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法袍下的叢林─當守護神化作分食憲法的怪獸 | 潘科伸

在人類的集體行動中，規章制度從不只是死板的條文。從一個微型的社團到一個龐大的現代國家，制度存在的本質，是為了在眾人的差異之間，撐開一個可以對話、可以爭議，卻不至於崩潰的「公共空間」。當我們不再依循程序，而是訴諸本能的對抗時，我們失去的不僅是秩序，更是作為政治存有的尊嚴。

執政者自「青鳥運動」起的種種動員，在政治上呈現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傾向：將「政治行動」簡化為「集體行為」。當法律的解釋權不再透過辯論與修訂來完成，而是試圖透過街頭的聲浪與數人頭的壓力來壓制異見時，公共領域便開始萎縮。

行政院以「違憲疑慮」為由，拒絕副署國會通過的法律時，我們正目睹一種「反政治」的開端。權威與權力不同。權威建立在對制度的敬畏之上，當執政者採取「不公布、不執行」的姿態時，他並非在展現統治的強悍，而是在親手拆毀支撐他權位的憲政根基。這種對程序的蔑視，實質上是行政權對自身政治權威的自我閹割。

那些宣稱「僅僅執行指令」或「基於局勢不得不然」的官僚們，正陷入了最危險的「思維匱乏」。當閣揆輕挑地挑釁倒閣、無視憲政共識時，他展現的並非勇氣，而是對憲法責任的徹底逃避。他選擇了獨裁者的「行政便利」，將自己從一個具備道德判斷的政治領袖，降格為一個追求政黨效率的機器零件

最令人恐懼的，莫過於憲法法庭這場被粉飾為「復活」的非法運轉。五位大法官以「極端例外」之名，排除了三位持反對意見的大法官，自行決定了原本需要十五人集體智慧才能承載的法治重量。這不是神蹟，而是法治精神的「平庸之惡」。

當司法不再是為了追求正義與守護公共世界的邊界，而僅僅是為了讓權力機器的運轉更為「順暢」時，那穿著絲絨法袍的人，在功能上已與劊子手無異。他們用專業的法律術語，包裝了對程序正義的凌遲，這不僅是對司法公信力的恥辱，更是對憲政體制的集體背叛。

縱觀歷史，司法並非不可能成為劊子手。當納粹黨對異己人士發動鎮壓清洗，法學家卡爾·舒密特發表了惡名昭彰的《元首守護法律》（Der Führer schützt das Recht）主張在「極端緊急狀態」下，元首就是最高法官。元首的行動本身就是法律的最高來源，不需要透過官僚程序進行審判。

今日台灣的司法權若選擇「自行宣布復甦」並排除異見，本質上就是在擁抱這種「非常狀態的常態化」。這不是在守護法律，而是在毀滅法律。當神殿倒塌，當裁判自己跳下場參與肉搏，而那些曾高喊「程序正義」的人因為立場而噤聲，那司法的功能也就隨之盡喪。

法治文明的崩毀，從來不是始於外敵的入侵，而是始於內部的人們為了眼前的便利，放棄了對程序正義的絕對敬畏。當法袍下的怪獸走出神殿，這世間將再無法律，唯有強權與那滿地狼藉的憲政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