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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法律只保護貪心的地主」 城市階級戰爭延燒全球

麥片殺手咖啡廳的總店位於全英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在這個許多學童挨餓上課的地區販售高價早餐麥片,引發爭議。(取自www.cerealkillercafe.co.uk)

麥片殺手咖啡廳的總店位於全英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在這個許多學童挨餓上課的地區販售高價早餐麥片,引發爭議。(取自www.cerealkillercafe.co.uk)

2014年底在倫敦東區開幕的「麥片殺手咖啡廳」(Cereal Killer Cafe),以全英國第一家供應早餐麥片為主的咖啡廳打響名號。店內提供上百種麥片選擇,搭配30種奶品與20種配料。除了復古的裝潢風格與各項懷舊的裝飾物,雙胞胎店主基瑞兄弟(Alan and Gary Keery)介於文青與潮男之間的「嬉痞客」(hipster)風格也加強了這家咖啡廳的獨立氣質。

但開幕不久,麥片殺手咖啡廳便在社群媒體上掀起爭議。英國第4台新聞(Channel 4 News)主持人布朗(Symeon Brown)詢問店主,他們是否認為附近的居民負擔得起一碗至少3.2鎊(約新台幣150元)的麥片牛奶,但基瑞兄弟拒絕回應這個問題。這段影片隨即在網路上掀起辯論浪潮。 

麥片殺手咖啡廳店主基瑞兄弟(Cereal Killer Cafe Facebook)
麥片殺手咖啡廳店主基瑞兄弟。(取自Cereal Killer Cafe Facebook)

在貧困區賣高價早餐麥片 引爆爭議

主因在於,麥片殺手咖啡廳設於東區布里克巷(Brick Lane)的總店,位於倫敦哈姆雷特塔(Tower Hamlets)自治市。這是全英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也是倫敦失業率第2高的地區。據2015年官方資料顯示,哈姆雷特塔有49%的60歲以上居民、與39%的孩童都因低收入而活在貧困中。

部分社群媒體使用者抨擊,在這個許多學童挨餓上課的地區,卻存在這樣以高價位販售日常早餐麥片的咖啡廳,是社會不公義的一個具體案例。麥片殺手咖啡廳也成為了社會貧富落差及「仕紳化」(gentrification)的象徵。

包括倫敦市長強森(Boris Johnson)在內的許多評論者撰文聲援麥片殺手咖啡廳,認為年輕創業者應獲得「少一點憤世嫉俗、多一點鼓勵」。但這依然無法避免基瑞兄弟在2015年夏天,再度成為「反仕紳化」遊行的攻擊目標之一。

2015年9月26日晚間,在無政府主義團體「階級戰爭」(Class War)發起的反仕紳化遊行活動間,麥片殺手咖啡廳受到手持火炬的示威人士攻擊,外窗遭噴漆、並寫上「人渣」(scum)的字樣。附近另一家地產經紀公司也受到攻擊。

社區「原住民」成社會淨化的犠牲者

「階級戰爭」的公開頁面上寫道:「我們不想要沒人負擔得起的豪華公寓,我們想要真正的合宜住宅(affordable housing)。我們不想要快閃琴酒酒吧或法國甜麵包,我們想要社區(community)。」

一名參與抗議的55歲藝術家巴爾德茲(Esther Planas Balduz)表示自己去年才因房租倍增,而被迫離開住了7年的家。「我已在溝岸(Shoreditch)住了17年,發生的一切令人驚駭。」她說,「這是我們的錯。像我這樣的藝術家來到這些地方,然後建築師、建商、嬉痞客也跟進。問題在於社會淨化(social cleansing, 此指某個被視為不適合的社會群體被逐出某個地區的過程)。我們沒有獲得保護。法律不保護我們,只保護貪心的地主們。」

另一名參與示威的運動人士哈維(Will Harvey)亦撰文表示,這場抗議活動造成的破壞,與仕紳化過程摧毀居民生活、弭平某些倫敦最弱勢族群的家屋的殘酷程度相比,僅是小規模的傷害,「抗議的主要議題,在於社會不平等與社會淨化的現象。」

仕紳化的結果:中產取代勞工

「仕紳化」由指稱社會上層人士的「仕紳」(gentry)一詞而來,這在英國尤指擁地的貴族階級。具有馬克思思想的英國社會學家葛拉絲(Ruth Glass),在1964年的著作《倫敦:改變的面向》(暫譯,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中提出這個詞,用以描述中產階級逐漸在都市取代勞工階級居民的現象。

葛拉絲在書中描述的例子也位於倫敦,她寫道,「一個接著一個,許多勞工階級居住地區受到上層或下層中產階級入侵......一旦這個『仕紳化』的進程在一個地區開始,它迅速地延續,直到所有或大部分的勞工階級住戶都離開這裡,而整個地區的社會性質也改變了。」

概地來說,仕紳化指的是這樣的一個過程:一個靠近市中心但破舊、也許具有某種歷史氣質的地區,吸引了藝術家、波希米亞人與同性戀等族群,加入原先主要由低收入者組成的居民社群。這些早期移入者讓這個地區變得有趣、多元化起來,進而吸引了更富有的居民移入。

這些律師、銀行家與科技業者等新居民,帶來較高的收入水平,隨後吸引企業投資、政府關注、與其他社區開發計畫加入。原先作為低收入者住宅使用的土地逐漸改變為高級公寓、辦公室、零售商店、咖啡廳等其他多元的娛樂用途,房屋租金與價格也跟著增高,最後迫使原先的較貧窮居民搬離此區。

由於第二波移入的居民,屬於年輕、單身的白人專業人士的機率較高,而被迫搬離的原居民時常是有色的弱勢族群,仕紳化的地區可能產生社經階級與種族上的緊繃關係。這在美國的部分城市尤其明顯,像是紐約市與芝加哥等。

仕紳化受到的批評包括大型建案讓地區文化變得單調、歷史性的建築遭到威脅,但最尖銳的批判聚焦於貧窮居民被趕出家園這一點。與較中性的都市「再生」(regeneration)相比,「仕紳化」也蒙上了較負面的印象,具有一種社會分裂的暗示。

2006年德國柏林街景(Wikimedia Commons)
2006年德國柏林街景。(取自Wikimedia Commons)

捍衛居住正義 何者是可行之道?

仕紳化的主要戰場於是成為房市負擔能力之戰。部分城市透過控制租金、保障合宜住宅比例與建立土地信託等方式,在城市轉變的同時仍然保有居住正義。

租屋管制的相關規章包括限制或穩定租金、規範房東終止租約的條件、與設立獨立監管機構等。限制租金(rent control)指的是為租金設定上限,穩定租金(rent stabilisation)則是為租金上升的幅度設定上限。除了較知名的德國,加拿大、美國與英國等國家都有相關的租屋管制法律。

在美國,租金管制的想法在70年代都市更新與仕紳化潮流時達到高峰。近年氣勢又因房價與租金上揚等經濟壓力,在西雅圖(Seattle)、里奇蒙(Richmond)、聖莫尼亞(Santa Monica)等城市捲土重來,更多租屋者組織起來向政府施壓。

美國里奇蒙要求控制租金的活動之一(美聯社)
美國里奇蒙3月要求控制租金的活動之一。(美聯社)

支持租金管制者認為,這能提供租屋者較長期的住屋安全,將一些權力從屋主轉移到房客身上,保護較貧窮的居民不會因為地區房價上揚而被趕出家園。這樣的看法較受到左翼政黨支持。

但無論立場偏左或偏右,經濟學家們幾乎都不予以支持。整體來說,限制商品價格原本就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做法。經濟學家們也認為,這會降低建商建造房屋、與屋主出租房產的意願,減少市場商品的供應量。而住房供應量不足,已經是倫敦等城市房價居高不下的主因之一。

紐約市於3月通過的「強制包容性住屋」(MIH)法規,則聚焦於合宜住宅比例的保障。根據MIH規定,政府可要求建商依照地區中位數收入(AMI, 此區居民收入分配的中間值),要求保留一定比例的合宜住宅。例如,其中一項做法要求20%的公寓需保留給收入僅有中位數值4成的家庭。

紐約市官方表示,這是為了在住宅危機中,確保合宜住宅永遠存在的法規。官方並宣稱這是美國「最有力也最具彈性」的政策,與政府其他補助及投資計畫合作,將可為紐約帶來數萬間合宜公寓。

在美國德州,非營利組織「瓜達魯佩鄰里開發公司」(GNDC)與其他團體採行另一種切割土地權與建物權的模式,保衛家屋的可負擔性。這種做法由當地的非營利土地信託組織擁地,並承諾以造福鄰里的方式使用這些土地,可能用以生產食物或建造合宜住宅。後者情況中,土地信託負責建造並出租合宜住宅,屋主通常獲得99年的租期。

一名透過GNDC協助,在2012年以15萬美元(約新台幣435萬元)買下房屋的單親母親表示,她的經濟情況原本不可能負擔得起那一區的房子,「但土地信託介入後,我知道我也有機會了。」同時期鄰近的家屋價格約為35萬美元(約新台幣1015萬元)。

瓜達魯佩鄰里開發公司提供的家屋之一(GNDC Facebook)
瓜達魯佩鄰里開發公司提供的家屋之一。(取自GNDC Facebook)

據《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5年7月報導,全美國約有243個社區土地信託組織。最大規模者位於佛蒙特州最大城博靈頓(Burlington),提供了約500個住屋。

都市議題的真正戰役

邦汀指出,早在2001年,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肯尼迪(Maureen Kennedy)與倫納德(Paul Leonard)就曾建議研究者將重心從「仕紳化」這個「意義不清」的「政治化概念」,轉移到其成因、結果與應對方式。邦汀認為,這個看法在今日顯得更加合理了,因為真正的問題,應該是貧窮的蔓延。

巴特勒亦表示,許多美國城市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並非仕紳化,而是貧窮的比例太高。美國智庫組織「城市觀測台」(City Observatory)一份比較1970與2010年人口普查區貧窮程度的研究顯示,有66%的高度貧窮地區貧困程度依舊。

20160418-風數據都更專題,仕紳化並非普遍現象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記者貝潔爾(Emily Badger)則指出,仕紳化的辯論不只關於住屋供應與租金價格,有時候也關乎一種鄰里的氣質,且這不只是美感上的問題。她舉例,假設一個地區有7成昂貴公寓,3成合宜住宅。當地的咖啡廳、餐廳、超級市場的物價,比較可能去應和7成居民的消費水平。

美國獨立經濟學家柯爾科(Jed Kolko)建議,市區更新的辯論,必須先釐清現在打的是哪一場仗。我們保護的是舊居民在一個物價難以負擔的城市中的居住權?或是保護某些社區保持低房價與低物價?還是保護某些社區居民保有其氣質與社群,且能夠繼續住在這裡?這些辯論有賴於參與者釐清最核心的權利所在,否則失焦的辯論也很難邁向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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