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時的一代VS趕上改革的一代─：《上海迷宮》選摘（2）

二○一六年五月二日，我們一家三口人從北京來到倫敦，開啟一段新生活。我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那個夏天。在新中國成立不過五、六年光景的時候，那對帶著女兒的青年夫婦，為什麼從繁華的上海搬到了當時落後貧窮的山東？他們在尋找什麼？他們是否如我們遷來英國一樣，為獲得一份自由生活而充滿憧憬？

過去，我瞭解到的故事的大致輪廓是：外公是上海淮海路做活兒的一個裁縫，五○年代作為支援山東建設的技術工人來到濟南工作定居。他們同一批來了好幾個上海師傅，都攜妻帶子。我還認識其中一、兩個。他們在春節會互相走動，用上海話交流，保持著同鄉之誼。他們有相似的生活習慣：整潔、體面、會過日子，愛吃濃油赤醬的紅燒肉。他們的生活水準似乎也比周圍山東人為好，因此流露出些許優越感。

我還記得，在外公與外婆所居住的大雜院裡，在一群大嗓門的山東鄰居中間，他們永遠改不了的上海鄉音是如何突兀和具有喜劇色彩。

現在想來，外公與外婆移民到山東之後，所承受的因環境改變帶來的心理衝擊是巨大的。我的記憶中還殘存了一些碎片：情感外露的外婆時常在我耳邊嘮叨「想家啊」、「可惜回不去了」一類的話。外公、外婆帶著幼時的我去過兩次上海浦東鄉下老家。外公的姐姐住在老房子盡頭的一間角屋，陰沉的磚土地面，牆角有一張烏黑的中式大廂床。記憶裡外公、外婆總是恭順地站在床邊跟姐姐講話。外公的姐姐裹著小腳、說著難懂的上海方言，似乎年老體衰，總是坐在烏黑的老式大床的床沿上，不怎麼動，床腳地上擺著一隻棗紅色馬桶，那種不美妙的氣味一直留在我記憶裡。

我上幼稚園的時候，有一次外婆接我回家，途中收到上海發來的電報，得到了外公的姐姐去世的消息。她當街放聲痛哭。外婆崩潰的樣子讓我手足無措。那一幕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無法磨滅。後來我才明白：姐姐死了，外公與外婆跟故鄉最密切的、也是最後的紐帶斷掉了，故鄉再無容身之所。外婆的痛哭是對漂泊的命運所表達出的深切哀悼。

我十九歲的時候第一次強烈感受到身為「異鄉人」的滋味。那年，外公與外婆相繼在十五天裡病逝——外婆是因為肝腹水，她離世後，外公過度悲傷誘發心臟病搶救無效。一連串打擊襲來後，父母陷入了手忙腳亂——他們竟然完全不懂得如何操辦符合濟南禮數的葬禮，「咱們外來戶什麼都不懂啊！」我記得父親這樣絕望地說。父親的親戚大都在膠東老家，沒人指點迷津。我媽媽沒有兄妹、在那個年代這很少見。他們突然意識到了作為形單影隻的「外來戶」的尷尬身分，原本四平八穩運轉的生活露出了窘迫底色。最後在老濟南鄰居指點下，給一對漂泊的上海老人按照山東老禮下葬，勉強算是「規矩」了。

外公與外婆在濟南生活了近四十年，一九九一年相繼過世，葬在濟南郊區山裡的公墓，墓園離他們居住的房子六十公里，離上海老家八百公里。我猜想：他們至死都在做夢能回老家吧？ （相關報導： 中國走出自己的路─沒有合意統治傳統，不表示沒有問責觀念：《民主的擂台》選摘（3） ｜ 更多文章 ）

外公與外婆的去世令我第一次意識到，我的家庭、包括我自己，都跟生活的地方沒有深切聯繫。我們一家人在濟南生活，其實不屬於濟南，濟南只是一塊暫住地，按部就班的生活讓我們忽略了這點。我沮喪於這個發現，產生了逃離的衝動。

老人家來到習俗迥異的地方生活，並非出於本意。他們這一批上海人集體來到濟南，表明是一種統一安排，或者可以說是「回應國家分配」。我父親流落濟南倒是自願的成分多一些。他是長子，下有三個弟妹，負擔重，一九五九年通過激烈的競爭，考取了山東省歌舞團，成為拿國家工資的舞蹈學員，為緩解家庭口糧的緊張局勢做出了卓越貢獻。

父親來濟南時才十三歲，身上只帶了五元錢——我奶奶給他的全部盤纏。在熬過了舞蹈學員的艱苦培訓之後，後來的多數時間只是在舞台上跑跑龍套，飾演歌劇中的「土匪乙」、「群眾丙」一類角色。三年之後，大概發現沒什麼前途，轉業進入了山東省博物館。在新行當，父親依靠勤奮和悟性，成長為一名優秀的書畫裝裱專家。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文物出土，他和另外兩個同事，一根根清理出了著名的《孫子兵法》漢簡——這成了父親一生驕傲的資本。我讀初中的時候，有一天晚間在中央電視台《歷史上的今天》節目中，畫面帶到日本《讀賣新聞》上一張父親清洗漢墓竹簡的老照片，第一次瞭解到父親的工作對於傳承中華文明做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

我總是記得，父親回憶年輕往事時喜歡講的一段故事：剛結婚那會兒，為了解決肉類攝入的不足，父親有幾次在半夜裡爬到單位一棟年久失修的清代老樓上捉野鴿子。他拿著手電筒，躡手躡腳、屏住呼吸，木板樓梯上到處是鴿子蛋，蛋殼發出青色螢光。鴿子一見燈火，就呆若木「鴿」，動彈不得，手到擒來，蛋鴿分裝，回家扔到水缸悶殺，褪毛下鍋。早晨就聞到了肉香。

父親的述說給少年的我種下了一幅畫面：一隻代表了生命和希望的鴿子蛋，散發著青色的螢光。

同樣我也記得，當爺爺病危的消息從青島傳來，父親在飯桌上因悲痛而失態。神態和當街慟哭的外婆何其神似！他們對漂泊的命運發出了共同的詠嘆。那一刻，鴿子蛋上的青色螢光完全暗淡、消失。

在我看來，父親有點「生不逢時」。他骨子裡是一個渴望自由的人，他成長在一個動盪時代，建立了家庭，在體制內成為一名技術專家，工作性質塑造了他謹慎小心的性格，他努力維繫著生活的穩定，這和他內心追求自由、奔放的一面形成了衝突。隨著九○年代市場經濟大潮的到來，生活壓力驟增，看著技不如他的那些所謂專家在書畫市場上混得風生水起，賺得盆滿缽滿，而他卻不得不在單位裡受困於評選職稱和人際關係這些瑣事，無力擺脫。他有很多人生計畫，但是手腳被束縛住了，活得很累很辛苦。父親後來得了癌症，我懷疑跟他的鬱結心境有關。

我成長的年代趕上了改革開放，一夜之間，中國告別了節奏緩慢的步伐，走上高速發展之路，不疾不徐的童年一去不返。回過頭看，這種改變的規模和速度都十分驚人，以一種集體主義的、全民動員式的方式進行。颶風過處，落葉滿地。像我們的家人，都不是先知先覺的人，一直在過去的體系按部就班運轉，也真的被一股歷史大潮捲進入了新時空，至今帶給我極大的疏離感。 （相關報導： 中國走出自己的路─沒有合意統治傳統，不表示沒有問責觀念：《民主的擂台》選摘（3） ｜ 更多文章 ）

我選擇了一條跟父輩們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拜時代所賜——我讀大學的時候開始自費了，畢業的時候開始自謀職業了，工作時開始取消固定工而改為合約制了。總之記憶中一直貫穿了動盪不安。我跟父母的關係缺乏詩意，父親特別執著於家庭秩序，而我一直在極力掙脫秩序，青春期的叛逆在我和父親之間投下了長期的陰影。畢業後我一頭扎進了新聞業，希望憑藉寫作手藝可以名利雙收。父親去世後，我幾乎是迫不及待逃離濟南，來到北京。我急於擺脫那種無處不在的束縛和精神壓力，像一條饑餓的野狗，對於任何攔路的東西都想狠狠咬上一口。

北京彙集了幾乎全中國所有渴望逃離禁錮的年輕人，那種心有戚戚的氛圍令積壓心頭多年的陰影驟然消失。我在北京延續了記者生涯。我和父親在某些方面很像，對待自己的事業充滿了理想色彩，相信「技不壓身」。憑藉勤奮和少許靈氣，我在報導領域贏得了一些名聲，為此沾沾自喜。但是同樣的問題來了，我想追求更大的寫作自由和空間，這不可避免和既有體制構成衝突，而我不善於妥協，性格的局限再加上個人情感問題，打擊接踵而至，北京最初帶給我的喜悅逐漸退卻，鴿子蛋上的螢光消褪了。

我想獲得更大的空間，但是空間越來越小。一面巨大的無形之牆橫亙眼前。我在牆上看到了父輩們的命運。我的外公與外婆的一生就像是一張被鑲嵌在牆上的照片，聽憑擺布；父親試圖擺脫控制，但是無能為力。我不管不顧撞得頭破血流從這牆上跌了下去。

二○一六年我告別生活工作了十三年的北京，一家三口搬到英國生活。倫敦東南部的一棟維多利亞風格的房子裡，一段新旅程又開始了。這裡平靜，似乎回歸了生活本意。我不斷告別舊生活，以為能一勞永逸擺脫掉那些壓力，當我逐漸適應了異國生活的環境，發現更深的來自文化的溝壑無法逾越。我所期待的那個消除了所有歧見的世界並沒有想當然出現。異國生活的這些年，英國脫歐、新型冠狀肺炎流行，每一次巨大的社會衝擊，都令我感到了身為新移民身分的尷尬。中國身分是個巨大的精神和文化烙印，我們並不能簡單地成為我們自己。那些熟悉的壓力並未走遠。鴿子蛋的螢光仍舊遙不可及。 （相關報導： 中國走出自己的路─沒有合意統治傳統，不表示沒有問責觀念：《民主的擂台》選摘（3） ｜ 更多文章 ）

＊作者楊猛，自由記者，非虛構作家。曾在《財經》雜誌、《南都週刊》、《彭博商業週刊》擔任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