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憲法訴訟法》規定，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之案件，其判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即至少十位大法官）參與評議。此一「法定人數」門檻，並非無關緊要的行政規則，而是確保憲法裁判具備高度共識與正當性的核心機制。它要求對國家根本大法之解釋，必須經過足夠數量的、來自不同專業背景的大法官進行深思熟慮與激烈辯論，以避免少數意見輕易主導國家憲政走向。
然而，在此次《憲法訴訟法》案中，據內部消息披露，因一名大法官在評議前夕突發急病，另一名大法官則因利益迴避爭議臨時退出，導致實際參與最終決議者僅有八人。儘管憲法法庭仍如期公布判決，並試圖以「判決安定性」為由維持其效力，但這個「八」的數字，已然成為該判決無法抹去的原罪。它意味著，這份攸關全國人民基本權利的憲法解釋，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缺少了法律所要求的「十分之一」的正當性基礎。這不是四捨五入的數學問題，而是零與一的法治原則問題。
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可以預見，法庭或其支持者或將提出幾種看似合理的辯護，但細究之下皆難以成立。
其一，是訴諸「實質正義」。論者可能主張，即便程序稍有瑕疵，但判決內容本身經得起考驗，符合憲法精神，若僅因程序問題而推翻，將造成更大的社會動盪。此論調極具誤導性。程序正義從來不是實質正義的絆腳石，而是其不可或缺的保障。美國法學家富勒（Lon L. Fuller）在其「法律的內在道德」中強調，法律的程序性要求是法治的基礎。一旦容許司法機關以「追求實質結果」為名，任意忽略或「變通」法定程序，無異於打開了司法擅斷的潘朵拉之盒。今天可以少一名大法官，明天是否可以省略言詞辯論？後天是否可以直接由院長一人裁決？
其二，是援引「緊急狀態」或「必要性原則」。或有人稱，此案爭議巨大，社會對立嚴重，早日塵埃落定方能避免紛爭擴大。然而，憲法法庭的職責恰恰是在最艱難、最富爭議的時刻，以最嚴謹的程序做出最權威的判斷，而非在壓力下倉促行事。若連憲法法庭都無法承受社會壓力，選擇「走捷徑」，又如何要求行政與立法機關恪守法治？相較之下，美國最高法院在無法湊足六人法定人數時，會直接裁定「因無足夠法定人數，下級法院判決維持」（affirmed by an equally divided court, or for lack of a quorum），這正是對程序至上原則的尊重。
此次事件的殺傷力，遠不止於單一判決的效力爭議，它將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侵蝕整個司法體系的根基。
首先，是司法公信力的全面潰敗。憲法法庭是人民對抗國家權力侵害的最後希望。當人民發現，這個終極守護者自身都不遵守遊戲規則時，對其所有判決的信任感都將蕩然無存。未來，無論憲法法庭做出何種裁判，敗訴方及其支持者都可能質疑其正當性，司法將徹底失去其作為「社會紛爭最終解決者」的功能，淪為政治鬥爭的延伸。
其次，是政治的惡性干預。一個帶有程序瑕疵的判決，為政治操作提供了絕佳的藉口。支持判決結果的執政黨會力保其「有效」，並將所有質疑者打為「破壞法治」；而在野黨則會抓住此一痛點，猛攻司法不公，將其作為政治動員的燃料。大法官們非但未能超越政治，反而使自己深陷政治泥沼，其獨立、中立的形象將毀於一旦。
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任何試圖以法律解釋「粉飾太平」的作法，都只是飲鴆止渴。唯一的解決之道，在於拿出道德勇氣，坦承錯誤，並尋求補救。
最直接、也最負責的作法，便是由憲法法庭自身啟動內部機制，承認該判決因違反法定程序而自始無效（void ab initio），並擇期重新召集足額大法官進行評議與裁判。這固然會讓憲法法庭顏面盡失，但卻是重建司法信譽的唯一機會。一次誠實的錯誤修正，遠勝過一百次蒼白的辯解。它向全國人民傳遞了一個清晰的訊息：沒有任何機關，包括憲法法庭自己，可以凌駕於法律程序之上。
這場「不足額決議」的風暴，是危機，也是轉機。它迫使我們重新審視程序正義在憲政體制中的核心地位。憲法法庭的判決，不應是變魔術，從一個不合法的程序帽子裡，憑空變出一隻具有法律效力的兔子。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當魔術師的伎倆被揭穿，掌聲終將化為噓聲。我們期待的，不是一場自欺欺人的表演，而是一次回歸法治初心的莊嚴宣示。這將是決定我國憲政未來走向的關鍵一步。 （相關報導： 大法官判決恐加劇憲政危機？林濁水示警3現象：惡劣狀況「恐進一步升高」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