轉變為同時納入「地緣政治」的戰略考量。當全球經濟逐漸從效率優先走向安全優先，台灣企業的海外布局也正在隨之重塑。

回顧過去三十年台灣企業的全球投資軌跡，可以清楚看見一條極為鮮明的結構性轉折。1990年至2015年間，台灣企業的海外投資有將近八成集中於中國；然而進入2020年代之後，資本流向開始明顯轉向美國與東南亞。若從長期資料觀察，三大投資地區之間呈現出明確的「此消彼長」關係：中國投資逐步下降，東南亞與美國則同步上升。

自1990年政府開放企業赴中國投資以來，中國長期是台商最重要的海外投資目的地。2000年至2010年間，台商每年對中國投資金額多維持在60億美元以上，並於2010年達到146億美元的歷史高峰 (圖中深藍線)。然而，此後投資金額逐步下降，至2025年僅剩約15億美元，與高峰時期形成強烈對比。若從產業發展與制度環境來看，台商西進中國的歷程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國紅利的崛起（1990–2010年）

在此期間，中國憑藉低廉的勞動成本、快速擴張的內需市場，以及高度集中的製造供應鏈，迅速成為全球製造業最具吸引力的生產基地。台商在電子組裝、紡織、家電與塑膠製品等產業建立了強大的競爭優勢。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台灣企業更有效運用「中國製造、全球出口」的營運模式，在全球市場創造可觀利潤。

在這一階段，電子產業供應鏈在深圳、東莞、蘇州與崑山等地高度聚集。對許多產業觀察者而言，這不僅是一波投資浪潮，更像是一場規模空前的產業實驗：跨國企業與台灣中小企業在同一區域密集協作，使供應鏈管理、生產效率與產業分工達到前所未有的整合程度。

第二階段：成本壓力升溫（2010–2018年）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製造業工資在十年間大幅攀升。同時，中國政府推動「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政策，逐步壓縮低附加價值製造業的發展空間。在成本上升與政策導向的雙重壓力下，部分台商開始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線轉移至越南、印尼與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形成早期的「中國＋1」供應鏈布局。從長期投資資料可以看出，台灣企業對新南向國家的投資其實早在2010年前後便已逐步展開，並在2020年之後顯著加速 (圖中深綠線)。至2022年，台商對該地區的年度投資金額首度超越中國，顯示台灣企業海外布局的地理重心正在發生結構性轉移。 （相關報導： 從土城鐵皮屋起家，到打造「世界工廠」！郭台銘如何替台商打開紅色大門？《蘋果在中國》選摘（2） ｜ 更多文章 ）

第三階段：地緣政治風險浮現（2018年至今）

2018年3月，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衝突正式爆發。當時 Donald Trump政府宣布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同年7月6日，雙方進一步對340億美元商品互徵關稅，標誌著美中貿易戰的全面升級。這一事件，即後來廣泛被稱為美中貿易戰的衝突，逐漸改變了全球供應鏈的運作邏輯。此後，美中科技與經濟競爭持續擴大：從對華為的制裁，到圍繞 TikTok的國安爭議，再到先進半導體技術出口管制與供應鏈安全議題，都顯示全球產業版圖正在重新調整。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企業的海外投資邏輯也開始出現根本性的轉變。

在傳統的國際企業理論中，企業選擇投資地點時，利潤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成本條件與市場條件。然而在當前國際局勢下，企業決策必須納入第三個關鍵變數——地緣政治風險。換言之，台灣企業海外投資的利潤函數，正從過去的「成本＋市場」，轉變為「成本＋市場＋地緣政治」。

當政治重新進入經濟決策

2018年的貿易衝突並非一場單純的關稅戰，而是全球化體系累積二十年的經濟衝擊、科技競爭與政治壓力，在同一時間點集中爆發的結果。更精確地說，它標誌著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政治力量重新進入全球經濟的核心決策過程。

在學界，這個轉折往往被追溯到2013年由David Autor、David Dorn與Gordon Hanson提出的「中國衝擊」研究（China Shock）。該研究指出，中國製造業產能在2000年代迅速擴張，大量商品透過國際貿易進入美國市場，對部分美國產業與地區的就業造成了遠超預期的衝擊。

這項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挑戰了傳統貿易理論中的核心假設：「貿易帶來的整體利益最終會在整個經濟體中平均分配」。Autor等人的研究則顯示，現實中的貿易衝擊並未如傳統理論所預期的那樣迅速被勞動市場吸收，而是呈現出高度的地理集中性與長期持續性。

若說「中國衝擊」揭示了全球化的經濟後果，那麼政治經濟學家Dani Rodrik提出的「全球化三元悖論」（Globalization Trilemma），則提供了一個理解其政治後果的框架。Rodrik指出，民主政治、國家主權與深度全球化三者在制度上難以同時完全存在。當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愈深入整合於全球市場，國內政治壓力往往會要求政府保護本國就業、限制貿易，並重新建立產業政策。

供應鏈重組：企業投資的新邏輯

從這個角度來看，2018年的貿易戰只是全球化政治反彈的開端。當科技競爭與國家安全議題進一步介入經濟體系，自由市場模式與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制度競爭也隨之升溫：一方仍強調市場效率與全球分工，另一方則更強調國家安全、產業自主與供應鏈控制。

近年來，張忠謀先生多次在公開場合指出，全球化正在式微。這樣的觀察，與上述學術研究形成某種程度的呼應。全球化並未終結，但其運作邏輯正在改變，從「效率最大化」轉向「風險最小化」。

這一轉變，也可以從台灣企業近年的投資布局中清楚觀察到。2023至2024年間，台灣企業對美國投資出現歷史性高峰。除了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大規模投資之外，環球晶圓、鴻海科技集團、和碩聯合科技、聯華電子以及多家AI伺服器供應鏈企業，也同步擴大在美國的生產與投資布局 (圖中淺綠線)。這已經不再是單一企業的海外市場選擇，而更像是整條產業供應鏈的地理重組。

結語：從「效率優先」到「安全優先」

當全球經濟逐漸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企業的投資決策也不再只是成本與市場的計算，而是地緣政治、科技競爭與國家安全交織之下的戰略選擇。

全球化並未消失，但其運作邏輯正在重塑。未來十年，企業所面對的世界，將不再是一個單一且高度整合的全球市場，而是一個被政治力量重新塑造的產業板塊。在這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企業的競爭力，不僅取決於技術與效率，也將取決於其在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位置。 （相關報導： 從土城鐵皮屋起家，到打造「世界工廠」！郭台銘如何替台商打開紅色大門？《蘋果在中國》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