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清朝船艦、武器都比日本還強，甲午戰爭卻慘敗收場？歷史學者道出背後真相…

17世紀（清初亂世）之後，中國進入「大和平」時期，一直到19世紀下半葉（咸豐朝）才再度陷入戰亂頻仍而且戰火延燒各地的局面。有些軍事衝突是外患，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英法聯軍之役（1856∼60年，即咸豐6~10年）、中法戰爭（1884∼5年，即光緒10∼11年）以及甲午戰爭（即1894∼5年，光緒20∼21年）。但戰局最為兇險的其實都是內憂，包括捻亂（即1853∼58年，咸豐3年∼同治7年）、回變（1856∼77年，即咸豐6年∼光緒3年），還有襲捲摧殘中國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國之亂（1851∼64年，即咸豐元年∼同治3年）──這支受到基督教信仰啟發的叛軍從廣西出發，進軍中原的心臟地帶，攻佔南京之後在那裡建立政權，維持了十幾年。

在這些戰爭的刺激之下，一連串改革活動就此展開，史稱「自強運動」。許多大型造船廠、現代化兵工廠與規模龐大的工廠開始興建。中國開始生產連發來福槍、先進大砲、炸彈，甚至在1880年代（光緒年間）打造出一支鐵甲艦隊，在當時曾被認為戰力可以排入世界前10名。但一般人都認為這些努力在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何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清朝在甲午戰爭期間蒙受了敗給日本的恥辱。被面積只有10分之1的東亞鄰國打敗後，中國的現代化運動開始變得備受矚目。而且，相較於日本現代化運動的成功，中國的失敗也變成20世紀漢學家們的重要論題，他們曾經把敗因歸咎於儒家思想、文化與保守主義等因素。儘管近年來的一些研究已經開始質疑這樣的詮釋方式，但許多人仍然抱持同樣的看法，就算是一些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過去在中國史上的其他時代，儒家思想並不會阻礙創新或者排拒外來科技。許多儒生出身的官員都對佛朗機砲、西方火槍與紅夷大砲等武器充滿興趣──王陽明就是其中一例，而他也許是過去5百年來最為顯赫的一位儒學大家。難道儒家到了19世紀就突然變成了絆腳石？

當然沒有。19世紀的所有偉大改革家，例如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等人也都是非常優秀的儒者。他們都積極採納西方器械、西學，並且徹底革新教育、商務、財政結構與軍事組織，並未受到儒家哲學或中國文化的妨礙。 （相關報導： 大型火砲的誕生─為什麼是西歐：《火藥時代》選摘（1） ｜ 更多文章 ）

事實上，近年來學者們較能夠從肯定的角度去看待這從1860∼95年（咸豐末年持續進行到光緒朝）的改革運動，有時候他們甚至會有一些連自己都覺得訝異的發現。如同學者孟悅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寫道：「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就產品的科技細節而言，江南製造局有許多方面在19世紀末亞洲都算是首屈一指的」。孟悅與其他許多人都曾指出，從1868年（咸豐7年）開始，一直到1880年代（光緒初年），中國所製造的戰艦都比日本製造的更好，無論是木船或鐵船，槳輪船、單螺槳船或雙螺槳船，單一蒸汽機、雙聯式蒸汽機或者三聯式蒸汽機的汽船，也是中國生產的佳。相似的，中國生產的槍械與大砲也都是亞洲之最，品質至少能與日本匹敵，甚至更好。中國人會進行這些改造與創新的活動，說明了自強運動比過去史家們所認為的更加充滿活力，對中國的現代化也更為重要。

若真是如此，那中國又為何會輸掉甲午戰爭？答案是：中國並非遭遇技術或科技上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日本之所以能進行改革，是因為先出現了一場推翻德川幕府的政治革命。1867年，德川幕府還政於剛登基不久的明治天皇，天皇開始推動一連串改革措施，而這在舊政權底下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與過去許多根深蒂固的利益相抵觸。相較之下，清朝在19世紀雖然走得跌跌撞撞，但卻要到1911年才被推翻。事實上，中日兩國的歷史存在著一個很奇怪的巧合：德川幕府與清朝剛好都維持了267年之久。只不過，日本比中國早40年擺脫它的舊政權。

對於任何老舊的國家而言，開創新局面向來不是什麼大問題，反而是要擺脫舊時代比較困難。清朝擅長製造汽船與訓練部隊使用的來福槍，但清廷必須把很多錢都消耗在17世紀（清初）就已經建立的龐大部隊上。到了19世紀中葉（道光、咸豐兩朝之際）這些人數高達數10萬的部隊都已經成為無用兵力。清廷無法直接讓他們解甲歸田，也沒辦法從最基礎的地方開始改革，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充滿影響力、但卻又只想維繫現狀的利益集團。不過，清廷也養不起他們。要是當年清朝能夠把那些虛擲在舊部隊身上的經費用於新軍，也許表現會遠勝於後來的慘況。

清朝的問題並非缺乏科技或知識，而是無法把資源集中在革新措施上。老舊體制把資源都消耗殆盡。統治者必須在各個利益團體之間求取平衡，因而沒辦法創造出集中化的軍事結構。而且我們也別忘了，日本是一個特別有效率的敵手。如同兩位專家寫道：「中國並不只是輸在積弱不振，應該說日本太強，才會打贏那一場戰爭。」擊敗中國後，時隔10年，日本又打贏了另一個老舊的大帝國：俄國。

作者介紹│歐陽泰

西方漢學界的著名學者，近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史學者之一。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承西方漢學巨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十六到十七世紀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曾任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東亞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主義比較研究及中國史與全球史。 （相關報導： 大型火砲的誕生─為什麼是西歐：《火藥時代》選摘（1） ｜ 更多文章 ）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責任編輯/潘渝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