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嘉宏專欄：從制度警訊到文化韌性─台灣正在「菲律賓化」嗎？

一、什麼是「菲律賓化」？──政治社會交乘崩壞的代名詞

「菲律賓化」源自對台灣人長期以來對菲律賓戰後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性衰落現象的概括描述，得力於巴士海峽一水之隔，台灣人對菲律賓不僅只是地緣近接而相對更加知悉其情況，加上菲律賓是台灣主要的外籍移工來源國之一，僅次於印尼和越南，尤其在外籍配偶、製造業和家庭看護工領域，他們扮演著重要角色，台灣人因此有機會更深入了解到菲律賓的方方面面。儘管「菲律賓化」一詞，象徵著經濟發展低滯、民主制度名存實亡、國家治理全面失衡的狀態；「菲律賓化」不是台灣人在驕矜自傲，更多的是台灣人焦慮自己正在重蹈他人覆轍的警惕。

6月20日，媒體報導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HelloSafe」日前公布，2025年旅行安全指數，這家聚焦於旅遊保險銷售的網站把菲律賓的危險評分高達82.32（最危險評分為100），被列為全球最不安全的國家。當然，菲律賓立刻嚴重抗議，這個網站也只是把菲律賓從名單上移除，並沒有做出任何澄清。所以，不只是在台灣，「菲律賓化」應該不會是正面意義的詞語；而在國際上，也是有相當一致的評價，很難因為一時政治力而改變。

一度是二戰以後的亞洲民主櫥窗、亞洲國民所的最高的菲律賓，如今在長期對原殖民統治者的「依賴經濟」下，共和的政體卻被貪腐腐蝕了民主制度，政黨成為政治家族與壟斷勢力網絡的延伸，選舉僅是幾個傳統寡頭權力的更替。政治世襲與酬庸橫行，導致地方與中央利益固化，改革難以推進。民粹主義與宗教族群動員取代理性政策辯論，社會撕裂、家族惡鬥與政黨對立的加劇從不曾停止。經濟層面，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平等使階層流動停滯，菲律賓高度依賴輸出勞務所換取的海外勞工匯款以支撐國內經濟結構。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不獨立，削弱社會公義與治理效能。這些種種，民主最終淪為形式主義的選舉儀式，不僅直接影響了國家的治理能力，也對民眾的生活造成了普遍而深遠的影響，最終導致社會的不穩定與經濟的衰退，在一個又一個無止盡的惡性循環中無法超生，成為比較政治上「民主失靈」的典範案例。 （相關報導： 國防軍人才流失嚴重，澳洲政府祭出「百萬獎金」留才：續約3年就能拿 ｜ 更多文章 ）

對照比較台灣，台灣在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印象已經褪色，台灣曾是所謂的「東亞民主模範」，但近年來逐漸出現類似「菲律賓化」的風險。政治上，家族世襲與派系固化明顯，政黨政治派系化的運作，兩黨分別被門宦士族集團或派系主導人事、預算和政策利益的分配，目前更形同是一個「政治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大小派系共治聯盟）」，在一個政治閉環或密室中喬事，如此一來，不僅經由理性與民主評估，具有前瞻性的政策，難以出台，連政策延續性與專業性也雙雙流失，治理信任危機加劇，民主淪為形式，缺乏實質改革與自我修正的能力。社會高度「極化」，國家、族群和政黨三個層次的對立深化，政治辯論轉為媒體鏡頭前的反派行為藝術和仇恨表演，網路與媒體生態放大極端立場，理性對話空間消失。加上青年低薪與就業困難，高學歷者大量出走海外，基層勞力則依賴移工支撐，造成雙向流失與社會分裂，導致國家競爭力下降。因此，菲律賓化的「再現風險」，正是台灣面臨的潛在危機。

二、「菲律賓化」的風險輪廓：人才不斷輸出與勞力依賴輸入

不能否認的，台灣在美國支持下於二戰後迅速工業化與民主化，建立較完整的法治與公民社會；但是，優勢正逐漸消退成為歷史，政黨惡鬥或族群撕裂耗盡了統治階層的精力，人口與產業結構轉變衝擊了方方面面的制度脆弱。政治封閉不多說了，人才外流正將台灣推向「盛衰交叉點」，若無法強化治理效能與開放參與，步入「菲律賓化」的治理困境其實就在眼前。

台灣長期以來被視為東亞經濟與科技發展的典範，擁有高水準的教育體系與世界級的科技產業，尤其在半導體領域。然而，近年來，高階人才外移與基層勞力依賴外籍移工的現象日益明顯，形成「菲律賓化」的風險輪廓，導致經濟與社會的空洞化。

菲律賓作為全球勞務輸出大國，其經濟結構高度依賴海外勞工匯款來維持國內家庭與經濟循環。根據統計，菲律賓籍護理人員是美國護理人力中一個重要的外來族群，根據一份美國醫學協會雜誌的報告，大約25%的美國菲律賓裔成年人從事一線醫療工作，但是菲律賓裔的人口僅佔美國的1%。

台灣的高階人才也因薪資待遇、職涯發展或生活品質等因素，早就出走成為台商、台幹並在後來二次外移到東南亞，選擇赴美、歐洲、日本或新加坡等地發展的，累算下來，自然也不在少數。目前這一波外流不再只是單身技術人員，而是「家庭單位」的整體遷出，以台積電為例，其於美國亞利桑那州、日本熊本與德國德勒斯登的設廠，吸引大量本國工程師與製程技術人員外派，估計2023年底派駐人數已超過1000至2200人，許多產業鏈上下游供應商也跟隨前往，形成一波「產業鏈整體外移」的現象。

與此同時，台灣的基層勞動力結構也面臨嚴重依賴移工的現實。照護產業、農漁業、製造業、大眾運輸等基礎產業，大量仰賴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的移工補足勞務人力缺口。截至2024年，全台移工人數已突破73萬，其中約21萬人為看護與家庭幫傭，另外近52萬為產業移工。 （相關報導： 國防軍人才流失嚴重，澳洲政府祭出「百萬獎金」留才：續約3年就能拿 ｜ 更多文章 ）

「菲律賓化」不是在說政治面向而已，而是說台灣這就形成一種複製菲律賓的政經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高階科技人才、醫療專業與學術人力離開本土，成為競爭體系中的他國中堅；另一方面，國內基礎產業則仰賴外來人力支撐，無法自行升級、永業成長或吸引本地青年投入。人才不斷輸出與勞力依賴輸入的雙重流動也牽動了台灣人口結構與家庭形態的轉變，如果台灣向菲律賓一樣被美國殖民統治過，也是一個高度英語化的社會，人力外移恐怕還只會更嚴重。根據勞動部資料，2021年至2024年間，雖然並未回到疫情前2021年（108年）高峰的約 739000 人，但在2021至2023年間從31.9萬攀升至62.1萬，確實接近翻倍成長，台灣在輸入外勞的同時，自己同時也是人才輸出大國，輸出與輸入數字兩者竟然也大約相當。青年世代外移造成在地育齡人口減少與家庭延遲組建，已婚中產家庭隨產業外移而舉家遷出，使得學校招生不足、地方城鎮凋零、留守長者與年幼子女間的代溝擴大或疏離，加劇獨居照護與社福體系的負擔。

三、階層固化與政治甄補的家族化危機

「菲律賓化」的另一個面向是指國家發展呈現結構性不均，海外就業人口大量增加、青壯世代外流，導致本地勞動力與家庭結構斷裂，同時政治與經濟權力集中於少數世襲菁英手中，向上流動通道遭到封鎖，年輕世代進入治理體系的機會日益稀少。

台灣的危機正在於此。當年輕人選擇外移、追求海外發展，本地卻缺乏能真正開啟社會升遷的制度與機制──政治甄補逐漸家族化、政黨提名制度朝向世襲與派系固化傾斜，即便青年學歷再高，若無家族背景與派系奧援，也常淪為政治邊緣人。不是選擇攀附、委身某派，就是被迫劍走偏鋒，或直接退出政治舞台。

所幸，台灣尚存幾個重要制度支撐：如國家考試制度、公平性較高的大學入學機會，以及普及與多元的教育體系，這些仍提供部分非世家出身者翻轉命運的可能。但如果這些制度受到侵蝕，台灣將更接近「菲律賓化」的結構──由政治寡頭主導、家族壟斷經濟資源，年輕人不是逃離就是被排除在外，進一步加劇社會階層固著與政治失能。

在此背景下，雖然整體政治環境趨於極化，仍有少數政壇人物採取務實穩健的中間治理路線。他們雖說多半出身政治家庭，但重視協調與行政節奏，避免捲入高度政治對立，展現出一種「協調型」治理風格──不張揚、不對立，致力於鞏固制度與派系資源整合，進而為體制延續提供穩定力量。這類領導雖缺乏激情支持，卻可能成為避免體制崩潰的重要保險閥。

特別是在兩岸關係持續緊張之際，有部分地方首長選擇政治緘默策略，專注市政與招商、維持產業穩定，在地方執政團隊中培養幹才。他們透過避免高調政治表態，創造出地方層次的「第三空間」，避免與中央或北京直接對撞，並可能成為未來兩岸互動中的潛在協調者與和平窗口。特別是在南部重工業與港埠城市中，這種地方務實治理策略更顯重要，因其維繫的不僅是地方經濟命脈，也可能成為抵禦國家結構失衡的最後屏障。

四、文化韌性與海外政治參與：台灣人是「華人世界的猶太人」？

當今的台灣，既然辭根散作九秋蓬是一個難以挽回的趨勢，台灣人長期以來展現出強大的文化韌性與適應力，有一種說法形容台灣人是「華人世界的猶太人」。首先，猶太人與台灣人皆極度重視教育，視知識為翻轉命運與強化族群競爭力的核心資本。這種文化驅動的知識追求，使兩者在科技、醫學、學術等領域皆展現亮眼表現，將教育轉化為整體族群的向上通道。其次，兩者也展現出優異的國際適應力與移民韌性。猶太人在全球流散中能迅速融入當地並建立影響力；台灣人自1980年代起大量赴海外發展，不論在矽谷、東南亞或歐洲，都能建立穩定社群與產業鏈。這種靈活的全球戰略，使台灣與猶太人一樣，在國際體系中維持高適應性與能動性。在經濟層面，猶太人長於金融、法律與創投，台灣則以中小企業與科技代工為主體。兩者皆能以有限資源創造高效率，並善用社群網絡與信用體系積累經濟實力。這種高度紀律與靈活經營結合的經濟文化，使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保持穩健地位。 （相關報導： 國防軍人才流失嚴重，澳洲政府祭出「百萬獎金」留才：續約3年就能拿 ｜ 更多文章 ）

更深層的共通點在於「少數民族式的生存焦慮」。猶太人長期面對外部壓力，強化文化凝聚與內部教育體系；台灣則在主權不確定與地緣孤立中，發展出一套彈性的生存戰略。兩者皆在不利條件下尋求穩定與主體性，從邊緣中開創中心地位。儘管台灣缺乏統一的民族神話與宗教支撐，但與猶太人一樣，透過教育、經濟與全球行動力，維持命運自主。

然而，這股文化韌性與全球動員力，卻因制度缺口而面臨斷裂危機。當前「不在籍投票制度」的缺位，使大量移居海外、深具國際經驗的高端人才無法實質參與家園政治。這不只是選票的遺失，更是國家與人民之間忠誠與情感連結的流失。若長期缺乏制度保障與政治參與機會，海外台灣人對民主的情感將逐步稀薄，甚至轉向他國政治社群，這將對台灣的民主根基構成慢性侵蝕。

因此，推動海外台灣人不在籍投票，不只是行政改革議題，更是民主深化與文化延續的制度工程，畢竟沒有政治參與哪來的政治忠誠？沒有政治忠誠也只會是在地化一途，難以回頭。唯有制度設計回應台灣人展現的文化韌性與全球網絡，讓身在海外的台灣人持續參與政治、發聲表態，國家才能在全球地緣政治競爭中保持內聚力與認同穩定。

台灣正面臨一場深刻的雙重挑戰與機會。在政治派系逐漸世襲化、青年向上流動通道日益封閉、人才持續外移以及治理信任感流失的背景下，社會正站在「菲律賓化」的十字路口。若制度改革無法及時推動，權力持續集中於少數寡頭和政治家族，台灣的民主將淪為形式，結構性排除問題將難以破解。年輕世代面臨無法改變體制的困境，只能被動逃離，造成人才與活力的嚴重流失。

然而，台灣並非毫無希望。類似猶太人在全球流散中堅守文化主體性，台灣社會仍擁有三股強大的力量：深厚的文化韌性、成熟的公民意識，以及少數中道穩健、重視協調而非投機的政治人物。這些政治人物雖不激進張揚，卻在極化與民粹的夾縫中維持制度節奏和治理穩定，為社會提供寶貴的緩衝與信任基礎。

特別是在兩岸高度緊張的情勢下，一些地方首長選擇保持政治緘默，專注於市政治理與產業穩定，逐漸形塑出一種務實治理的「第三空間」。這不僅避免了與中央或北京的直接衝突，也為未來兩岸互動與社會穩定留下了重要的調節空間。唯有依靠這樣的文化底蘊與制度創新，台灣才能真正超越「菲律賓化」的陷阱，維繫社會內部的流動性與公平正義，打造出一個兼具韌性、競爭力與包容性的永續民主社會。

＊作者為輔英科技大學教授 （相關報導： 國防軍人才流失嚴重，澳洲政府祭出「百萬獎金」留才：續約3年就能拿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