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大運選手昨日開幕進場時遭反年改團體阻擾一度無法入場，引發各界熱議。抗議與運動賽事的結合早有悠久歷史，不是新鮮事，但學者認為抗議者選擇大型運動賽會的決定，很可能是兩面刃。
自1896年第一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來，政治事件一直是國際競賽的一部分，幾乎每一次奧運都曾發生抗議活動，「體育與政治不要混為一談」的說法實際上不切實際也讓人誤解，在網路時代更顯荒謬。
呼籲抵制備受矚目的體育賽事，是社運運動既有的政治策略，2014年在俄羅斯素溪（Sochi）舉辦的冬季奧運就是一例。俄羅斯總統蒲亭當時禁止與奧運無關的各項集會、示威與遊行，但他的鎮壓行動真正用意在於遏止所有與同志或任何權利有關的當地異議份子。
2014年巴西舉辦世界盃足球賽，原本規劃投入255億里拉（114億美元）為世界盃興建設施，最後卻增加到280億里拉，幾乎是德國舉辦2006年世界盃的3倍。主辦大型賽事投入的鉅額社會成本引發民怨，巴西人對於短缺的公共服務尤其教育、醫療與政府貪汙不滿，掀起抗議狂潮。抗議活動在當年6月20日達到高峰，巴西80個城市有100萬人走上街頭示威。
社會學家認為抗議者選定運動賽事很正常，利物浦大學教授李佛莫（Roger Levermore）曾於「焦點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In Focus）計畫撰文指出，第一點在於阻擾國家層級的行為，甚至訴諸暴力也在所不惜，阿富汗人就曾於塔利班執政期間利用足球賽抗議；第二點是藉抗議作為政治動員，例如獨立前的許多非洲國家；第三種則發生於較早之前，17、18世紀的英國窮人藉由踢足球衝破地主圈地的圍欄。
根據統計，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恐攻事件至2005年間，全球共有171項涉及運動賽事的恐怖攻擊，在賽會期間進行的政治抗議更是不計其數。
李佛莫認為，抗議者選擇運動賽事發聲，是一項「雙面刃」式的決定。一方面，這是讓聲音被聽見的最佳機會，但另一方面，在這種場合之下媒體較傾向於選擇忽略或譴責抗議，抗議訴求也很可能被寧願更加聚焦於賽事的群眾忽略。
選擇大型國際賽事抗議的效果，也可能極為短暫或不受青睞。以2008年北京奧運為例，儘管全球各地針對中國人權而來的抗議不斷，許多國家元首仍對此低調噤聲，而人權主義者的呼聲也很快的隨著賽事進行煙消雲散。
責任編輯/陳憶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