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4日美國中部休士頓時間凌晨12:02分,最後一位中國大陸飛越駝峰的「中航」華人飛行員鄧重煌,在家人陪伴下,安詳辭世,享耆壽99歲。
鄧重煌福壽滿盈,但是他的家人與親友,面對這位一生經歷不凡、歷經人生起伏的長者,仍滿懷不捨與深深依戀。
鄧重煌,1938年2月攝於四川成都
有「硬漢子」之稱的鄧重煌,1915年出生於廣州,1934年進入廣州嶺南大學就讀,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他為了響應愛國參軍,因此考進黃埔軍校15期。後來又進空軍軍官學校第12期學飛行, 1941年回到廣州嶺南大學復學,並獲得農業科學士學位。
1943年12月鄧重煌考進中國航空公司 (China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經錄用後被派到印度加爾各答 (Calcutta) 接受短暫的嚴格訓練,一個月後即上機飛「駝峰航線」,直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
鄧重煌珍藏的CNAC徽章
中國航空公司簡稱CNAC,1929年成立,是中美合資的航空公司;總共投資300萬美元,當時中國交流占55%、美國占45%。1933年美國汎美航空公司加入。戰爭期間,中美利用該公司的中印航線,開闢了著名的「駝峰航線」。
該航線是穿越印度、緬甸與中國的空中航線,二戰期間由印度阿薩姆邦飛越喜馬拉雅山至中國雲南昆明、四川等地向中國送補給的重要空運路線。「駝峰航線」(Hump Flights )的機長大多數為受顧中航的美國飛行員,副駕駛、機組服務員則以華人為主。
「駝峰航線」在抗戰史上最大的貢獻,為當年戰爭時期的中國空運海外援助物資。駝峰航線也是世界航空史和軍事史上最為艱險的一條運輸線,全長約500英里。 當年飛行員所飛越的山峰起伏連綿,宛如駱駝的峰背, 故有「駝峰航線」之稱。當年飛越駝峰的飛行員稱「駝峰航線」是上帝的棄地,也是死亡航線」。
當年飛越駝峰的飛行員稱「駝峰航線」Hump Flights是上帝的棄地,也是「死亡航線」。Audrene and Bob Sherwood 提供
失蹤等於犧牲、犧牲等於失蹤 鄧重煌的家人曾好奇問他,當年飛越駝峰有何難忘的經歷?
他說:「當時『駝峰航線』是二戰期間最危險、也是飛行最艱苦的一條航線。該航線海拔平均在4,500至5,500米之間,最高可達7,000米。對於當時雙螺旋槳C-47運輸機而言,飛行最多不能超過6,000米,幾乎是接近極限,可以說,每一次的飛行都伴隨著生死一瞬。」 從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華空運行動中,美軍共投入約2,100架飛機,與中國航空公司並肩作戰。參與這場行動的飛行員與地勤人員共計84,000人,其中戰鬥人員高達33,477人,他們攜手支援中國抗日戰爭,並付出巨大的犧牲。
這條航線可謂驚險重重,期間大約共有594架飛機失事, 1,659位航空人員英勇殉職。中航亦損失48架飛機,168名航空人員在飛駝峰航線時壯烈犧牲。
對一名年輕華裔飛行員而言,創下此優良紀錄不僅是榮耀,更是用生命換取的成就。幾十年後,鄧重煌告訴家人,「當年的飛行,每一次都是冒險、每一次都是賭博。」
1944年後,隨著飛越駝峰航線犧牲人數不斷增加,本來空勤機組編制除了正,副駕駛外,還有報務員及領航員。然而,由於當時人力短缺,不僅缺報務員,甚至連副駕駛都招不到。因此,在鄧重煌的記憶中,經常是他和機長兩個人飛,一切都得仰賴自己。 1944年,日本人在「密之那」(Myitkyina)佈署「零式戰鬥機」,頻繁攔截飛越駝峰的美軍與中航的運輸機,使得飛越「駝峰」空運的危險性再上升;這一年,是最為艱難的挑戰。
鄧重煌告訴家人說,駝峰航線上的天氣大部份時間十分惡劣,飛行不分晝夜,且以夜航為主,多數時間需在雲層中飛行。然而,若長時間維持五、六千公尺的高空飛行,機體便會迅速結冰,導致高度下降,甚至可能撞山。因此,飛行員必須盡可能低飛,接近山峰時迅速拉高高度,過了山嶺後立即下降至安全高度。
困難的是當時飛行環境被濃密雲層籠罩,不管是在雲中或夜航中,肉眼無法識別遠距離的山峰。此外,當時尚無GPS導航。鄧重煌與其他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將整條航線的地形都牢記於心,山與山之間的距離也瞭如指掌;在飛行過程中,他們還需即時計算風速和風向,確定飛機飛到下一座山峰的時間與位置。
而美軍的飛行員多為年輕新手,缺乏經驗,也沒有精確的航圖,導致相較於中航飛行員,損失較為慘重。
當時C-47運輸機只配備兩具螺旋槳發動機,若其中一具發動機故障,而飛機又必須爬升更高空又飛不高時,那又是陷入另一場極度嚴峻的挑戰。 每一次出航,當飛行員進入飛機駕駛座位,便迎接生死未卜的挑戰。當飛機穿梭於險峻山嶺,常遭遇亂流、強風與冰霜侵襲,甚至因升高而結冰等危險。飛越駝峰航線的每一次飛行,皆伴隨死亡的威脅、死神隨時蒞臨。若能平安落地、活著回來,無疑是一場勝利。
提到飛越「駝峰航線」隨時有遇難的可能,鄧重煌的哲學觀是「失蹤等於犧牲、犧牲等於失蹤」。年輕的他為了國家,就只知道要打日本鬼子,活著,就要繼續飛行。」
左一鄧重煌CH Tang . 陳達禮Caption T.LChan 空中服務員Stewardess Elizabeth Lan 1946
年輕的歲月,甚麼都不怕 「駝峰」航線基本上呈東西走向,中航的飛行員沿著此方向航行,然而,日本敵軍正好是採南北飛行,飛行半徑正好進入中航航線,企圖截斷南線空運通道。為了降低風險,中航飛行人員不僅需克服嚴峻的地形與氣候,更選擇以夜航為主要方式,更選擇優先飛行北線,以求相對的安全。
「駝峰航線」的氣候惡劣居多,若遇到好的天氣(一年沒有幾次),且恰逢夜航,有些飛行員不想嚴守北線規定,(因南線經常遭遇日本敵機的襲擊,所以中航公司規定飛行員飛北線,),但仍有膽識過人的飛行員甘願冒險以生命為賭注 。鄧重煌說:「南線,北線,都好不到哪裡去,一邊是攀升喜馬拉雅山,一邊是面臨敵機的擊落,我們就順著橫斷山脈的起伏線,盡量低飛。年輕啊,那個歲月,就仗著年輕,什麼都不在乎,什麼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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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記者劉小童曾經訪問鄧重煌,提問當時飛行最大的感受是什麼?他毫不猶豫的回答「就是疲倦」,不管天氣如何,只要戰爭未停止,空運就不能停歇;飛行員沒日沒夜地駕駛,有時一天往返兩次,有時需要完成三次單程飛行。」晝夜飛行使工作人員長期處於疲憊狀態。而鄧重煌向來睡眠不佳,即便身心俱疲,但他仍難以入眠。
大概是1944年12月的某個深夜,他與機長從汀江飛往昆明,在航線途中,輪到他先休息,機長操縱飛機。 儘管他將頭靠在椅背上休息,但雙眼是微微睜開的,視線始終未離開過飛行儀表。深夜,駕駛艙漆黑一片,只有駕駛艙裡發光的儀表指針清晰可見。
當時在睡意朦朧中的鄧重煌,突然感到飛機在盤旋下降,高度迅速減少?他在睏倦中感覺一切似夢非夢,卻又驚心動魄。
他強力掙扎睜開雙眼,竭力扭頭看著機長,卻驚愕發現坐在左座的機長,竟然抱著駕駛盤睡著了。
鄧重煌驚醒了,也驚醒了機長。鄧重煌就在那一瞬間猛力拉桿,且動作迅速,飛機總算被控制。事後,他們發現剛才飛機已經處於盤旋下降狀態,若再過十幾秒仍未改出來,就會進入螺旋失控動作。當時夜色深沉,飛機下方又是連綿山峰,結局肯定不堪設想。 機長睜著布滿血絲的雙眼,感激地看著鄧重煌,他說:「真的是太累了,我雖然握著操縱桿,但不知怎麼就像做夢一樣竟沒知覺了。」 他不斷地重複說,:「幸虧是您,否則就沒救了。」當時的鄧重煌心裡想的是,「應該謝的,是我的失眠。」
每當提到那段駝峰航線的歲月,鄧重煌的心情總是百感交集,有點後怕。
CNAC發給鄧重煌的手鏈,可作識別身份用。
只因年輕,所以無懼 因為是「最難忘的一次」的飛行,所以,至今鄧重煌仍記得該機長的名字 –Shilling。(大概2001年,Shilling曾到中國訪問,但返美不久就逝世。)
那次夜航,鄧重煌和Shilling自昆明飛汀江。剛抵達汀江空域,左側的發動機火警燈突然亮起,機長立即果斷關閉著火的發動機,改以單發(一個發動機)飛行,並準備進行單發落地。 他們已經進場 (Approach 飛機準備下降時對準跑道飛行),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跑道燈突然全部熄滅,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無法辨別地面高度,也無法安全降落。
面對突如其來的險境,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將油門推滿,讓飛機單發拉升。然而「單發復飛」在飛行中被視為大忌,與「無法復飛」同樣極具風險;因此一般情況下絕不輕易嘗試。
然而,當時他們無從選擇,因為若繼續下降,根本不知「地面」位置在哪,無法確保安全著陸。談及此事時,鄧重煌停頓一會,然後緩緩說:「當時從昆明回汀江的航線,通常是空載居多。飛“駝峰”航線時,我們都是在汀江加滿往返所需的油,這次回程時油已經快耗盡了。也因這個理論飛機重量就減輕,我們才得以幸運地躲過鬼門關。
但是當時如果是從汀江飛昆明,飛機肯定是滿載,油量充足,何況昆明巫家壩機場海拔較高,在那種條件之下,「單發復飛」絕對不可能,若真發生這種情況,結果必定是墜機,無法倖免!」
事後打聽,原來是他們飛機上的「敵我識別系統」(IFF)故障,沒有發出「應答」訊號,地面工作人員誤以為是日本敵軍空襲,遂關閉所有燈光,隱藏機場。
當時已是92歲的鄧重煌回憶道:「當時可以說是不幸中的萬幸,我們又一次活著回到陸地上。那天下午,我又馬上繼續飛行,回想這段經歷著實有些害怕。那時,卻真是不知道害怕這兩個字,或許是年輕,沒有牽掛吧。」
左起陳達禮、 周炳、鄧重煌、 潘國定等中航老同事於1984年 11月在北京歡聚一堂;他們也是1949年11月 9日「兩航事件」的主要成員。
回首「駝峰航線」往事 曾在駝峰航線創下英勇事蹟的鄧重煌,也有些令人心痛的過往。
抗戰勝利後,鄧重煌繼續在中國航空公司飛行,並於1949年11月9日參加了當時震驚中外的「兩航事件」–擔任北飛正駕駛。當時共有12架飛機由香港飛到北京和天津。
然而充滿抱負歸國的鄧重煌,卻在45歲遭遇無故停飛,並於1968年3月14日以「組織叛逃罪」被囚禁。當時,他的大兒子鄧揚之才14歲,為了尋找不知下落的父親四處奔走尋覓。
在文革期間受到政治迫害、無辜被關押在軍區看守所長達7年4個月之久。 直至1975年7月14日,他才獲釋回家,重新恢復自由。
隨後,他擔任中國民航成都管理局訓練處副處長、 科委辦公室副主任。並於1984年11月從工作崗位退休。1985年他被獲選為四川省第七屆人民代表員。 直到1988年,因兒子鄧揚之赴美留學定居,他與妻子鄧慧儒也移居休士頓。在兒子家後院菜園種菜種花,讀報看書,與兒孫共享閒居之樂。
回首「駝峰航線」的歲月,許多驚險歷歷在目,幾次與死神擦身而過,在絕境中求生。他憶起昔日同學、同事,親密戰友,昨夜還在同一房間共度時光,可是隔日景物依舊,人卻已不在。還有曾經一起說笑吃早餐,可是中午就傳來「失蹤」不幸消息。
媒體問他這段辛酸事,當時已經90幾歲的鄧重煌淡然一笑說:「算了,這件事情對我而言已經沒有意義,也不重要了。」
CNAC 9-11-11左起作 者王育梅 、CNAC飛行員鄧重煌兒子鄧揚之、CNAC理事Eva、會長 Peggy、CNAC前空中小姐文居堂、理事Craig。攝於2011年CNAC66周年年會
2011年的感恩節,對住在德州的Kerrville、休士頓的中國航空公司(CNAC,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Association)協會會長Peggy Maher,與休士頓的鄧揚之,是具有深遠意義的日子。
他們的父親Bill Maher上尉、鄧重煌,曾經於中日戰爭期間,加入中國航空公司(CNAC)的駝峰航線。經過半個世紀歲月,當年幾乎已被遺忘的一段中美聯袂抗日與戰場上動人友誼歷史,再度被掀開。
今年7月以91歲高齡過世的Bill Maher,於1944加入CNAC,在中國飛越駝峰期間,曾護送前總統蔣中正與蔣宋美齡到西安。現年96歲的鄧重煌,與兒子鄧揚之住休士頓,是空軍官校 第12期畢業,1943年12月加入該公司,一個月後即飛「駝峰航線」,直到抗戰勝利。
曾在駝峰航線創下英勇事蹟的鄧重煌,也有些心痛的往事。他回歸中國之後,曾被套上「組織叛逃罪」被囚禁,後來來到美國,並與CNAC聯繫上。Peggy Maher與CNAC會員們好奇這段過往。
2011年8月鄧重煌的兒子鄧揚之與CNAC組織取得聯繫,成為CNAC年會嘉賓,讓這些美籍飛行員後代與會員,又找到一位中航的華人飛行員與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