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一位工人會選擇在工作地點自殺？他用文字記錄台灣底層勞工的艱困與辛酸…

（按：本文改寫自第四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科博文獎」研究所組首獎作品，為筆者依據2013年至2016年間，與清大社會所團隊數次至雲林縣麥寮鄉和「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的訪調資料寫作而成；感謝團隊成員的協作，惟文責全由筆者自負。）

午後，海之濱工業區醫務室

在海之濱的大型工業廠區中，設立著一個小小的醫務室，人員組成包含一位男性廠醫和十幾位女性廠護。醫務室並不起眼，卻是這偌大廠區內唯一的醫療資源，同時也是職業安全衛生的前哨站，十幾個人肩負萬名勞工的性命，和背後無數家庭成員的幸福。而筆者則有幸於2015年的一個夏日午後，在醫務室裡近距離觀察。

廠醫H醫師的家人都住在北部，隻身一人在海之濱擔任廠區勞工唯一的依靠，平日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週末才能回家陪伴太太和小孩。設廠之初，由於需要離鄉背井，廠區又位在風頭水尾、生活機能匱乏的地區，這份工作沒有人願意長期擔任，直到H醫師接下這份工作。至今十多年過去，他總是說自己甘之如飴。醫務室的護士資歷都不長，多是因為白班正常的工作型態而應徵，有從鄰近鄉鎮而來，也有從南部北上打拚的。她們之前大多在加護病房服務過，經歷日夜顛倒的輪班，為了家庭和較好的生活品質，她們成為廠護。平時分屬不同公司，每個月只有三次會輪到醫務室值班。

醫務室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擁有迥異於一般診所的設備，像是緊急沖淋裝置（emergency shower）、裂隙燈（slit lamp）、超音波儀器、心電圖和氧氣面罩等。這些儀器是配合工廠工作特殊的性質而設置，在工安事件發生時可進行「除污」，沖洗勞工身上的化學物質、檢查眼角膜是否受傷、或用超音波檢查內出血狀況、用氧氣治療嗆傷等。但隨著鄰近長庚醫院的成立，急救的責任移轉，儀器的使用頻率也不如以往，現今醫務室最重要的工作是職業病的預防。

H醫師會定期至各廠區內部做「臨廠服務」，檢視勞工的作業環境，找出相關的職業病危害（如高溫危害），以採取預防措施。在公司內部，醫師也擁有對勞工「變更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時」的「建議權」。所以當勞工面對潛在的危害時，他╱她可能主動請求、或被動的由廠醫、廠護發現後，調整工作內容和環境。H醫師說：「譬如有人頭部外傷後回來工作，他可能會有癲癇，但他原本的工作是高架作業，那我當然給他『配工』啊，配工就是適性評估，適性配工」。亦即醫師會讓可能有癲癇的員工避免高架作業，以免發生墜落意外。

但醫師的建議不一定會被主管採納，所以公司近年明文規定「經醫師健康評估結果對於不適任者，主管及人事單位應採醫師建議」，由此提高了廠醫建議的效力。不過H醫師自己寧願委婉和主管溝通，說之以理，他說這些建議不只是保護工人，同時也是保護廠長，因為如果勞工發生意外，法院調閱資料時發現主管沒有依照廠醫指示調整工作，那就是主管的責任。H醫師說：「所以廠長聽到我這樣講就嚇一跳，喔，還是乖乖聽你的」。 （相關報導： 生活方便的代價有多大？呂秋遠分析「一例一休」戳破的台灣10項醜惡真相 ｜ 更多文章 ）

但醫師不是全知、亦非萬能。這天下午一位員工看診時，就抱怨H醫師上次臨廠服務時忘記巡視四、五樓，反而被廠長帶去一、二樓；因為冷氣孔在一、二樓，最熱的區域在四、五樓。事實上廠醫的角色難為，H醫師面有難色的承認他的確沒有巡視完整，但他也說勞工之所以成為藍領，就不可能要求工作環境很舒適，他只能拿捏盡量合理，也怕勞工有被寵壞的一天。

打破寂靜的年輕人

有別於一般來看診的員工，一位送便當入廠，二十歲左右的男性，說在廠區門口被不知名物體噴到右眼，也來到醫務室求診。年輕人說視力沒有模糊，但眼睛「氈氈」的。值班的護士先以輸液用生理食鹽水接上軟針的接頭沖洗眼睛，邊問說：「不是送到門口而已？門口不會有化學物質啊？」但年輕人也說不清楚。護士隨後請年輕人側躺在觀察床上，並再一次用生理食鹽水沖洗他的右眼。年輕人在醫務室休息一個多小時後，H醫師決定開給他一罐眼藥水，並解釋說：「你這個有發炎反應，所以會『氈氈』的，這個每小時要點兩滴」，解釋完，年輕人就戴起眼鏡離去了。但直到年輕人離開，都沒有人知道他的眼睛被什麼東西噴到。

同日接近下午五點，在一通打來醫務室的電話之後，一位護士就穿上粉紅色的隔離衣，匆忙地拿著生命徵象儀器要出門。H醫師說：「有墜落啦，所以護士要出動」。廠區裡有二台待命的救護車，工安事件發生時，其中一位護士會跟著救護車到意外現場，進行基本處置後再轉送醫院。廠區內工安意外零星但類型多樣，如化學品噴濺造成的灼傷、熱灼傷、燒燙傷或墜落等，處置也視事件內容而有所不同。

墜落的生命

2011年，一位壯年男性監工在從25公尺高的高台墜落下前，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封簡訊寫著：我個人對公司感到非常抱歉，我將在○○廠以死負責，希望公司對工安要求不能因主管權力而有所寬鬆。

在他掉落至13公尺高的平台後，等不及轉送到醫院，就已沒了呼吸心跳。是什麼樣的工作環境與壓力，讓一位監工選擇在自己工作的地點結束人生？監工的父親說他是么子，有兩個姐姐；大學畢業後，做過機械設計，才考進現在的公司。監工再過一週就要結婚，父親認為他個性單純、負責，不捨他在婚前發生憾事。母親則說：「下周就要結婚了，前晚才在電話中和他商量印喜帖的事，沒聽過任何輕生話語，為什麼好好的人一下就沒了？」監工生前曾跟父親抱怨，依規定向廠商提出要求，卻得不到主管的支持，希望他對廠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這是監工之死的原因嗎？難道與主管意見不合，會無解到要用自殺來解決嗎？

一年過去，當時監工與主管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仍是個謎。但監工之死卻在隔年被勞委會認定為職業病案例，學者專家組成的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指出監工的自殺是肇因於工作過程中的外來壓力，是台灣首例自殺列為職業病的個案。因此家屬多領到了10個月的投保薪資、約40萬元的職災給付。不過40萬換不回么兒，也換不回未婚夫。H醫師說：「事實上他配工配了五、六次了，…工作已經不得人緣，就是這樣，最後還是想不開」。也許當初誰再多努力一些，就能挽回縱身一躍的監工。公司在事發過後，設立了員工心理諮商專線，因為沒有人希望憾事重演，不論是老闆、主管、醫師、勞工和家屬，雖然大家在心裡盤算的不盡相同。究竟一位監工的性命、公司的聲譽和職災的賠償，孰輕孰重？在此，人命就是論斤秤兩地討價還價著。 （相關報導： 生活方便的代價有多大？呂秋遠分析「一例一休」戳破的台灣10項醜惡真相 ｜ 更多文章 ）

底層勞工尋常的工作與生活

下班之前，有三位男性外籍移工在醫務室候診，其中一位穿著制服，並用中文和櫃台護士對話；護士問他之後該聯絡誰，他說：「打給我就好了，他們兩個也聽不懂」。隨後進來掛號的三位台灣女性員工，候診時大聊宿舍很吵和自己的體重變化，其中一位還去量了體重；她們準備整理東西去宜蘭玩，預計住在員山鄉的民宿，晚上要去夜市吃美食。下班時間，醫務室所在的大樓入口，滿滿都是穿著連身制服和工安帽的員工；聯外道路上也塞滿大型機具、槽車和滿載工人的承包商小貨車。

工業區裡的「工作」類型複雜，現場第一線多是下游包商員工，面對太陽底下的嚴酷作業環境，外加高空作業和化學品的風險暴露。職業風險順著工作類型和公司內部階層，呈現不平均的分布，而工作類型和公司職位的差異，又取決於個人不同的家庭、求學、工作的生命歷程。

於鄰近醫院服務的社工員曾說：「我第一次來的時候，覺得那個煙囪還蠻漂亮的」。每個人都想認真的過生活，不論是吃誰的頭路，都要在工業區裡共同生活，也總是比外來者面對更複雜的生活情境和算計。雖然人們總以為一切在掌控之中，但體制總有一個天花板限制了人們的行動。工業區的人們都是灰色的，不論是西南季風盛行時灰色的天空，煙囪吐出的灰白色水蒸氣，還是灰色的風沙；都分不清誰是黑，誰是白。在海之濱，每個人的臉都是灰色的，不論靠海養殖吹海風，內陸做農防風沙，抑或員工制服上沾染的油污。

在海之濱的街上平日有許多通勤的小貨車、廂型車和機車，承載著不同公司、包商的名稱和號碼。工業區的人沒有姓名，姓名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背上繡著的公司名稱和編號。你說工人擔心健康嗎？養不活家人，哪裡還顧得了健康。工業區的人都想好好活著，但層層外包的體系，讓高風險與低保障同時落在底層勞工的身上。賺錢為何這麼難？被夾死、砸死、高空墜落死，或灼傷、燙傷而失能，都不是保險賠償金能換回的。但人們都只是為了一份薪水，為了一份不用離鄉的工作，為了一份粗工而別無選擇，賣力地勞動著。海之濱的工業區確確實實養活了無數個家庭，而墜落的監工只是個案，不是嗎？

文／盧敬文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醫師、公醫時代成員 （相關報導： 生活方便的代價有多大？呂秋遠分析「一例一休」戳破的台灣10項醜惡真相 ｜ 更多文章 ）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文標題：監工之死：職災補償現形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