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教育》「托育監管雲」是製造更多問題，不是兒童保護的答案！

近年，面對頻傳的虐兒事件，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通過《兒童托育服務法》草案，草案中要求托嬰機構全面裝設監視器，並進一步透過雲端科技，將影像即時上傳至「托育監管雲」，供家長遠端查閱。乍看之下，這似乎是政府對兒童安全的積極回應，但仔細檢視，此舉不僅未解決根本問題，反而暴露了治理思維的懶惰與結構性責任的卸除。當國家選擇讓監視器成為治理的核心手段時，我們有責任提出質問：這樣的「透明」，是否只是對制度改革的冷處理？

行政部門強調監視器的設置與雲端上傳，有助於蒐證與事後究責，但這種「以錄代管」的治理方式，早已在無數案例中證實無法預防虐兒事件。事實上，多數事件發生於早已設置監視器的托育機構。也就是說，監視器從來就不是預防機制，而是延遲啟動的懲罰程序。

誠如法國哲學家傅柯於《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指出這種日復一日的雲端監控，讓教保人員暴露在不特定監看者的視線中，行為、語調與策略都被迫收斂為「不惹爭議」的範本。這不是提升專業，而是壓抑自我與順從規訓。

技術性治理掩蓋制度性失能

教育部與衛福部在回應社會壓力時，選擇了最低成本的回應方式：監視器裝設、資料上傳。這種技術治理的做法，實際上是對制度失能的遮掩。真正該被追問的，是托育機構內部為何容易產生情緒失控？是什麼樣的職場結構讓教保人員難以承擔每日的照顧壓力？

此外，《兒童托育服務法》草案援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七條之一，擴大監視器設置的適用範圍，從原本的「托育中心」延伸至包括「公共托育家園」等所有托育機構。表面上，此舉似是制度一致化的合理延伸，實則掩蓋了法律適用對象的本質差異。托育中心多屬機構型服務，具有一定的空間與制度化架構。新草案擴大監視器設置對象，涵蓋所有托育機構，卻忽略了不同型態托育場域的差異。居家型與小型托育服務原本仰賴細緻的情感連結，卻被迫納入制度監控的視野之中。

根據衛福部與立法院對虐兒事件的分析中指出虐兒事件多與教保人員情緒耗竭有關，主因包括：高師生比、低薪資、缺乏支持系統與過度勞動。但政府並未優先處理這些根本議題，反而選擇讓監控成為「治理的替代方案」，形同政策逃逸。

參與者變成監視者

在托育現場，家長對於孩子安全的焦慮是真實存在的。但問題在於，當國家政策將家長的「知情權」轉化為「隨時監看權」，不僅破壞了親師信任，也徹底扭曲了教育關係。

《教育基本法》第八條明文保障教育人員的專業自主，而「家長參與」的本意，是透過合作促進兒童最佳利益，而非以消費者姿態進行教學干預。原本應該合作的親師關係，如今被轉化為不信任的監控視角。專業教保也被迫演出「取悅家長」的表演，孩子的學習反而成為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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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到，不代表看得到真相

有些家長會問：「如果沒問題，為什麼不能讓大家看？」但這樣的想法忽略了一點：看得到，不代表看得懂。家長觀看影像時，可能只看到孩子被提醒或哭泣，就聯想到不當對待。然而老師面對的是整個班級，須因應每位幼兒的特性進行差異化教學。有時的安排是為了培養情緒調節或社交能力，這些專業判斷往往無法從片段畫面中被理解。

例如2023年底，有家長向議員投訴臺北市某幼兒園疑似虐童，影片中出現老師拉扯、吊掛孩子的畫面，引發社會譁然。但事後調查發現，孩子為特殊生，教師依醫療評估及與特教老師、家長的會議討論，設計個別化體能課程，並無不當對待。如果僅根據影像片段判斷，很容易誤解老師的教學用意，甚至破壞原本努力經營的親師信任。真正需要的，是建立能討論、理解、彼此信任的制度，而不是仰賴監控來解決問題。

血汗幼教才是真正的風險

根據《自由時報》2025年〈自由日日Shoot〉專題報導，全臺每年幼保系畢業生逾五千人，但進入托育現場者不到三分之一。背後主因即是「血汗職場」：低薪、高壓、缺乏專業發展路徑。

多位受訪教保人員指出，他們每日超時、高壓、低薪，以及在《教保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辦法》嚴格檢視下，更動輒得咎。平常毫無餘裕的備課與教學空間，還須負擔行政事務與意外處理；更有部分準公共教保員「同工不同酬」，甚至月薪僅約三萬。在這樣的條件下，流動率高、職場士氣低落、人才出走，根本不是偶然，而是結構性災難。當國家無視現場勞動條件與專業流失，卻寄望透過雲端影像監管就能解決兒虐與信任問題，實乃倒果為因、緣木求魚。雲端監控，保障了誰？

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地追問：當雲端平臺涉及第三方廠商與外包維護，是否就意味著兒童隱私已進入商業資料鏈條中？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十六條：「兒童之隱私、家庭、住家或通訊不得遭受恣意或非法干預。」美國的《COPPA法案》亦明文禁止對十三歲以下兒童任意蒐集影像或個資。反觀目前的托育監控設計，竟以「家長有需求」為由，將整個空間內影像無差別的上傳雲端，卻沒有對影像中「非本子女」的幼兒進行任何保護與模糊處理，這不僅違反國際人權標準，更是一場潛在的資訊災難。

教育部該做的是信任修復，不是監控輸出

若教育部真以「兒童最大利益」為優先，理應肩負起信任修復與制度建構的重責大任，而非將政策簡化為「裝監視器」與「上雲端」的消費性解方。政府應聚焦三大方向：改善教保勞動條件、建立有效申訴制度、重建親師合作的教育夥伴關係；並且推動教育理念重建，使家長的參與不只是旁觀與監督，更應該承擔家庭教育的責任，與教保人員攜手合作共育。

當我們談幼兒保護，不能只談技術上的「清白證明」，更應談制度上的「責任承擔」。否則，我們只是用數位監控的糖衣包裹治理的怠惰，讓本該以尊嚴與信任為名的托育改革，最終演變成權力擴張與人權退縮的合謀。

真正的托育改革，不是把機構變成直播間，把責任上傳到雲端。政府應制定能保障兒童與教保人員權益的政策，打造合理且支持性的勞動空間；家長應回歸教養的主體角色，理解陪伴與信任的重要性；教保人員則必須肩負其專業責任，回應幼兒的發展需求與教育使命。唯有在制度支持、家庭承擔與專業實踐三者之間建立新的托育契約，才能真正守護孩子的權益，而非用監控取代信任，用技術遮掩失能。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 （相關報導： 點教育》AI太早進入教室，國小學生還能好好「思考」嗎？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