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生活往往比電視劇更精彩，也更狗血。寧寧是這部「千里尋夫記」裡的女主角，故事背景發生在2013年8月的南太平洋海域。一艘名為「和順才237 號」的遠洋漁船上，六名境外漁工因不堪強力勞動，又遭受虐待，殺死了船長；為了掩蓋罪證，將輪機長也拋入大海，最後被海巡署押解回台。
這起轟動一時的海上喋血案，六名漁工分別被判14到28年有期徒刑。寧寧是其中一名漁工亞諾的妻子，來自印尼西爪哇省（Jawa Barat），十七歲就結了婚，婚後丈夫搬來和她家人一起住。一家人主要靠種田維持生計，亞諾不定期四處打一些零工貼補家用，兩人育有兩個女兒。
在大女兒即將上國中、小女兒一歲之時，家裡的開銷明顯增加，亞諾聽人說去台灣做漁工，一個月可以賺兩百多美金，而且不需要仲介費。如此誘人的條件，讓毫無捕魚經驗的亞諾決定，去海上為兩個女兒博一個更好的未來。
丈夫離開後就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哪知道這消息一來，就是丈夫因為殺人罪被關進異鄉的監獄，其他具體情況一無所知，晴天霹靂。
寧寧在雅加達做看護工，但薪水很低，只夠孩子們吃用，不足以供養她們上學。或是一時衝動，抑或是幾經盤算，寧寧不顧家裡反對，賣掉房子、土地，籌到仲介費，把孩子交托給娘家人照顧，毅然決然來到台灣工作。為了支撐起這個家，也為了再見丈夫一面。
TIWA之所以特別關注「和順才」這個案子，一方面是因為境外漁工聘僱制度原本就是一塊荒蠻之地——境外漁工都在遠洋漁船上，平常根本無法接觸到，而海上喋血案的發生，總有其結構性因素的存在。
境外漁工是在國外被聘僱，非由勞動部引入的移工，他們在行政上歸漁業署管理，完全不受《勞基法》保護，是移工中最弱勢的一群人。工資被苛扣是家常便飯，有時會遭受打罵、虐待，在睡眠不足、三餐不定的情況下，還要面對高強度的勞動。
TIWA剛開始想要救援，雖然這六個人的確犯了殺人罪，但希望法律可以看到體制結構對他們的壓迫。後來沒這麼做，是因為台灣船長被殺，導致國族主義膨脹，在那時並非一個溝通的好時機。
Susan提起第一次去看守所探視這六人時的情景，仍不免感慨。想要探望他們，是因為他們跟律師反映，與家裡聯繫不上，身上又沒有半毛錢。看守所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一應俱全，買個衛生紙、洗髮精都需要自己付錢。這些漁工的處境相當艱難，他們在船上的時候都還沒領過薪水，好幾個人都說，「到了監獄，都還沒看過台幣長什麼樣子。」
約莫四月的時候，寧寧即將來台，透過印尼藝術家，TIWA和寧寧在臉書上取得聯繫，給了她TIWA的聯絡方式，希望日後能協助她去監獄探視。寧寧來台之後傳過一次簡訊給TIWA的工作人員，說已經到台灣了，但在哪裡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傳完簡訊後就沒了音訊，臉書不回，手機也不接。過了一個月左右，寧寧又傳來一通簡訊，說她在一座山上打掃房子，沒有照顧病人。然後人又不見了。後來 TIWA才知道，寧寧沒手機，是用鄰居移工的手機傳的訊息。
Susan回憶，「真的很像從遙遠的地獄傳來一個簡訊，說自己在哪裡，但很難主動聯絡到她。」就這樣經過三個月，兩、三個簡訊來回，TIWA才又收到寧寧的訊息。她向同鄉買了一支舊手機，但上班不能開機，只能私底下偷偷用。
寧寧說她被帶到一間山上的民宿，她以為是高雄，其實是台南，在山上要做民宿的工作，打掃、煮飯、整理床鋪。她不想待在那邊，因為在那裡沒有自由， 也不可能去探望亞諾。
很明顯雇主違法了，寧寧做的是與合約內容不符的許可外工作。家庭看護工最常遇到這類問題，原本的工作明明是照顧老人或病人，卻被帶去做許可外工作。一名看護工的月薪是台幣一萬七，不受《勞基法》保護，幾乎是24小時待命，有這麼好用的廉價勞動力，有些雇主當然要「善盡其用」。有時為了方便控制這些移工，仲介會教雇主不要讓移工使用手機、獨自出門，或和其他人接觸， 以免「學壞」，簡直形同軟禁。
雇主違法，移工可以打1955申訴，但如果勞工局無心營救，雇主就會知道工人申訴。然而，很多時候許可外工作很難查證，縱然寧寧拍了一些民宿房間的照片，卻沒辦法拍到她在民宿裡面工作的證據，雇主完全可以辯駁是帶她去台南度假。
一方面為了避免節外生枝，另一方面也出於對「千里尋夫」的寧寧的私心，TIWA決定親自去台南民宿救寧寧出來，同時也為許可外工作取證。
TIWA與寧寧確認好營救時間，並告訴她工作人員會穿什麼衣服，以便彼此相認。由於語言不同，還要透過通譯人員在辦公室以簡訊的方式和兩邊溝通。
那間民宿真的非常偏僻，若是沒仔細看路，就會不小心錯過某條上山的路，到了山上，又只有一條很窄的路可以通往民宿。終於到了民宿，TIWA讓通譯發訊息，告訴寧寧他們到了，車子停在哪個停車場，等下要想辦法去那裡。
進入民宿的落地大門，一樓是大廳，右邊有一排長條木桌，左邊則是用餐的地方。TIWA的工作人員裝成遊客進入，並到處拍照，拍下寧寧工作的照片做為日後證據。寧寧也認出了工作人員穿的衣服，確定是TIWA的人來了，但她不敢相認，因為民宿大廳內到處都有監視器，老闆娘就坐在櫃檯內，她的一舉一動雇主都看得到。
無論寧寧還是TIWA工作人員，大家都十分緊張，心裡的弦緊緊繃著。TIWA工作人員坐下點餐，寧寧過來送餐，但彼此都不能說話，假裝不認識。
送完餐點，寧寧就躲進廁所看訊息。通譯問她，等一下有什麼機會可以離開大廳？寧寧說，離開大廳的時候，就是要去一個涼亭下面的洗衣房洗衣服，那裡同時也是一個停車場。TIWA的車剛好停在那邊！於是 TIWA工作人員請通譯告訴寧寧車子的外型和車牌號碼，車門沒鎖，下去時趁沒有人就趕緊躲進後座趴下來。而 TIWA工作人員只要看到她離去，就立刻去結帳。那是唯一可以帶走寧寧的機會，只有去洗衣服的時候，寧寧才能脫離雇主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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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完帳，TIWA工作人員立刻回去停車場，寧寧已經躲在裡面了，汽車發動， 火速離開。大家都好緊張，怕被雇主發現追上來，因為只有一條很窄的山路，如果雇主發現，騎摩托車，一定會被追上。直到匯入車流後，大家才鬆了一口氣，趕緊讓寧寧打1955申訴，以防被通報為逃跑外勞，再一路驅車回到台北。
寧寧住進庇護所，雖然暫時「自由」了，但要見丈夫，還沒那麼容易。不論如何，總算離丈夫更近了一點。
即便還見不到丈夫，至少要讓丈夫安心。在庇護所的第一個晚上，身體和精神還沒整頓好，寧寧就趴在床上，一邊流眼淚一邊給亞諾寫信。那些怨啊、念啊，無以為繼的愛情。
沒上過遠洋漁船的人根本無法想像在海上極目四望，海水蒼茫無邊的困苦，也無法想像承載著漁獲壓力、孤注一擲的小船上，人性的猙獰和扭曲。寧寧更想不到，向來溫和、喜歡寫詩，與她共處了17年的丈夫如何成了殺人犯。歲月慢慢滲入記憶，讓丈夫的五官變得模糊起來，只記得他很好看，每當看著孩子們的照片，寧寧更是從她們臉上確認了這一點。尤其是五歲的小女兒，長了一頭洋娃娃般的捲髮，深邃的眼睛，厚實的唇，給她一塊巧克力，可以把陰天都笑藍。想到孩子，寧寧就止不住眼淚。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她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寄回一個滿是巧克力的包裹？
事情還沒完全解決。寧寧的地址是登記在台中雇主家，所以理應由台中勞工局出面處理勞資爭議案，哪知台中勞工局做了初步訪談後，推說許可外工作在台南，應當由台南勞工局調查處理。但台南勞工局認為訪談在台中已經做過了， 應該不繼續處理，況且寧寧的地址登記在台中，本就該由台中負責。
寧寧的個案負責人靜如發了一紙公文到勞動部，才確定由台中勞工局負責。
很多勞工因為申訴而被緊急安置，都需要再回雇主家拿行李，這時往往會被雇主刁難，寧寧也不例外。
靜如和通譯麗麗帶著寧寧再一次回到台南的深山，畢竟民宿地點偏僻，擔心屆時會發生衝突，希望有當地警察出面陪同。
到了民宿，仲介和雇主都在現場，浩浩蕩蕩一票人等在那，雇主、雇主的兒子、阿嬤、女仲介，以及三個很壯的黑衣男。
雇主說寧寧的行李在大廳裡的一個房間，堅持只能寧寧一個人進去房間拿行李，為了可以快點拿到行李離開這個地方，寧寧只好硬著頭皮獨自進去。
寧寧進去收行李的時候，靜如和麗麗就在外面的大廳等待，女仲介佯裝和雇主兒子講話，卻句句向靜如挑釁。靜如不以為意，畢竟同樣的話早已聽了千萬遍，無非是：
「你們這些人權團體，不就是為了要賺錢，還要挑撥人。」「為了利益糟蹋台灣人。」「你們這些人權團體，噁心。」
後來起了一點衝突，好在有警察在，也不怕他們動手腳，雙方又僵持了好長一陣子，才終於得以離開。
不久後，就在台中開了協調會。雇主還是千方百計地拖延時間，擺明了違法卻要硬拗，還對寧寧說：
不是真的想念，而是寧寧離開，雇主就失去了一個「外勞配額」。
最後總算把轉換程序搞定，把薪資加班費算好，雇主又聲稱自己忘記帶錢， 勞工局的專員也看出雇主故意拖延，就告訴她樓下有提款機。「光是把算出來的數字具體化為一筆錢，就花了半到一小時，才劃上一個句號。」靜如回憶說。
勞資爭議案雖然解決了，但還需要花時間找工作。能不能找到新工作也是未知，安置期間不能打工，無法寄錢回家的寧寧還要承受來自娘家的壓力。她母親說去台灣工作好像很多問題，那就乾脆回印尼，趁還年輕，改嫁算了，至少還有個人養。
亞諾被判刑定讞後，就從看守所轉進監獄，因為是四級犯人，只有三等親才能會客。在需要證明寧寧是亞諾的妻子時，又遇到了麻煩。印尼的身分證不像台灣，背後有配偶欄，而寧寧在台灣的居留證上也不會寫。來台灣前，寧寧的重要證件，包括戶口名簿、結婚證書、高中畢業證書等，也都抵押在印尼仲介處。
TIWA與寧寧的家人商量，費了好大周章，才從仲介公司那邊拿到寧寧和亞諾的結婚證書影本，寧寧的大女兒再用拍照的方式傳來。可手機像素低，傳來的照片模糊，字都看不太清楚，和獄方商討了好一陣子，才終於通行。此時已是九月中旬，寧寧與丈夫分別將近三年半。歷經五個多月的尋夫記，從西爪哇到雅加達，再一路從台南到台北，這一天，終於要來了。
台北監獄位於桃園龜山區，寧寧在TIWA工作人員的陪伴下，從台北坐火車到桃園，再搭十五分鐘計程車，抵達北監。
會客前先要登記，並遞上裝在塑膠袋裡的會客菜。那是異鄉人的家鄉味，但獄方不許食物裡有湯汁，大家只好忙亂地處理掉。登記完便是等待，等待輪到自己的那一個梯次。九月的桃園還十分燥熱，兩台大電扇在大廳的天花板上若有似無地轉著，沒帶來涼意，反而把熱浪一波又一波地推向等待中的人，愈吹就愈是焦躁。
寧寧正對登記處坐著，接見室就在登記處的右邊，一道窄門，很像過安檢時的安全門。門的旁邊是一台電視，播放一些無關痛癢的新聞，並播報著時間和梯次。
門打開了，上一個梯次會客完的人從裡面走出來，下一個梯次的人開始排隊等候。門邊有個員警檢查他們手裡的接見單和證件，等大家全部進去後，門再次被關上。
誰都無法揣度寧寧此時的心情。將近三年半的思念與怨恨，凝聚成此時此刻的等待，緊張又期待。
約莫十五分鐘後，接見室的門再次打開，從門裡就能看到裡面的鐵絲和窗口，左邊一排，右邊一排。而亞諾，就坐在門一打開就能看見的接見窗口前。他從裡面看出來，寧寧從外面看進去，四目相接，千頭萬緒。寧寧走進去，坐下， 電話鈴響起，兩人拿起電話，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這場尋夫歷險記終於告一段落了。十分鐘的見面，問寧寧講了些什麼，寧寧說兩個人都一直哭，說很久不見，問彼此過得好不好，小孩過得好不好。
十二月時，寧寧找到了新工作。在她離開庇護所的前一天晚上，我問她之後的打算。她說，工作了就可以有錢給亞諾，可以去看亞諾。還說到在印尼的小孩，「孩子們很想我，想爸爸。」說著就忍不住哭了起來。
我們用中文加 Google翻譯簡單聊天，寧寧說著一些像碎片一樣的句子，「等亞諾出來，他都六十了，都是老頭了。」「孩子們長得很像亞諾。」「在這些獨自的日子裡我很難熬。」
隨後我和這幾個印尼女孩出去散步，大家雞同鴨講，比手畫腳。沒話說的時候就各自滑手機，手機是她們與家鄉最重要的連結。寧寧一直拿著手機邊走邊和女兒們聊天，還會不時回頭告訴我孩子們的近況。
大家聊天的時候熱烈，沉默的時候又顯得那麼寂寞。路上偶遇一個尼姑在化緣，寧寧可能以為是討飯的，往前走了幾步又回來，把手中的硬幣全數給了她。寧寧看上去很高興，彷彿因為這一點善舉，可以讓亞諾早一點出獄。
作者介紹｜姜雯
1989年出生於江蘇蘇州，荷蘭漢恩大學主修國際商業管理，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碩士。
書寫東南亞移工，源自本身的離散、流動和勞動經驗。希望透過文字，可以從個體生命深入到體制結構，擁有文學性美感的同時，也更加有政治性的力度，並還原出一個人的樣貌，個體的多元，而非只是一群生產線上的廉價勞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