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水災有多危險？從明朝瘟疫紀錄揭露恐怖歷史教訓：水後疫氣大作，死亡率30%以上！

大疫爆發的環境通常是多樣化的，如與飢荒相伴、水災後的疫癘大作、陰雨連綿環境、大旱之時、高溫或酷暑、衛生狀況太差、人群或畜群過於密集、罕見氣候異常、特殊的地理環境、水土不服、綜合因素交互作用等，都是大疫發生的可能環境。歷史已經過去，只能透過現場調查、醫學實驗等手段，具體了解當時各地疫情的情況，歷史學可從史料中考證當時疫癘發作的環境，探討致病因素。

有與飢荒相伴而生者。與飢荒相伴而生的疫情，又往往與水災、旱災等因素密切相關，如明初人龔詡在《野古集》卷中曾有詩兩首，記載疫情的危害，一首為〈甲戌民風近體寄葉給事八首〉之一，其中記載：

疫癘飢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斗粟家家無。只緣後政異前政，致得今吳非昔吳。寄語長民當自責，莫將天數厚相誣。

寇天敘，正德朝進士，曾任應天府丞。嘉靖三年（1524），應天府出現 「大飢、人相食 」的情況，寇天敘竭力賑濟，設粥以食流民。後瘟疫又作，府丞又給藥以救。天順元年（1457），進士劉璋任山東參政時，山東民眾先是大飢， 「道殣相望」，後又 「熏蒸成大疫」，劉璋的同僚五人染疫，其中三人竟然死亡。

明代中後期的王宗沐在《山西災荒疏》中記載：大約是嘉靖末年或者萬曆末年，陝西發生災荒時，明朝的宗室成員中 「以飢疫死者幾二百位 」、「不幸遇荒、兩俱病困 」的情況；明人鄒元標曾談論疫情和飢荒的關係，認為：「積疫之苦，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飢餓中，虛濕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數月八千有餘藁葬，餘有生者可知巳！臣邑月一城門外出五百人，他邑又可知巳。臣以為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巨室悉成莽蒼，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郭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曩之死者皆枉也！ 」

因此他建議擴大官方的醫療救助。

有水災後的疫癘大作者。明人何喬新在《椒邱文集》卷二十五〈七言絕句．福安書事〉中記載：「福安連歲被寇，加以洪水為災，室廬蕩然，水後疫氣大作，死者什三四，甚至家無噍類，鄰里懼其相染也，不敢過門，故死者往往暴露不葬。嗚呼哀哉，何吾民之不幸也。予行部至縣，延問父老，慨嘆不已。雖悉心圖之，然才非張養浩，未能有濟也。因即所見，漫成十絕，用貽一二同志，庶幾共圖救荒之策云。」

有在陰雨連綿環境者。正德年間，王守仁奉命鎮壓南贛的叛亂。當時農歷正月至三月間，出現了 「陰雨連綿、人多疾疫」的情況，由於叛亂已平，王守仁建議罷兵。萬曆四十四年（1586）六月，北京 「出現了會暑雨，獄中多疫」的情況，刑部給事中和閣臣請求皇帝下令熱審，以盡快發落犯人，明神宗卻 「不報」。 （相關報導： 為何染疫的人總愛亂跑，不肯乖乖隔離？從明朝瘟疫亂象，看恐懼如何影響人心 ｜ 更多文章 ）

有在大旱之時者。成化七年（1471）五月，北京一帶 「荒旱之餘，大疫流行，軍民死者枕藉於路」。工部主事費瑄，於成化年間奉命管呂梁洪，「築石壩扞水以通漕舟、作石堤以便輓者、歲省修堤草束役錢各三十餘萬。」「又時旱疫，瑄設法賑濟所全活眾」，以至 「民思之私為立祠」。

成化十三年（1477）四月，巡撫湖廣左副都御史劉敷上奏，自成化十二年（1476），「夏秋亢旱，田禾損傷，人染疫癘，死者甚眾。今春大雨冰雹，牛死什八九」；進士侯觀，任河南登封縣令時，成化十八年（1482）該地出現了 「大旱繼以瘟疫」的情況，後來大雨如注，才使得 「病者以起」，疫情得到控制。嘉靖二年（1523）四月，知州張淮上請於禮部，覆議後得到批准；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直隸巡按御史李吳上奏，鳳陽出現了 「連歲旱疫，多徙」的情況，請敕有司招撫流民。

有在高溫和酷暑條件下者。明代蕭中，世居江西龍泉，大約宣德年間人。某年附近府縣採木服役的民眾，從湖廣歸家路過其家，由於「飲食不時，疲於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踣相望」，當地居民害怕疫癘染人，都關門閉戶，不敢接觸，無敢出視。蕭中認為死生有命，於是施藥，並分遣所親多方救濟，才救活不少役夫。

正統年間逝世的曾谷，泰和縣上模人，永樂年間，泰和地方官徵發民眾於湖廣萬羊山採木，當時出現了「盛暑疫癘大作，營堡中死者相枕藉」的情況，服役的曾谷所幸沒有染疫，被人認為是「人以為天佑云」。成化七年（1471）五月，傅會昌侯孫繼宗等人上奏，京營一萬多士兵被調去做工，正值 「炎夏災疫盛行」，建議輪班更替以保存人力。明憲宗命除了修理盧溝橋堤岸的官軍輪流更易，務要完工外，其他赴工內官監和修蓋養濟院都暫時停工；正德五年（1510）六月左右，明人林俊記載，當時叛亂的藍廷瑞、鄢本恕等部，因為 「毒熱熏蒸，疫痢大作，病死逾萬，食盡勢窮，脅從日以解散」。所以該部不得不分為二支，藍廷瑞與廖惠等一支，擬占據保寧；鄢本恕、巴州李老人等一支，擬占據漢中攻鄖陽，由荊襄而下；嘉靖三十六年（1557）進士梁夢龍任河南副使時，監督河工，當時出現了「河上大暑疫」的情況。梁夢龍出俸買藥，飲諸役徒，救活數萬人，因此保障了河工的人力，梁夢龍也因此被升為河南右布政使；嘉靖進士宋勛，在 「盛暑夫役疾疫，傳染死亡枕籍」之時，曾「市藥遍飲之」而 「所全活甚眾」。

有衛生狀況太差者。天順初進士楊繼宗，曾任刑部主事，當時 「囚多疫死」，楊繼宗採取 「時其食飲，令三日一櫛沐」的方法，獄囚因此 「全活甚眾」。

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赴思恩府平定叛亂。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萬曆三十年（1602）十二月，大學士沈一貫等人向明神宗題請，說詔獄的監房不多，且監地也狹窄，今年的犯人積下數多更無容處，雜囂臭穢瘟疫流行，冬來寒氣異常，尤難存活，一牆之隔即是通衢，搶地呼天，驚遠震邇，靜夜之際尤不忍，王之翰、周應麟、陳奇可、吳應鴻等多人因此相繼死亡，請求明神宗趕緊發落眾犯，明神宗卻「不報」。由於監獄的衛生較差，明代後期的高攀龍曾在擬好未上的〈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中建議，「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鋪，致染瘟疫」。 （相關報導： 為何染疫的人總愛亂跑，不肯乖乖隔離？從明朝瘟疫亂象，看恐懼如何影響人心 ｜ 更多文章 ）

有人群或畜群過於密集者，而疏散人群可以減輕疫情。如洪武至宣德年間的虞謙，曾奉命督運大木，從潁州、陽武陸路拖曳後，從衛河運達北京。當時服役的軍士有萬餘人，正當「夏暑疫，役者多病」。虞謙說，這是因為人群聚集太密，應該把人群分散開；在迅速疏散士兵後，果然染疫者減少了；明代中期的夏言，在議論馬政時，曾建議由於「近日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厲之虞、露宿則有氓蚋之害」，主張夏季分散放牧，以避疾病。

萬曆七年（1579），欽差正使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副使行人謝杰奉命敕封琉球國王尚永。二人曾記載：之前出海的船隻，之所以未發生疫情，主要就在於 「聞前使二舟，則艙闊人稀，可免疫痢之患」，而他們出使卻只有一條，「船艙止二十有四，除官府飲食器用所占，計三十人共處一艙；恐炎蒸抑鬱，則疫痢者多，雖盧醫弗能療矣，此二不善也。」後來天氣炎熱潮濕，「逾旬不至，天氣頗炎，船面雖可乘風，艙口亦多受濕；染疫痢者十之三四，竟不起者七人。」如果不是謝杰「於船面搭矮涼棚，使艙居者更番上坐以乘風」的方法來疏散人群，還會使得染疫者增多。當時出行的使船上，還特意配備一名叫何繼熙的醫生，目的就是 「備藥物、防疾疫」，明人謝肇淛曾比喻說，「竹太盛密，則宜芟之；不然，則開花而逾年盡死，亦猶人之瘟疫也。此餘所親見者。後閱 《避暑錄》，亦載此。凡遇其開花，急盡伐去，但留其根，至明春則復發矣。」

有罕見氣候異常者。弘治十四年 （1501）八月丙辰日，廣西融縣「昏刻一星，大如箕尾，長丈餘，自西南流西北方。河水陡紅濁如黃河，人民驚駭，且日炎如夏，夜寒如冬。疫瘴遍及廂鄉，甚至一家全無動爨者。」

有特殊的地理環境者，可能是地方病或自然疫源性疾病的一種，如明初人蕭正，曾任貴州安莊衛知事，該衛所在一處叫作白水山的地方，設有一處兵堡。每年駐守該堡的士兵都因「染疾疫十七八」，甚至「醫莫能療」。蕭正設法將該堡遷 移，改築在沒有疾疫的地方，才避免了更多傷亡。 

有水土不服者。景泰五年 （1454）進士明人徐溥曾記載，某年南京一帶 「春夏以來雨澤少降，南畿荒歉尤甚，疫氣盛行北來人無不沾疾，此亦時事可嘅之一端也 。」嘉靖初年，在〈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中，王守仁記載 「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眾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

有綜合因素交互作用者。在高溫、群聚、衛生糟糕、飲食失節、水土不服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疫情的產生較為常見，如洪武五年（1372）七月，參與中都工程營建的軍士「多以疫死」。明太祖認為是「盛暑重勞，飲食失節，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使病無所養，死無所歸」所致；成化七年（1471）， 翰林檢討張寬之上奏，當時湖廣流民被械歸故里時，由於「適值溽暑，因饑渴而死，妻女被掠，瘟疫盛行，船夫遞解者懼其相染，故覆舟於江」。湖廣流民出現疫情的原因，就在於「官司迫遣上道。時夏月酷熱，民皆聚於舟中，不能宿處，氣相蒸鬱，疫病大作，死者不可勝紀。棄屍水道，塞礙舟楫，哀號之聲動天地」；正德十六年 （1521）六月，明世宗初即位， 因為甯王朱宸濠和錢寧、江彬之獄被拖累的嫌犯數百人關押在監，當時正值「暑雨，疫癘大作」，所以「瘐死者甚眾」。幸虧給事中許復禮、御史陳克宅都上言，要求迅速發落嫌犯。明世宗命司法部門趕緊審錄，得以釋放無辜者二百四十四人。

萬曆十五年（1587）五月，大學士申時行等人上題本，報告當時「天時亢陽，雨澤鮮少，沴氣所感，疫病盛行」的情況；萬曆中期，日本入侵朝鮮。明朝在天津一帶徵兵備禦，由於「宿兵於斥鹵之地，又盛夏癉熱，淫雨日侵，眾無所棲息，疫癘時作，人情大擾 」，明朝才改善軍隊的住宿條件，新建了天津葛沽鎮兵營。邢侗在萬曆中期，曾經擔心明朝軍隊援助朝鮮時，出現 「我兵餉未集，戰期無日，冬春不結必至夏秋。經霖雨之時，居濘潦之地。炎暑蒸其上，瀉鹵侵其下，水土不習，飲食不充癘疫必作，傳染必眾」的情況。 （相關報導： 為何染疫的人總愛亂跑，不肯乖乖隔離？從明朝瘟疫亂象，看恐懼如何影響人心 ｜ 更多文章 ）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自崧燁文化《大明也確診：皇朝的封城日記》責任編輯/柯翎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