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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為何清朝船艦、武器都比日本還強,甲午戰爭卻慘敗收場?歷史學者道出背後真相…

17世紀(清初亂世)之後,中國進入「大和平」時期,一直到19世紀下半葉(咸豐朝)才再度陷入戰亂頻仍而且戰火延燒各地的局面。有些軍事衝突是外患,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英法聯軍之役(1856∼60年,即咸豐6~10年)、中法戰爭(1884∼5年,即光緒10∼11年)以及甲午戰爭(即1894∼5年,光緒20∼21年)。但戰局最為兇險的其實都是內憂,包括捻亂(即1853∼58年,咸豐3年∼同治7年)、回變(1856∼77年,即咸豐6年∼光緒3年),還有襲捲摧殘中國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國之亂(1851∼64年,即咸豐元年∼同治3年)──這支受到基督教信仰啟發的叛軍從廣西出發,進軍中原的心臟地帶,攻佔南京之後在那裡建立政權,維持了十幾年。

在這些戰爭的刺激之下,一連串改革活動就此展開,史稱「自強運動」。許多大型造船廠、現代化兵工廠與規模龐大的工廠開始興建。中國開始生產連發來福槍、先進大砲、炸彈,甚至在1880年代(光緒年間)打造出一支鐵甲艦隊,在當時曾被認為戰力可以排入世界前10名。但一般人都認為這些努力在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何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清朝在甲午戰爭期間蒙受了敗給日本的恥辱。被面積只有10分之1的東亞鄰國打敗後,中國的現代化運動開始變得備受矚目。而且,相較於日本現代化運動的成功,中國的失敗也變成20世紀漢學家們的重要論題,他們曾經把敗因歸咎於儒家思想、文化與保守主義等因素。儘管近年來的一些研究已經開始質疑這樣的詮釋方式,但許多人仍然抱持同樣的看法,就算是一些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過去在中國史上的其他時代,儒家思想並不會阻礙創新或者排拒外來科技。許多儒生出身的官員都對佛朗機砲、西方火槍與紅夷大砲等武器充滿興趣──王陽明就是其中一例,而他也許是過去5百年來最為顯赫的一位儒學大家。難道儒家到了19世紀就突然變成了絆腳石?

當然沒有。19世紀的所有偉大改革家,例如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等人也都是非常優秀的儒者。他們都積極採納西方器械、西學,並且徹底革新教育、商務、財政結構與軍事組織,並未受到儒家哲學或中國文化的妨礙。

事實上,近年來學者們較能夠從肯定的角度去看待這從1860∼95年(咸豐末年持續進行到光緒朝)的改革運動,有時候他們甚至會有一些連自己都覺得訝異的發現。如同學者孟悅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寫道:「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就產品的科技細節而言,江南製造局有許多方面在19世紀末亞洲都算是首屈一指的」。孟悅與其他許多人都曾指出,從1868年(咸豐7年)開始,一直到1880年代(光緒初年),中國所製造的戰艦都比日本製造的更好,無論是木船或鐵船,槳輪船、單螺槳船或雙螺槳船,單一蒸汽機、雙聯式蒸汽機或者三聯式蒸汽機的汽船,也是中國生產的佳。相似的,中國生產的槍械與大砲也都是亞洲之最,品質至少能與日本匹敵,甚至更好。中國人會進行這些改造與創新的活動,說明了自強運動比過去史家們所認為的更加充滿活力,對中國的現代化也更為重要。

若真是如此,那中國又為何會輸掉甲午戰爭?答案是:中國並非遭遇技術或科技上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日本之所以能進行改革,是因為先出現了一場推翻德川幕府的政治革命。1867年,德川幕府還政於剛登基不久的明治天皇,天皇開始推動一連串改革措施,而這在舊政權底下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與過去許多根深蒂固的利益相抵觸。相較之下,清朝在19世紀雖然走得跌跌撞撞,但卻要到1911年才被推翻。事實上,中日兩國的歷史存在著一個很奇怪的巧合:德川幕府與清朝剛好都維持了267年之久。只不過,日本比中國早40年擺脫它的舊政權。

對於任何老舊的國家而言,開創新局面向來不是什麼大問題,反而是要擺脫舊時代比較困難。清朝擅長製造汽船與訓練部隊使用的來福槍,但清廷必須把很多錢都消耗在17世紀(清初)就已經建立的龐大部隊上。到了19世紀中葉(道光、咸豐兩朝之際)這些人數高達數10萬的部隊都已經成為無用兵力。清廷無法直接讓他們解甲歸田,也沒辦法從最基礎的地方開始改革,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充滿影響力、但卻又只想維繫現狀的利益集團。不過,清廷也養不起他們。要是當年清朝能夠把那些虛擲在舊部隊身上的經費用於新軍,也許表現會遠勝於後來的慘況。

清朝的問題並非缺乏科技或知識,而是無法把資源集中在革新措施上。老舊體制把資源都消耗殆盡。統治者必須在各個利益團體之間求取平衡,因而沒辦法創造出集中化的軍事結構。而且我們也別忘了,日本是一個特別有效率的敵手。如同兩位專家寫道:「中國並不只是輸在積弱不振,應該說日本太強,才會打贏那一場戰爭。」擊敗中國後,時隔10年,日本又打贏了另一個老舊的大帝國:俄國。

作者介紹│歐陽泰

西方漢學界的著名學者,近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史學者之一。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承西方漢學巨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十六到十七世紀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曾任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東亞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主義比較研究及中國史與全球史。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
責任編輯/潘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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