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工丈夫受虐痛殺雇主,她千里尋夫卻慘淪奴工…這對印尼夫妻的遭遇,道出來台工作多驚險

2018-10-24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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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生活往往比電視劇更精彩,也更狗血。寧寧是這部「千里尋夫記」裡的女主角,故事背景發生在2013年8月的南太平洋海域。一艘名為「和順才237 號」的遠洋漁船上,六名境外漁工因不堪強力勞動,又遭受虐待,殺死了船長;為了掩蓋罪證,將輪機長也拋入大海,最後被海巡署押解回台。

這起轟動一時的海上喋血案,六名漁工分別被判14到28年有期徒刑。寧寧是其中一名漁工亞諾的妻子,來自印尼西爪哇省(Jawa Barat),十七歲就結了婚,婚後丈夫搬來和她家人一起住。一家人主要靠種田維持生計,亞諾不定期四處打一些零工貼補家用,兩人育有兩個女兒。

在大女兒即將上國中、小女兒一歲之時,家裡的開銷明顯增加,亞諾聽人說去台灣做漁工,一個月可以賺兩百多美金,而且不需要仲介費。如此誘人的條件,讓毫無捕魚經驗的亞諾決定,去海上為兩個女兒博一個更好的未來。

丈夫離開後就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哪知道這消息一來,就是丈夫因為殺人罪被關進異鄉的監獄,其他具體情況一無所知,晴天霹靂。

寧寧在雅加達做看護工,但薪水很低,只夠孩子們吃用,不足以供養她們上學。或是一時衝動,抑或是幾經盤算,寧寧不顧家裡反對,賣掉房子、土地,籌到仲介費,把孩子交托給娘家人照顧,毅然決然來到台灣工作。為了支撐起這個家,也為了再見丈夫一面。

TIWA之所以特別關注「和順才」這個案子,一方面是因為境外漁工聘僱制度原本就是一塊荒蠻之地——境外漁工都在遠洋漁船上,平常根本無法接觸到,而海上喋血案的發生,總有其結構性因素的存在。

境外漁工是在國外被聘僱,非由勞動部引入的移工,他們在行政上歸漁業署管理,完全不受《勞基法》保護,是移工中最弱勢的一群人。工資被苛扣是家常便飯,有時會遭受打罵、虐待,在睡眠不足、三餐不定的情況下,還要面對高強度的勞動。

TIWA剛開始想要救援,雖然這六個人的確犯了殺人罪,但希望法律可以看到體制結構對他們的壓迫。後來沒這麼做,是因為台灣船長被殺,導致國族主義膨脹,在那時並非一個溝通的好時機。

Susan提起第一次去看守所探視這六人時的情景,仍不免感慨。想要探望他們,是因為他們跟律師反映,與家裡聯繫不上,身上又沒有半毛錢。看守所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一應俱全,買個衛生紙、洗髮精都需要自己付錢。這些漁工的處境相當艱難,他們在船上的時候都還沒領過薪水,好幾個人都說,「到了監獄,都還沒看過台幣長什麼樣子。」

為了幫六名漁工聯絡上家人,TIWA決定當信差,在2016年2月前往印尼,和兩位印尼藝術家的工作團隊一起,挨家挨戶幫六名漁工尋找家人,將口訊帶過去,再將家人的訊息、信件、照片帶回來。

(示意圖/pixabay)
(示意圖/pixabay)

約莫四月的時候,寧寧即將來台,透過印尼藝術家,TIWA和寧寧在臉書上取得聯繫,給了她TIWA的聯絡方式,希望日後能協助她去監獄探視。寧寧來台之後傳過一次簡訊給TIWA的工作人員,說已經到台灣了,但在哪裡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傳完簡訊後就沒了音訊,臉書不回,手機也不接。過了一個月左右,寧寧又傳來一通簡訊,說她在一座山上打掃房子,沒有照顧病人。然後人又不見了。後來 TIWA才知道,寧寧沒手機,是用鄰居移工的手機傳的訊息。

Susan回憶,「真的很像從遙遠的地獄傳來一個簡訊,說自己在哪裡,但很難主動聯絡到她。」就這樣經過三個月,兩、三個簡訊來回,TIWA才又收到寧寧的訊息。她向同鄉買了一支舊手機,但上班不能開機,只能私底下偷偷用。

寧寧說她被帶到一間山上的民宿,她以為是高雄,其實是台南,在山上要做民宿的工作,打掃、煮飯、整理床鋪。她不想待在那邊,因為在那裡沒有自由, 也不可能去探望亞諾。

很明顯雇主違法了,寧寧做的是與合約內容不符的許可外工作。家庭看護工最常遇到這類問題,原本的工作明明是照顧老人或病人,卻被帶去做許可外工作。一名看護工的月薪是台幣一萬七,不受《勞基法》保護,幾乎是24小時待命,有這麼好用的廉價勞動力,有些雇主當然要「善盡其用」。有時為了方便控制這些移工,仲介會教雇主不要讓移工使用手機、獨自出門,或和其他人接觸, 以免「學壞」,簡直形同軟禁。

雇主違法,移工可以打1955申訴,但如果勞工局無心營救,雇主就會知道工人申訴。然而,很多時候許可外工作很難查證,縱然寧寧拍了一些民宿房間的照片,卻沒辦法拍到她在民宿裡面工作的證據,雇主完全可以辯駁是帶她去台南度假。

一方面為了避免節外生枝,另一方面也出於對「千里尋夫」的寧寧的私心,TIWA決定親自去台南民宿救寧寧出來,同時也為許可外工作取證。

(示意圖/pixabay)
(示意圖/pixabay)

TIWA與寧寧確認好營救時間,並告訴她工作人員會穿什麼衣服,以便彼此相認。由於語言不同,還要透過通譯人員在辦公室以簡訊的方式和兩邊溝通。

那間民宿真的非常偏僻,若是沒仔細看路,就會不小心錯過某條上山的路,到了山上,又只有一條很窄的路可以通往民宿。終於到了民宿,TIWA讓通譯發訊息,告訴寧寧他們到了,車子停在哪個停車場,等下要想辦法去那裡。

進入民宿的落地大門,一樓是大廳,右邊有一排長條木桌,左邊則是用餐的地方。TIWA的工作人員裝成遊客進入,並到處拍照,拍下寧寧工作的照片做為日後證據。寧寧也認出了工作人員穿的衣服,確定是TIWA的人來了,但她不敢相認,因為民宿大廳內到處都有監視器,老闆娘就坐在櫃檯內,她的一舉一動雇主都看得到。

無論寧寧還是TIWA工作人員,大家都十分緊張,心裡的弦緊緊繃著。TIWA工作人員坐下點餐,寧寧過來送餐,但彼此都不能說話,假裝不認識。

送完餐點,寧寧就躲進廁所看訊息。通譯問她,等一下有什麼機會可以離開大廳?寧寧說,離開大廳的時候,就是要去一個涼亭下面的洗衣房洗衣服,那裡同時也是一個停車場。TIWA的車剛好停在那邊!於是 TIWA工作人員請通譯告訴寧寧車子的外型和車牌號碼,車門沒鎖,下去時趁沒有人就趕緊躲進後座趴下來。而 TIWA工作人員只要看到她離去,就立刻去結帳。那是唯一可以帶走寧寧的機會,只有去洗衣服的時候,寧寧才能脫離雇主的視線。

結完帳,TIWA工作人員立刻回去停車場,寧寧已經躲在裡面了,汽車發動, 火速離開。大家都好緊張,怕被雇主發現追上來,因為只有一條很窄的山路,如果雇主發現,騎摩托車,一定會被追上。直到匯入車流後,大家才鬆了一口氣,趕緊讓寧寧打1955申訴,以防被通報為逃跑外勞,再一路驅車回到台北。

寧寧住進庇護所,雖然暫時「自由」了,但要見丈夫,還沒那麼容易。不論如何,總算離丈夫更近了一點。

(示意圖/pixabay)
(示意圖/pixabay)

即便還見不到丈夫,至少要讓丈夫安心。在庇護所的第一個晚上,身體和精神還沒整頓好,寧寧就趴在床上,一邊流眼淚一邊給亞諾寫信。那些怨啊、念啊,無以為繼的愛情。

沒上過遠洋漁船的人根本無法想像在海上極目四望,海水蒼茫無邊的困苦,也無法想像承載著漁獲壓力、孤注一擲的小船上,人性的猙獰和扭曲。寧寧更想不到,向來溫和、喜歡寫詩,與她共處了17年的丈夫如何成了殺人犯。歲月慢慢滲入記憶,讓丈夫的五官變得模糊起來,只記得他很好看,每當看著孩子們的照片,寧寧更是從她們臉上確認了這一點。尤其是五歲的小女兒,長了一頭洋娃娃般的捲髮,深邃的眼睛,厚實的唇,給她一塊巧克力,可以把陰天都笑藍。想到孩子,寧寧就止不住眼淚。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她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寄回一個滿是巧克力的包裹?

事情還沒完全解決。寧寧的地址是登記在台中雇主家,所以理應由台中勞工局出面處理勞資爭議案,哪知台中勞工局做了初步訪談後,推說許可外工作在台南,應當由台南勞工局調查處理。但台南勞工局認為訪談在台中已經做過了, 應該不繼續處理,況且寧寧的地址登記在台中,本就該由台中負責。

寧寧的個案負責人靜如發了一紙公文到勞動部,才確定由台中勞工局負責。

(示意圖非本人/pixabay)
(示意圖非本人/pixabay)

很多勞工因為申訴而被緊急安置,都需要再回雇主家拿行李,這時往往會被雇主刁難,寧寧也不例外。

靜如和通譯麗麗帶著寧寧再一次回到台南的深山,畢竟民宿地點偏僻,擔心屆時會發生衝突,希望有當地警察出面陪同。

到了民宿,仲介和雇主都在現場,浩浩蕩蕩一票人等在那,雇主、雇主的兒子、阿嬤、女仲介,以及三個很壯的黑衣男。

雇主說寧寧的行李在大廳裡的一個房間,堅持只能寧寧一個人進去房間拿行李,為了可以快點拿到行李離開這個地方,寧寧只好硬著頭皮獨自進去。

寧寧進去收行李的時候,靜如和麗麗就在外面的大廳等待,女仲介佯裝和雇主兒子講話,卻句句向靜如挑釁。靜如不以為意,畢竟同樣的話早已聽了千萬遍,無非是:

「你們這些人權團體,不就是為了要賺錢,還要挑撥人。」「為了利益糟蹋台灣人。」「你們這些人權團體,噁心。」

後來起了一點衝突,好在有警察在,也不怕他們動手腳,雙方又僵持了好長一陣子,才終於得以離開。

不久後,就在台中開了協調會。雇主還是千方百計地拖延時間,擺明了違法卻要硬拗,還對寧寧說:

「我們對你這麼好,你不在我們會想你。」

不是真的想念,而是寧寧離開,雇主就失去了一個「外勞配額」。

為了這個外勞配額,很多雇主不會輕易同意勞工轉出,只要雇主不同意,勞工又沒足夠證據證明雇主違法,勞工就不能轉換雇主,這就是外勞制度中最被詬病的「不能自由轉換雇主」。

最後總算把轉換程序搞定,把薪資加班費算好,雇主又聲稱自己忘記帶錢, 勞工局的專員也看出雇主故意拖延,就告訴她樓下有提款機。「光是把算出來的數字具體化為一筆錢,就花了半到一小時,才劃上一個句號。」靜如回憶說。

勞資爭議案雖然解決了,但還需要花時間找工作。能不能找到新工作也是未知,安置期間不能打工,無法寄錢回家的寧寧還要承受來自娘家的壓力。她母親說去台灣工作好像很多問題,那就乾脆回印尼,趁還年輕,改嫁算了,至少還有個人養。

(示意圖非本人/pixabay)
(示意圖非本人/pixabay)

亞諾被判刑定讞後,就從看守所轉進監獄,因為是四級犯人,只有三等親才能會客。在需要證明寧寧是亞諾的妻子時,又遇到了麻煩。印尼的身分證不像台灣,背後有配偶欄,而寧寧在台灣的居留證上也不會寫。來台灣前,寧寧的重要證件,包括戶口名簿、結婚證書、高中畢業證書等,也都抵押在印尼仲介處。

TIWA與寧寧的家人商量,費了好大周章,才從仲介公司那邊拿到寧寧和亞諾的結婚證書影本,寧寧的大女兒再用拍照的方式傳來。可手機像素低,傳來的照片模糊,字都看不太清楚,和獄方商討了好一陣子,才終於通行。此時已是九月中旬,寧寧與丈夫分別將近三年半。歷經五個多月的尋夫記,從西爪哇到雅加達,再一路從台南到台北,這一天,終於要來了。

台北監獄位於桃園龜山區,寧寧在TIWA工作人員的陪伴下,從台北坐火車到桃園,再搭十五分鐘計程車,抵達北監。

只剩一道牆了,牆的那邊,就是日夜思盼的丈夫。

會客前先要登記,並遞上裝在塑膠袋裡的會客菜。那是異鄉人的家鄉味,但獄方不許食物裡有湯汁,大家只好忙亂地處理掉。登記完便是等待,等待輪到自己的那一個梯次。九月的桃園還十分燥熱,兩台大電扇在大廳的天花板上若有似無地轉著,沒帶來涼意,反而把熱浪一波又一波地推向等待中的人,愈吹就愈是焦躁。

寧寧正對登記處坐著,接見室就在登記處的右邊,一道窄門,很像過安檢時的安全門。門的旁邊是一台電視,播放一些無關痛癢的新聞,並播報著時間和梯次。

門打開了,上一個梯次會客完的人從裡面走出來,下一個梯次的人開始排隊等候。門邊有個員警檢查他們手裡的接見單和證件,等大家全部進去後,門再次被關上。

誰都無法揣度寧寧此時的心情。將近三年半的思念與怨恨,凝聚成此時此刻的等待,緊張又期待。

約莫十五分鐘後,接見室的門再次打開,從門裡就能看到裡面的鐵絲和窗口,左邊一排,右邊一排。而亞諾,就坐在門一打開就能看見的接見窗口前。他從裡面看出來,寧寧從外面看進去,四目相接,千頭萬緒。寧寧走進去,坐下, 電話鈴響起,兩人拿起電話,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這場尋夫歷險記終於告一段落了。十分鐘的見面,問寧寧講了些什麼,寧寧說兩個人都一直哭,說很久不見,問彼此過得好不好,小孩過得好不好。

(示意圖/pixabay)
(示意圖/pixabay)

十二月時,寧寧找到了新工作。在她離開庇護所的前一天晚上,我問她之後的打算。她說,工作了就可以有錢給亞諾,可以去看亞諾。還說到在印尼的小孩,「孩子們很想我,想爸爸。」說著就忍不住哭了起來。

我們用中文加 Google翻譯簡單聊天,寧寧說著一些像碎片一樣的句子,「等亞諾出來,他都六十了,都是老頭了。」「孩子們長得很像亞諾。」「在這些獨自的日子裡我很難熬。」

隨後我和這幾個印尼女孩出去散步,大家雞同鴨講,比手畫腳。沒話說的時候就各自滑手機,手機是她們與家鄉最重要的連結。寧寧一直拿著手機邊走邊和女兒們聊天,還會不時回頭告訴我孩子們的近況。

大家聊天的時候熱烈,沉默的時候又顯得那麼寂寞。路上偶遇一個尼姑在化緣,寧寧可能以為是討飯的,往前走了幾步又回來,把手中的硬幣全數給了她。寧寧看上去很高興,彷彿因為這一點善舉,可以讓亞諾早一點出獄。

作者介紹|姜雯

1989年出生於江蘇蘇州,荷蘭漢恩大學主修國際商業管理,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碩士。

書寫東南亞移工,源自本身的離散、流動和勞動經驗。希望透過文字,可以從個體生命深入到體制結構,擁有文學性美感的同時,也更加有政治性的力度,並還原出一個人的樣貌,個體的多元,而非只是一群生產線上的廉價勞動力。

本文經授權取自寶瓶文化《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

責任編輯/潘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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