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強行帶走一批在肯亞的台籍電信詐欺犯，台灣朝野群情激憤，又是「主權」，又是嫌犯的「基本人權」，就是不談國內國外受害者的人權。好不容易有一批詐欺犯從馬來西亞遣返，沒被中共帶走，大家卻看到他們在機場草草問完話後，馬上集體釋放，行政院還表示「政府絕不護短」。很顯然，這就是台灣的法律水平。大談主權及嫌犯基本人權的朝野政客，一如廢死主張者，都不在乎廣大受害者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全球化時代，全球安全及全球治理是重要課題，昔日被民族國家視為神聖無比的「主權」，面對頭痛的全球問題（例如國際詐欺、國際恐怖主義），都必須適度放棄、相互依存，讓渡於國際合作或超國家組織介入。何況像台灣這樣已是國際孤兒的國家，還敢無限量輸出詐騙集團，危害全世界，受害國或國際組織之強行介入堪稱完全合理。這不但符合「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的天理，也符合「惡有惡報，除惡務盡」的人理。否則台灣輕縱詐欺犯，讓他們有利可圖、有恃無恐而大量輸出，禍害全球，和ISIS又有多少不同？
台灣法律對詐欺犯（包括殘害人體的食安欺詐、用政府個資恐嚇及騙取存款的假司法詐欺等）輕判，陳瑞仁檢查官的《司法軟弱絕非人民之福》說得好：「最讓檢察官受挫的，是我國法院對好不容易取得之境外證據，往往以最嚴格的證據法則來檢驗。如頂新案幾乎所有在越南取得之人證與物證，全遭一審法院否定其證據力（即不能用來做為有罪判決之證據）。」而電信詐欺案判太輕，也不是刑度問題，「問題在於此類案件被告，法官大多傾向給予緩刑。」
「空中監獄」詐騙案主辦檢查官林彥良也撰文指出：「在2014年6月18日修法後，類似案件固然拉高刑度到1年以上7年以下，但所謂7年是擺好看的，法院的量刑永遠會在最低度刑擺盪。其實，個案承審的法官們只是在踐行臺灣法院好幾代傳承下來的輕判文化，不能輕易改變。這恐怕是司法院近年來一連串量刑改革，也難以撼動的。」
刻意緩刑、輕判，其結果無異輕縱、鼓勵犯者再犯。同時因為國外犯案捜證不易（他們並不針對當地人犯罪），台灣法院又傾向不接受境外證據，被遣送回台的數千名詐欺犯有九成無罪釋放，或像這次馬來西亞遣返者在機場當場釋放，於是台灣之成為培育世界詐欺犯的溫床及輸出地，也就不在話下了。面對台灣這種司法不負責或國家無賴的行為，受害者國家像對待國際恐怖分子般上門逮人，也理所當然了。
台灣內部和中國大陸一樣，有很多哀哀無告的電信詐欺案受害者，過去幾乎無人聞問（除了記者當新聞炒作外）。他們報了案，必須飽受警局問話筆錄及抓到人犯後一再上法庭的折磨；破了案，全部被騙的錢都歸國家，一毛也不還你；你被騙的可能是畢生積蓄及退休活命的養老錢，而你盼望司法正義，得到的卻是輕判及輕縱加害者的司法不義。更可悲的是，這個社會永遠只關注嫌犯的「所謂基本人權」，而非受害者的慘況（如絕望自殺、未來生活怎麼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