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投資美日不是產業外移一淺談台商「海外園區」的經濟飛地新模式 | Albert Lee

台灣經濟正處在擴張階段，「創新高」三個字不時出現在財經新聞版面。不只是GDP創新高、人均收入創新高、股市創新高，還有對外投資金額也創新高。

2024年經濟部全年核准對外投資金額高達449.3億美元，連續2年創新高。主要原因，是台積電增資美國廠和日本廠等大案挹注，但是2024年台灣對日本投資件數達99件，金額54.9億美元，遠超日本對台投資的4.52億美元，雙邊總額達59.42億美元，顯示出台灣不只有台積電赴海外設廠。

這股浪潮的背後，不再只是個別企業的「成本考量」或「聯盟合作」，而是供應鏈集體移動，呼應全球區域化、去風險化的趨勢。但在風口浪尖上，更能看出台灣經濟影響力正不斷擴大。

對外投資是外移掏空？還是擴大影響力？

台灣社會對於「對外投資」有過敏反應很正常，因為馬英九政府曾經大舉開放兩岸經貿往來，台商大舉西進導致國內產業空洞化，就業機會流失、企業沒有加薪誘因，而且還允許中國人投資台灣不動產，造成低薪、高房價的惡果。

然而，並不是所有對外投資都會造成產業空洞化，否則世界上就沒有國家願意進行對外投資。從大航海時代歐洲國家紛紛成立東印度公司投資海外，到今日美日中等大國資本在世界各地擁有巨大影響力，國家管理對外投資的政策重點，不外乎取得關鍵戰略資產，並確保本國擁有先進技術優勢。

以台灣脈絡來說，關鍵就是製程N-1（落後最新製程一個世代）。這個概念源自台積電首次申請赴中設廠，民進黨政府要求台積電必須讓最先進製程「根留台灣」，並且控管海外廠與本國廠的量產時間差。

這一概念非常完美的作用至今天，半導體企業家出身的郭智輝經濟部長，任內就以「N-1」原則管理台積電對美投資進度。

不過半導體產業不只是單純把晶圓切割成晶片，複雜的製程牽涉到數百家不同企業供應的設計軟體、零組件、機台、化學品、服務等等。台灣半導體業出於「去風險化」需求到美國、日本設廠，意味著當地也必須有完整供應鏈，否則還是得依賴台灣。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台積電亞利桑那州第一期晶圓廠所生產的晶片，被送回台灣進行封裝。

半導體產業如此依賴台灣，原因就是「良率」二字。即使世界各地人力成本、營運成本不同，但從未有任何經濟體在先進製程能夠媲美台灣的高良率。雖然「去風險化」需求推動台灣在海外增加產線，但沒有台灣企業就無法達成相同或接近的良率。

也就是說，這一輪台灣產業對外投資，是在完全確保本國擁有先進技術優勢下進行的，外移掏空難以發生，台灣向外投射的影響力卻越發強大。

瞭解前述原理後，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台灣為何要擴大對外投資？過去一年台灣對外投資雖然有「美國要求」的成分，但從更大尺度看，台灣投資目的地包含美國、日本、歐盟、東協、印度，僅「美國要求」不足以解釋台灣的擴張。

我們自身的水、電、土地等自然資源有限，而且台灣經濟深度鑲嵌在全球貿易之中，在區域化經濟時代，台灣與核心經貿夥伴的關係必然越緊密越好。（相關報導：「川普正等台灣遞答案！」謝金河籲台商：拉攏成台灣隊共同搶美國市場｜更多文章）

因此，海外設廠一是靠近市場，更方便技術與市場資訊的交換；二則可以取用當地自然資源，舒緩台灣的環境壓力；三是美國為首的主要經濟體正在對中脫鉤，建立非紅供應鏈，這是「去風險化」的核心目標，台灣大舉對外投資不只是擴大經貿合作，也可以增加彼此的與政治信任。

所以說，輕易跟隨媒體聳動報導是很危險的，台灣擴大對外投資，是為了台灣更長遠的發展，這個趨勢早已超越個別企業的決策，上升到國家競爭的層級。

用對日投資來說明更清楚，2021年日本公布《半導體戰略》，並成功爭取台積電宣布在九州熊本設立22／28奈米12吋晶圓廠，接著日本持續改善法規環境，推出「新生矽島九州」藍圖，在台積電熊本JASM廠落地之後持續吸引大量台商進駐。

過去台日經貿合作，是倚賴全球化的和平紅利，企業跨國專業分工，日本掌握設備與材料，台灣專注晶圓代工與封裝，彼此以市場與技術互補。

直到美中科技戰與疫情供應鏈斷鏈，徹底改變全球經貿格局，如今的台日投資，不是企業單點進行，而是供應鏈重新整合。

當台積電與上下游廠商在日本形成新聚落時，實際上是把「台灣模式」輸出到海外。對盟友而言，這是一種降低依賴中國的保險；對台灣而言，則是擴張經濟影響力的途徑。

大規模台商投資雖然是台日兩國稱慶的喜事，但實際設廠的難題也在這幾年一一浮現。日本政府能做的，主要是溝通本國廠商，以及為迎接台商快速提升九州當地的基礎建設，但在台商對接日本政府的環節，若由企業自行其是，效率顯然不夠好。

為協助台商落地，2025年4月福岡揭牌「台灣貿易投資中心」，成為台日政商合作的重要節點。它不只是資訊服務窗口，更扮演水電土地、法規牌照等關鍵資源的協調者。對於一群產業鏈廠商同時遷入的情境，這種跨部門、跨國的協調尤為必要。

台灣貿易投資中心是經濟部長郭智輝「境外關內」構想的具體措施之一，先是在捷克布拉格、日本九州福岡、美國德州達拉斯陸續設立投資中心，把海外設廠納入國家產業治理框架，進一步規劃海外科技園區，提供稅務減免、基礎設施、供應鏈整合等服務，讓台商在海外投資時仍能獲得政府支持。

原本不同企業各自為戰的投資行為，透過政策提升為政府與企業聯動的產業戰略。這也是為何台商在九州、德州不需要慢慢「拓荒」，而是由產業公會組成「科技國家隊」響應經濟部長號召，官民攜手形成規模化聚落，快速整合上下游。

台灣的海外投資，不是產業外移，而是國家力量的延伸。當我們把「台灣模式」複製到全球，也意味著我們從全球供應鏈的低調代工角色，轉變為將產業治理、人才培養與技術標準帶到他國的一級玩家。隨著全球經貿局勢繼續變化，台灣在國際秩序中將會承擔更多責任，發揮更深遠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