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的先後開鑿，以及輪船的使用增多，並未終結那些更傳統的跨洋方式。飛剪式帆船（Clippers）和大型鐵身帆船（Windjammer）繼續遠航，運送茶葉、穀物及其他基本貨物。畢竟風是免費的，煤是要花錢的。儘管如此，到了十九世紀晚期，船舶使用方面的巨大變化已經很明顯。跨越大西洋的客運越來越多由大型遠洋輪船承載。隨著逃離愛爾蘭饑荒、義大利貧困或俄國迫害的移民，排隊等候經過紐約新落成的自由女神像（上面有艾瑪．拉撒路〔Emma Lazarus〕歡迎移民的詩文），跨洋客運量大增。自由女神像是在法國而不是美國鑄造的，在一八八五年由一艘法國輪船分塊運到紐約。不言而喻，這波移民潮的規模遠遠超越過去歐洲人跨越大西洋的涓涓細流。除了移民以外，跨洋來到美國的，還有商人和較富裕的訪客，不過他們通常會待在船上更舒適的地方。他們願意在一艘遵守相當可靠的船期表、具有高標準的舒適性和安全性的船上，度過一個星期左右。但是在一九一二年，「永不沉沒」的皇家郵輪「鐵達尼號」沉沒了，證明輪船的安全標準沒有大眾相信得那麼好；但在這場災難之後，人們更密切地關注安全標準，特別是救生艇的配備。
早期的輪船存在很多風險：一八四〇年，薩繆爾．康納德（Samuel Cunard）因為堅持「安全第一，利潤第二」，而獲得一份跨大西洋的航運合約。有一家航運公司失去兩艘輪船，因為船長（似乎）試圖證明他們能以多快的速度穿越大洋。一八六六年，按計劃前往墨爾本的輪船「倫敦號」（London）在從普利茅斯出航不久後沉沒，導致兩百七十人喪生。這艘船除了六十九名船員之外，還載了兩百二十名渴望在澳大利亞開始新生活的乘客。「倫敦號」裝載太多重物，可能有多達一千兩百公噸的鐵和五百公噸的煤，以至於在風平浪靜的條件下，船的甲板只高出水面三．五英尺。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例子，但類似的事故很常見：在這個時期，每六艘從歐洲航向美國的客運船隻中，就有一艘最終沉沒（這並不等於每六次航行中就會有一次以海難告終）；據說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四年間，有超過四百艘船隻在英國附近沉沒。正如二十一世紀的跨地中海移民潮表明的，人們有時非常願意將生命託付給不安全的船隻；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初的移民也是如此。十九世紀海上交通（特別是跨大西洋交通）的大幅成長，導致越來越多的海難。快速的工業化既帶來新的便利，也帶來新的危險。批評者認為，無良的船主非常樂意向勞合社（Lloyd’s）索賠：「富商興旺成功，但是無價的人命怎麼辦？」 （相關報導： 書頁下戰場》當城市不再被信任，誰還在替我們與世界對話？—從六部著作看見香港，港口外交的未竟之路 ｜ 更多文章 ）
當時的英國即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強國，和橫跨三大洋的大帝國的主人，並且高度依賴海上貿易，所以不能容忍這種狀況。顯然議會需要密切關注海上安全問題，而這場運動的領導者是薩繆爾．普利姆索爾（Samuel Plimsoll），他以煤炭商人的身分起家，根本沒有航海背景。他設法為自由黨贏得下議院的一個席位，並為改善海員的安全進行長期而激烈的宣傳。他獲得大批追隨者：一八七三年，一艘運送羊毛的飛剪式帆船以他的名字命名，人們還為他創作歌曲和詩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