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在倫敦東區開幕的「麥片殺手咖啡廳」（Cereal Killer Cafe），以全英國第一家供應早餐麥片為主的咖啡廳打響名號。店內提供上百種麥片選擇，搭配30種奶品與20種配料。除了復古的裝潢風格與各項懷舊的裝飾物，雙胞胎店主基瑞兄弟（Alan and Gary Keery）介於文青與潮男之間的「嬉痞客」（hipster）風格也加強了這家咖啡廳的獨立氣質。
但開幕不久，麥片殺手咖啡廳便在社群媒體上掀起爭議。英國第4台新聞（Channel 4 News）主持人布朗（Symeon Brown）詢問店主，他們是否認為附近的居民負擔得起一碗至少3.2鎊（約新台幣150元）的麥片牛奶，但基瑞兄弟拒絕回應這個問題。這段影片隨即在網路上掀起辯論浪潮。
在貧困區賣高價早餐麥片 引爆爭議
主因在於，麥片殺手咖啡廳設於東區布里克巷（Brick Lane）的總店，位於倫敦哈姆雷特塔（Tower Hamlets）自治市。這是全英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也是倫敦失業率第2高的地區。據2015年官方資料顯示，哈姆雷特塔有49%的60歲以上居民、與39%的孩童都因低收入而活在貧困中。
部分社群媒體使用者抨擊，在這個許多學童挨餓上課的地區，卻存在這樣以高價位販售日常早餐麥片的咖啡廳，是社會不公義的一個具體案例。麥片殺手咖啡廳也成為了社會貧富落差及「仕紳化」（gentrification）的象徵。
包括倫敦市長強森（Boris Johnson）在內的許多評論者撰文聲援麥片殺手咖啡廳，認為年輕創業者應獲得「少一點憤世嫉俗、多一點鼓勵」。但這依然無法避免基瑞兄弟在2015年夏天，再度成為「反仕紳化」遊行的攻擊目標之一。
ANTI-GENTRIFICATION PROTESTERS ATTACK CEREAL KILLER CAFÉ IN LONDON http://t.co/CqGrdKrcYq pic.twitter.com/QvulxOMdoq
— LØST CULTURE (@Lost_Culture) 2015年9月30日
2015年9月26日晚間，在無政府主義團體「階級戰爭」（Class War）發起的反仕紳化遊行活動間，麥片殺手咖啡廳受到手持火炬的示威人士攻擊，外窗遭噴漆、並寫上「人渣」（scum）的字樣。附近另一家地產經紀公司也受到攻擊。
Unhappy with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 Why not attack a small business #smart pic.twitter.com/gt3oL8Z4Vm
— Cereal Killer Cafe (@CerealKillerUK) 27 September 2015
社區「原住民」成社會淨化的犠牲者
「階級戰爭」的公開頁面上寫道：「我們不想要沒人負擔得起的豪華公寓，我們想要真正的合宜住宅（affordable housing）。我們不想要快閃琴酒酒吧或法國甜麵包，我們想要社區（community）。」
一名參與抗議的55歲藝術家巴爾德茲（Esther Planas Balduz）表示自己去年才因房租倍增，而被迫離開住了7年的家。「我已在溝岸（Shoreditch）住了17年，發生的一切令人驚駭。」她說，「這是我們的錯。像我這樣的藝術家來到這些地方，然後建築師、建商、嬉痞客也跟進。問題在於社會淨化（social cleansing, 此指某個被視為不適合的社會群體被逐出某個地區的過程）。我們沒有獲得保護。法律不保護我們，只保護貪心的地主們。」
另一名參與示威的運動人士哈維（Will Harvey）亦撰文表示，這場抗議活動造成的破壞，與仕紳化過程摧毀居民生活、弭平某些倫敦最弱勢族群的家屋的殘酷程度相比，僅是小規模的傷害，「抗議的主要議題，在於社會不平等與社會淨化的現象。」
仕紳化的結果：中產取代勞工
「仕紳化」由指稱社會上層人士的「仕紳」（gentry）一詞而來，這在英國尤指擁地的貴族階級。具有馬克思思想的英國社會學家葛拉絲（Ruth Glass），在1964年的著作《倫敦：改變的面向》（暫譯,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中提出這個詞，用以描述中產階級逐漸在都市取代勞工階級居民的現象。
葛拉絲在書中描述的例子也位於倫敦，她寫道，「一個接著一個，許多勞工階級居住地區受到上層或下層中產階級入侵......一旦這個『仕紳化』的進程在一個地區開始，它迅速地延續，直到所有或大部分的勞工階級住戶都離開這裡，而整個地區的社會性質也改變了。」
With #Gentrification, Black People Are Becoming Outsiders in their Own Communitieshttps://t.co/rSMLxALZ8L pic.twitter.com/S9mLiunUdb
— Benjamin YoungSavage (@benjancewicz) 2016年4月4日
概地來說，仕紳化指的是這樣的一個過程：一個靠近市中心但破舊、也許具有某種歷史氣質的地區，吸引了藝術家、波希米亞人與同性戀等族群，加入原先主要由低收入者組成的居民社群。這些早期移入者讓這個地區變得有趣、多元化起來，進而吸引了更富有的居民移入。
這些律師、銀行家與科技業者等新居民，帶來較高的收入水平，隨後吸引企業投資、政府關注、與其他社區開發計畫加入。原先作為低收入者住宅使用的土地逐漸改變為高級公寓、辦公室、零售商店、咖啡廳等其他多元的娛樂用途，房屋租金與價格也跟著增高，最後迫使原先的較貧窮居民搬離此區。
Why coffee shops have always signalled urban change. https://t.co/WcjPYk30qz #gentrification #urbanplanning pic.twitter.com/vgdFYF9Hbz
— Future Analytics (@FACIreland) 2016年4月8日
由於第二波移入的居民，屬於年輕、單身的白人專業人士的機率較高，而被迫搬離的原居民時常是有色的弱勢族群，仕紳化的地區可能產生社經階級與種族上的緊繃關係。這在美國的部分城市尤其明顯，像是紐約市與芝加哥等。
仕紳化受到的批評包括大型建案讓地區文化變得單調、歷史性的建築遭到威脅，但最尖銳的批判聚焦於貧窮居民被趕出家園這一點。與較中性的都市「再生」（regeneration）相比，「仕紳化」也蒙上了較負面的印象，具有一種社會分裂的暗示。
捍衛居住正義 何者是可行之道？
仕紳化的主要戰場於是成為房市負擔能力之戰。部分城市透過控制租金、保障合宜住宅比例與建立土地信託等方式，在城市轉變的同時仍然保有居住正義。
租屋管制的相關規章包括限制或穩定租金、規範房東終止租約的條件、與設立獨立監管機構等。限制租金（rent control）指的是為租金設定上限，穩定租金（rent stabilisation）則是為租金上升的幅度設定上限。除了較知名的德國，加拿大、美國與英國等國家都有相關的租屋管制法律。
在美國，租金管制的想法在70年代都市更新與仕紳化潮流時達到高峰。近年氣勢又因房價與租金上揚等經濟壓力，在西雅圖（Seattle）、里奇蒙（Richmond）、聖莫尼亞（Santa Monica）等城市捲土重來，更多租屋者組織起來向政府施壓。
支持租金管制者認為，這能提供租屋者較長期的住屋安全，將一些權力從屋主轉移到房客身上，保護較貧窮的居民不會因為地區房價上揚而被趕出家園。這樣的看法較受到左翼政黨支持。
但無論立場偏左或偏右，經濟學家們幾乎都不予以支持。整體來說，限制商品價格原本就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做法。經濟學家們也認為，這會降低建商建造房屋、與屋主出租房產的意願，減少市場商品的供應量。而住房供應量不足，已經是倫敦等城市房價居高不下的主因之一。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needed under de Blasio plan: Council: Members say Mayor de Blasio's… https://t.co/k9otBgRDZ7 pic.twitter.com/Bw3JETaQ4a
— NewYork (@NewYorkLoving) 2016年2月9日
紐約市於3月通過的「強制包容性住屋」（MIH）法規，則聚焦於合宜住宅比例的保障。根據MIH規定，政府可要求建商依照地區中位數收入（AMI, 此區居民收入分配的中間值），要求保留一定比例的合宜住宅。例如，其中一項做法要求20%的公寓需保留給收入僅有中位數值4成的家庭。
紐約市官方表示，這是為了在住宅危機中，確保合宜住宅永遠存在的法規。官方並宣稱這是美國「最有力也最具彈性」的政策，與政府其他補助及投資計畫合作，將可為紐約帶來數萬間合宜公寓。
在美國德州，非營利組織「瓜達魯佩鄰里開發公司」（GNDC）與其他團體採行另一種切割土地權與建物權的模式，保衛家屋的可負擔性。這種做法由當地的非營利土地信託組織擁地，並承諾以造福鄰里的方式使用這些土地，可能用以生產食物或建造合宜住宅。後者情況中，土地信託負責建造並出租合宜住宅，屋主通常獲得99年的租期。
一名透過GNDC協助，在2012年以15萬美元（約新台幣435萬元）買下房屋的單親母親表示，她的經濟情況原本不可能負擔得起那一區的房子，「但土地信託介入後，我知道我也有機會了。」同時期鄰近的家屋價格約為35萬美元（約新台幣1015萬元）。
據《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5年7月報導，全美國約有243個社區土地信託組織。最大規模者位於佛蒙特州最大城博靈頓（Burlington），提供了約500個住屋。
都市議題的真正戰役
邦汀指出，早在2001年，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肯尼迪（Maureen Kennedy）與倫納德（Paul Leonard）就曾建議研究者將重心從「仕紳化」這個「意義不清」的「政治化概念」，轉移到其成因、結果與應對方式。邦汀認為，這個看法在今日顯得更加合理了，因為真正的問題，應該是貧窮的蔓延。
巴特勒亦表示，許多美國城市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並非仕紳化，而是貧窮的比例太高。美國智庫組織「城市觀測台」（City Observatory）一份比較1970與2010年人口普查區貧窮程度的研究顯示，有66%的高度貧窮地區貧困程度依舊。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記者貝潔爾（Emily Badger）則指出，仕紳化的辯論不只關於住屋供應與租金價格，有時候也關乎一種鄰里的氣質，且這不只是美感上的問題。她舉例，假設一個地區有7成昂貴公寓，3成合宜住宅。當地的咖啡廳、餐廳、超級市場的物價，比較可能去應和7成居民的消費水平。
美國獨立經濟學家柯爾科（Jed Kolko）建議，市區更新的辯論，必須先釐清現在打的是哪一場仗。我們保護的是舊居民在一個物價難以負擔的城市中的居住權？或是保護某些社區保持低房價與低物價？還是保護某些社區居民保有其氣質與社群，且能夠繼續住在這裡？這些辯論有賴於參與者釐清最核心的權利所在，否則失焦的辯論也很難邁向解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