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台遭詐大筆仲介費、打工被警抓竟魂斷異鄉…逃跑移工之死，看見台灣社會最慘無人道的一幕 | 麥田出版

2006年11月2號，這天的台北天氣濕冷，灰暗的天空飄著細雨，但有一群人不畏淒風苦雨，聚集在勞委會門口廣場，他們的目的是要陳情。有些人手持偌大標語、有些人頭綁白布條、有些人則高舉著海報看板。在這其中，有一名男子格外顯眼，他雙手拿著的是一名男子的遺照，而遺照中人就是這個故事的主角：阮玉仲。

這二十多年來，台灣邁向少子化，壯年勞力不足，人口組成也就越來越多元化。數量急劇增加的，除了外配，也包含了東南亞來的移工，假日只要到各大火車站觀察，便可以看到他們成群結隊地聚會交流，一解思鄉之情。如果可以選擇，每個人都會希望能夠在自己的家鄉工作，他們之所以願意離鄉背井來台灣打拚，不外乎都是為了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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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這些移工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只為尋求一個夢想時，卻常因為遇到不肖仲介，墜入了更加艱辛的困境。

38歲來台灣的阮玉仲就是如此。

阮玉仲住在越南偏遠的鄉下，家裡有五個孩子嗷嗷待哺，其中一個孩子還罹有智能障礙的問題，一家子生活困苦。而為了照顧五個孩子，妻子沒有辦法外出工作，只能靠他一個人養家。

苦思之下，阮玉仲下定決心來台灣打拚。他聽人說，只要跟仲介公司借個3千美金申請代辦，就能來台灣工作三年。他算了一下，覺得划算，先好好拚個三年改善家中經濟，再回國闔家團圓，怎麼想都值得一試。

但怎知，這竟是一間黑心仲介公司。當時台灣的移工政策規定最多只能簽約兩年，若雇主同意，才能再延一年，至多三年，所以根本就沒有保障三年這回事。更糟糕的是，仲介是用遞補案將他引進，只能待上一年，隔年就必須返回越南，一切都跟當初預期的不一樣。

阮玉仲來到台灣之後，這才驚覺受騙。而仲介開出的條件極不合理，在苛刻的勞動環境下，每個月不過一萬多的薪水被東扣西扣，算下來，一年總計才賺了三萬多塊台幣，完全貼補不了家用，而家裡卻還有嗷嗷待哺的一家六口在等著他寄生活費回去。

在無計可施之下，阮玉仲工作滿一年之後，便做了最壞的打算。他偷偷逃走，脫離了原先仲介公司的掌控，開始暗地接私工，過著非法打工的生活。

他成了沒有身分的人。沒有勞健保、回家的路也遙遙無期，雖然薪水不再被仲介公司苛扣，但也不可能有原先保障一萬五千多元的基本薪資了。無論眼前和身後，都是一片黑暗。只是，為了家人的生活，他也只能這樣先在暗夜打拚，一邊躲著警察跟仲介，只求多拚一日是一日。

然而，人在異鄉，要躲過鋪天蓋地的追捕，也許實在是太困難了，被抓是遲早的事。就在那陣子，政府正好在加緊搜查非法移工，一抓到就是嚴懲。一年多後，在某次追捕下，他被警察逮個正著，送去了承德路的收容所。

在當時針對聘用非法移工之雇主加強重罰的政策下，勞委會與警政署盡心盡力配合，許多受到不公平對待而逃跑的移工，統統都被警察當成罪犯來追捕。而阮玉仲被羈押在承德收容所的時候，警方為了希望他能供出雇主，於是用了比較嚴厲的口吻跟他說：「若不供出逃亡期間聘用你的非法雇主，就要把你關進監獄半年到一年。」（相關報導：敬鵬大火2名泰籍移工身亡　桃市府認定為職災｜更多文章）

阮玉仲不懂自己犯了什麼大錯，為何要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接著又思及家裡妻小，若這麼長的時間沒有寄錢回去，家裡上上下下該怎麼辦？左思右想，怎麼樣都只剩逃跑一途了！狗急就會跳牆，於是他選擇冒著生命危險，用衣服綁成了繩子，從九樓窗外往下逃逸，但卻因為繩子撐不住他的體重，最後失足墜樓，當場氣絕身亡，就這樣慘死他鄉。接下來，再輾轉送到了我們面前時，已成為一起待結案的案件。

而在同一段時期裡，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的社工員李麗華也公布了一份當時針對逃逸移工（印、泰、菲、越）所做的訪談報告，在418份的有效問卷中，迫使移工逃逸的理由前三名分別是低薪資（Less Salary）、工作過量勞動（Difficult Work）和不合理的規定（Unreasonable Company Policies）。在在都顯示了移工們不僅需要在高危險、高髒亂跟高噪音的狀態下工作，還得承受許多不公平的待遇與苦難。

11月2號這天下午，我們替天主教徒阮玉仲辦了簡單隆重的追思彌撒，而上午則是由國內移工團體所組成的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聚集陳情，希望阮玉仲的不幸身亡能化為一道公平的曙光，替台灣越南移工爭取到應有的權益。另一方面，該團體也遞出了訃聞，希望官員能參加當日下午在二殯的追思彌撒，表達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正視。

可想而知，最後政府單位的代表僅僅收下訃聞而已，並沒有出現在追思會場上，大家心中期盼的解決方案也沒有出現。

這個案例，也是協會跟移工聯盟第一次的合作。通常，從移工聯盟轉過來的案件都是在沒有勞健保的保護下，病死他鄉的逃跑移工，但比其他的案子，阮玉仲的案例點出的是更大的隱憂。從這起案子裡，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執法機關對待逃跑移工的標準作業程序，多數是先將遭受欺騙，或者被雇主惡意對待的移工受害者污名化，而非先去審視是否是整個結構出現問題，或甚至是雇主的因素。先把受害者當罪犯，還以為這樣就可以嚇止惡劣雇主，根本是本末倒置，非但沒有幫助，只是憑空製造了更多無家可歸的人。

事後協會也調查了一下，就在我們接手阮玉仲案子的那年，警政署公布在台行蹤不明移工人數已達兩萬多人，女性更是多達男性的四倍，而到了今年（2018年），移工聯盟所提供的數字已經來到了十萬人。有整整十萬名從異鄉來台的移工下落都不知所蹤，更不知道他們過著是什麼樣的日子。

其實，移工問題並不是治安問題，而是勞工結構問題，這是早在當年他們陳情抗爭時，就已經提出的要點。

阮玉仲用他的生命推動了些許的改變，如今移工來台工作，首次工作年限已延長至三年，若跟雇主合作愉快，簽約次數總共可以多達四次，最多共可在台灣工作十二年。

當然，對於追求更好的社會環境，我們仍有許多待努力的目標。不管是勞工權益也好，社福救援也罷，只希望未來，不會再有那麼多受苦的人用生命的痛，換來他人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