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健正觀點：劉太格與新加坡組屋─對台灣住宅政策的啟示

近日在臉書上看到許多緬懷劉太格先生的文章。劉太格被譽為新加坡「城市規劃之父」，歷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局長和市區重建局局長兼總規劃師，是新加坡公共住屋計劃和城市規劃的關鍵人物。

1938年，劉太格出生於馬來西亞麻六甲，年輕時受著名畫家父親劉抗的影響，對繪畫產生濃厚興趣，但在母親力勸之下進入建築領域。1962年畢業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建築系，1965年畢業於耶魯大學都市計畫系，曾在貝聿銘建築事務所工作長達四年半。

1960年代末，新加坡正積極推動公共住宅體系的制度化與專業化，時任建屋發展局局長、後來成為國家發展部長的鄭章遠受命赴美，邀請劉太格返回新加坡任職。這次歸國，成為新加坡城市與住宅發展史上的關鍵轉折。

劉太格的一生深度參與新加坡的城市規劃與組屋建設，影響了數百萬新加坡人的居住環境，從1969年加入建屋發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HDB），到1992年離開公職，橫跨新加坡公共住宅體系最關鍵的發展時期。

新加坡建國初期，即已確立「居者有其屋」的核心方向。李光耀曾明確指出，讓公民擁有自己的住房，能夠強化對國家的認同感與守護家園的意願。住房固然是遮風避雨的空間，更是培養國民責任感與歸屬感的重要起點。

前總理李顯龍也曾在公開場合特別提到，新加坡的制度設計，使多數年輕夫妻能夠負擔並擁有自己的住房，並進一步透過制度安排實現「以房養老」，讓住宅同時承載居住功能與社會保障的雙重角色。

新加坡透過有系統的「造鎮計畫」推動新社區開發，每一個新鎮皆納入交通、就業、教育、醫療與公共設施的整體規劃。截至目前，新加坡已完成約100萬戶公共住宅，這在全球由政府主導的住宅政策中，堪稱罕見且能長期維持的成果。

新加坡的住宅政策採取由政府直接興建組屋，並以接近成本或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給新加坡公民的模式。時至今日，約有80%的新加坡公民居住在組屋之中，公共住宅已不僅是居住型態，更成為國家治理與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石。

新加坡的組屋制度以「出售為主、租賃為輔」。劉太格曾受訪表示，當初規劃新加坡組屋時，認同房屋是民眾最大的資產，樓價要持續上升才能保值，但升幅不得太快，否則會提高企業經營成本和支薪壓力，反而削弱競爭力。

新加坡的住宅政策與同樣曾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形成鮮明對比。香港政府同樣直接興建公共住宅，但長期以「只租不售」為主，使住宅難以成為家庭累積資產與社會穩定的基礎，房價所得比亦長期居於全球主要城市前列。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便曾公開表示，香港的住宅政策有必要轉向學習新加坡模式。

此外，劉太格在比較新加坡與香港公屋規劃時指出，香港最大的問題是發展公屋的用地太少。新加坡在獨立初期已制訂法例，容許政府通過合理程序徵收或強制購買私人土地，因此有更充裕的土地資源來進行必要規劃。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租金補貼和包租代管不能取代社會住宅 ｜ 更多文章 ）

回顧這段歷史，劉太格不僅是新加坡組屋制度的重要擘畫者，更是長期、踏實的執行者。他將住宅視為城市治理的一環，也視為社會穩定與國家建構的關鍵基礎，建立了一套至今仍持續被各國研究與借鏡的公共住宅典範。

台灣從早期的「住者有其屋」興建軍公教宿舍、軍公教住宅輔建、制定國民住宅條例、完成約18萬戶國民住宅、推動眷村改建，到近年轉向社會住宅及租屋補貼等，住宅政策經歷多次重大的轉折。劉太格的社會實踐精神，或許能為台灣不斷變動中的住宅政策帶來幾點啟示。

首先是長期一貫的政策視野。劉太格在新加坡公共住宅體系服務23年，這種長期投入讓政策得以持續深化和完善。反觀台灣的住宅政策，從軍公教宿舍、國民住宅到社會住宅，每個階段都有政策斷層和方向重大轉變，缺乏一貫性使得政策難以累積經驗、形成制度性的改善。

其次是住宅作為資產的明確定位。劉太格明確將住宅定位為「民眾最大的資產」，並設計讓房價「穩定增值但不快速飆漲」的住宅供需機制。台灣的住宅政策在「居住正義」和「資產保值」之間經常搖擺，缺乏清晰的定位，導致政策工具彼此矛盾，一方面推動社會住宅和租金補貼，另一方面又擔心打壓房價影響既有屋主權益。

再者是土地取得機制的關鍵性。劉太格特別強調新加坡在獨立初期就建立了政府徵收私人土地的法律基礎。台灣雖然有更多元而靈活的土地開發機制，包括都市更新、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等辦法，但在民主化後，這些土地開發制度受到私有產權保障的影響，面對許多來自業主的挑戰，而橫生社會爭議與阻力，使得大規模公共住宅開發的土地成本和取得難度都很高。如何在保障私有財產權和公共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是台灣需要面對的根本問題。

此外，新加坡的「造鎮計畫」展現了整體城市規劃的思維，將住宅、交通、就業、教育、醫療整合規劃，並落實「以大眾運輸為導向型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的理想和目標。台灣的社會住宅往往是單點式分散型的開發，通常公有的小基地缺乏整體性的配套規劃，這也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品質和社會住宅的接受度。

最後是出售與租賃的策略選擇。新加坡採「出售為主、租賃為輔」，讓公民透過住宅累積資產並產生歸屬感。台灣目前的社會住宅以「只租不售」為主，這在照顧弱勢方面有其必要性，但也可能限制了民眾透過住宅建立資產和穩定感的機會，是否需要更多元的方式，值得台灣社會深思。

劉太格留給新加坡組屋制度的政策遺產，同時也是一種公共實踐的精神示範。他的精神啟示或許不在於直接複製新加坡模式，而在於長期堅持、明確定位、建立制度基礎，以及將住宅視為城市治理和社會穩定措施的整體思維。

台灣的民主制度和社會條件與新加坡不同，但劉太格將公共住宅視為國家建構、社會穩定基礎的理念，以及長期、踏實執行的公共實踐精神，他的身影將長久存在於新加坡的城市紋理與無數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值得台灣在思考住宅政策時深入參考與省思。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租金補貼和包租代管不能取代社會住宅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副理事長，曾任教國立陽明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