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腦科學找出犯罪高危險群，再關起來矯正治療，這種「預防犯罪」方式真的可行嗎？

二○○六年，美國費城將二二％因殺人嫌疑遭逮捕的罪犯判處緩刑，也就是假釋。然後犯罪學家使用儀器和統計方法預測哪位假釋犯有可能再犯，雖然這項實驗使用的是十分單純的基本人口統計學資料，以及犯罪前的履歷資料，卻在執行假釋兩年內，以四三％的準確率篩選出再次犯下殺人罪的人。

神經犯罪學家艾德里安．雷恩承繼這項研究成果，運用稱為「龍布羅梭計劃」(Lombroso Programs)早期發現犯罪者系統，描繪近未來社會(二○三四年)。

這項計劃的研究對象是十八歲以上的男性，讓他們在醫院接受腦部斷層掃瞄以及DNA檢測。「基本5機能」的檢查有(1)腦部構造的電腦斷層檢查、(2)藉由機能性電腦斷層掃瞄，檢查安靜時的腦部活動、(3)藉由擴散張量影像，檢查白質整合度與腦部的連結性、(4)藉由磁共振波譜分析，檢查腦部的神經化學反應、(5)依細胞等級，針對二萬三千個基因狀態進行細胞機能的精密檢查。

附帶一提，這些檢查都是目前醫療技術可以做到的，依此檢查可以預測五年內被評定屬於LP-V(龍布羅梭陽性―暴力犯罪)的人當中，約七九％會犯下重大暴力犯罪；屬於LP-S(龍布羅梭陽性―性犯罪)的人當中，約八二％會犯下強暴或是戀童癖犯罪；屬於LP-H(龍布羅梭陽性―殺人)的人當中，約五一％會犯下殺人罪，以上數據並非虛構，而是由實際數據推算出來的。

龍布羅梭計劃的實施內容如下。

對於每一項基準評定都是陽性的人，建議送至特別設施予以無限期收容。至於疑似陽性反應的人，因為有犯罪可能，理應送往特別設施，但為了避免爭議，法律保障當事人可申請由第三者複檢的權利。

雖然收容設施戒備嚴密，但因為這些人不至於馬上再犯，所以盡量設計成收容人的第二個家。週末會安排親友探訪，並提供娛樂、教育等服務，收容人亦保有選舉投票權。

收容人不僅要接受學習融入社會的教育，也必須接受藥物治療、腦部深層刺激療法等各種腦科學的治療方法，藉此改善目前情況，而且所有人每年都必須複檢。

青春期到青年期是最容易犯罪的時期，也有人隨著年歲漸增，LP屬性回歸正常範圍。像這樣為收容人設定一段保護觀察期，再視情況讓他們回歸社會，如果完全不再犯的話，便能脫離LP身分，以一般市民身分生活著。

此外，像是因為LP-S(龍布羅梭陽性―性犯罪)而被收容的人，可依當事者的意願，藉由去勢降低睪酮濃度便能回歸社會。

開始針對潛在性犯罪者進行管理的政府，可以導入所謂的LP-P 系統，也就是針對屬於「龍布羅梭的部分陽性」，亦即雖然不到必須送至收容所的程度，但相較於一般市民，可對犯罪可能性偏高的人進行管理。警方握有被評價為LP-P 者的資料，進行犯罪搜查時這些人會被優先視為嫌疑犯，並予以調查。然而，多數LP-P者過著與犯罪無緣的人生，所以這些個人資料被嚴密控管，甚至連當事人也不曉得有這份資料。

預測藉由這些措施，可將殺人等惡行重大的犯罪發生率降至約二五％以下。 （相關報導： 「我要轉到B段班」國一時這個把大人都嚇壞的決定，讓她從此踏向人生勝利組之路 ｜ 更多文章 ）

雷恩描繪的近未來社會，就是政府繼龍布羅梭計劃的成功後接著進行的「全國孩子篩選計劃」。這項計劃是以所有十歲孩子為對象，針對他們的生理機能、心理、社會關係和行為等進行評定，然後將這些資料與幼兒期的資料彙整並分析，藉以預測他們將來的犯罪可能性。

這項計劃一旦運作成熟後，父母就會收到這樣的報告：「你的大兒子長大成人後成為暴力犯罪者的可能性有四八％，犯下殺人罪的可能性為一四％。」當然，不可能強制將什麼罪都還沒犯的孩子送至設施收容，但對於具有危險因子的孩子，父母可以申請讓他們進入相關治療院所，接受為期兩年的治療，降低孩子長大後成為犯罪者的機率。

若以犯罪生物學基礎來思考，就算十歲開始矯正，效果也有限。因此，針對遺傳問題與嬰幼兒期的家庭環境，政府或許可以制訂這樣的法律：「必須先取得許可才能生小孩」，就像車子對社會來說是一項有益處的發明，但同時也存在著危險性，所以必須考取駕照才能開車。同樣的，新家庭成員對於社會來說是必要的存在，但同時也可能威脅到社會安全，所以發想出「父母認證制」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父母認證制的口號就是：「父母的正確行為能引導孩子的正確行為」，亦即孩子的人權與保護之責比什麼都重要。

關於如何取得認證一事，則是規定男女於懷孕前必須學習關於養育的基本知識，從生殖機能結構、胎兒期的營養補充、如何抒壓、嬰兒的欲求，以及成長期孩子的教養方式，還有與青少年的相處之道等，最終目標就是教養孩子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倘若透過認證制徹底教育父母的話，便能防止因為香菸、酒精造成胎內環境汙染，導致腦部出現器質性傷害等不幸案例發生。

父母認證制就是除非通過考核取得認證，否則不准生小孩。可想而知，勢必會引發歧視學習障礙者之類的大問題，但縱使如此，假設每個人都強烈希望建立「安全的社會」，將來就算導入這樣的制度也不足為奇。

恐怕大部分人聽到「運用腦科學監視社會」一詞都很反感吧。那麼，不妨看看以下資料。

犯人出獄後再犯成了英國的一大頭痛問題，於是二○○三年施行名為「為保障公共安全的監禁」(IPP)計劃。這是一種針對未判終身監禁的被告，若有再犯之危險性而處以無期徒刑的制度。截至二○一○年為止，共有五千八百二十八人被判處IPP(終身監禁)，其中有兩千五百人服刑期滿，卻只有九十四人出獄，不到四％。因為這項計劃，超過刑期繼續留監的犯人大幅增加。

英國又於二○○○年，無視精神科醫師們的抗議，針對「具有危險性的嚴重人格障礙」(DSPD)制訂一項法律，明訂就算沒有犯罪，只要警方認為具有危險性便可依法逮捕，送往相關設施進行檢查與治療。

即便現在，也會公然將侵害「人權」的可能犯罪者予以隔離，為什麼呢？因為先進國家公民對於「安全」的要求異常嚴格，因此尊重犯罪者人權(過於小看犯罪)的政治家往往在大選慘遭滑鐵盧。無論是DSPD法還是IPP，都是由英國首相布萊爾領軍，主張「自由主義」的工黨制訂的。

雷恩列舉上述事實佐證，主張問題不在於侵害犯罪者(或是可能犯罪者)的人權，而是施行非科學的粗糙方法「侵害人權」。既然如此，更應該活用神經犯罪學的最先進研究成果，運用正確的科學方法管理犯罪，無論是對於社會還是犯罪者本人，才能有效改善目前狀況，不是嗎？

當然，這是個非常沉重的問題，但隨著腦科學的急速發展，我們總有一天還是必須面對現實。

日本當代最著名的經濟小說家兼政論家 （相關報導： 「我要轉到B段班」國一時這個把大人都嚇壞的決定，讓她從此踏向人生勝利組之路 ｜ 更多文章 ）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好優文化《殘酷：不能說的人性真相》責任編輯/潘渝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