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行如隔山。除了核研所本身外，軍方真正懂核能的人並不多。劉光霽所長結合軍方保守勢力，終於爭取到向上級長官表現的舞台。
其實，美國人之所以始終對核研所不放心，正因為所內大致足以發展核子武器的設備已具雛形，欠缺的只是幾項關鍵性的串聯技術與程序。這些環節一旦有人才到位，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放眼核研所上千名技術人員中，可堪重用者不下百人。美方深知該注意的重點，因此每次來訪，除了檢查設施有無異常外，還會約談特定研究人員，了解其動向與近期工作內容。多年下來，這已成為例行要求；連核研所人員辭職或移民海外，也逐一查證追蹤。
另一個重點，則是核研所重水反應爐所產生的用過核燃料。沒有這些原料，等於無米之炊。因此，美方不斷施壓，要求我方將用過核燃料運往美國儲存。原料一旦移走，人員即使有心，也難以成事。早在錢積彭所長時代，美方即以「必須運走用過核燃料」為條件，才同意原子爐繼續運轉。
事實上，存放於所內的用過核燃料，每一筆都登錄於國際原子能總署帳冊。總署人員來訪時，不僅查核帳目，還以儀器測試燃料是否遭抽換，並加鉛封。任何移動都須事先報備，並由總署設置的閉路電視全程錄影；錄影帶還需透過專用設備才能觀看。此外，歷年採購的其他核物料，也逐筆列帳在案。除非核研所能完全躲過層層監測，否則劉光霽所長所構想的情節，幾乎像電影橋段般，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當然，理論上核研所亦可能在未被察覺的情況下，自他國取得少量核物料，例如當時受西方孤立的南非。但製造核子武器並非少量原料即可完成，必須具備工廠規模的生產能力。核研所也曾寄望藉與南非密切的外交關係，利用其濃縮鈾設備，將所內核物料提升至武器級濃度—這確實曾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構想。然而，後續仍受限於無法明目張膽移轉受監控的用過核燃料，終究無法付諸實行。
我國意圖擁有核子武器時之國際背景
自政府遷台以來，國防與經濟，早年幾乎沒有一天離得開美國。即使今日累積巨額美元外匯存底，仍主要來自對美大量出超。軍備來源更是深度依附美國。早期尚可不論，後期即便有能力向歐洲採購武器，也往往難以成行，美國影響力無所不在。
核能電廠能不購買美國設備嗎？這不僅涉及貿易平衡，更牽動軍售與國家安全。當年大力倡導原子能和平用途，人員訓練與核物料供應皆由美方提供，體系早已深染「美製」色彩。又因退出聯合國，我方無法直接與國際原子能總署簽訂核子保防協定，只能透過美國，以三邊協定方式安排。沒有這樣的協定，連核電廠都無法採購，因此凡涉核能設施與核物料交易，一切皆須受協定約束。西方列強在公開市場上，一向有共識要求非核武國家遵守核子保防協定。然而，我方既已不是聯合國會員國，是否仍須受此協定拘束？
自從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組織與多邊協定一個個將我國排除在外，美國既無意、也無能力全面協助，唯獨核子保防協定成了例外。當時美國與我方尚有邦交，便以三邊協定的方式，透過其與國際原子能總署的關係，使我方仍須接受總署檢查與監察。從正面看，正因有此安排，我國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採購核能設施與物料。
即使美國與我國斷交後，這個三邊架構仍被維繫下來。理論上，我們可以與任何國家進行核能交易，只要持續接受總署監察即可；但實際上，是否能沿用既有的三邊保防協定，往往仍需先取得美方同意。
國人常說，核能電廠應公開國際招標，為何總是美國貨？以早年第一次核四廠（後來廢標）為例，美、德兩國投標，最後由美方得標。為何不見法國？為何卻有德國？關鍵就在於三邊保防協定的適用。美國深知法國產品可靠且價格具競爭力，而德國產品雖品質優良，價格卻偏高，競爭力有限。因此，美方同意德國沿用保防協定參與投標，卻不允許法國援用該三邊協定，使法國在制度上根本不具備投標資格。
美國除了與我國簽訂《台美核能和平用途合作條約》外，另附有雙邊祕密條款，以加強對我國核能研究的約束。其中明定，凡可能涉及核武發展的研究工作一律不得進行。最具決定性的措施，則是要求將核研所所有用過的核燃料運離我國。
若當年政府握有更多談判籌碼，或許不致簽下如此城下之盟的條件。反過來說，倘若當局真有決心積極推動核子武器製造，也理應早在核研所內部完成更周密的祕密部署。然而事實上，核研所的研究人員大多明白，我方對美方的開放程度幾乎已無保留。顯然，當時的決策者經過審慎衡量，在國安、外交與現實條件之間作出了取捨。
事過境遷，當年的抉擇毋須再多作苛責。切勿以多年後的視角，回頭衡量彼時海峽兩岸的局勢。戰爭的危機並非空談，而是真實存在，甚至一度爆發。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若失去美國的支持，台灣的後盾又何在？
中共曾正式宣示，對台動武有四個時機：外國入侵、台獨、內亂，以及發展核子武器。美國在對台事務上，許多議題尚有商量空間，唯獨禁止研發核子武器一事，幾乎毫無妥協餘地，我國政府只能全盤接受。仔細思量，在避免台灣海峽兩岸因核武問題而引發軍事衝突這一點上，美國加諸我方的不平等約束，確實發揮了某種作用。早年我國逐步建立核武能力的過程，多少得到美方默許；然而後來態度轉為全面而決絕的反對，其間美國與中共之間，想必已有相當具體的默契或結論。
蔣經國總統生前，頗為巧妙地運用了「可以有而沒有」的概念。他從未公開表示支持發展核子武器，卻也未曾明言否定核研所的相關努力；對外則一再宣示不製造核子武器。同時，他容許美方反覆檢查。外力的強勢干涉，反而使相關同仁同仇敵愾，間接維持了內部的士氣與凝聚力。因此，核研所與中科院的研究人員長期推論：以蔣氏的身分地位，自不可能公開主張製造核子武器，但實際執行的負責人，難道會不明白其中深意？既然如此，自當放膽進行各項準備，以備一聲令下，萬事俱備。
這種推論，直到蔣氏辭世，也無從證實真偽。然而就其生前操作的結果來看，在美國不斷干預、中共頻頻放話的夾縫之中，這套策略確實在相當程度上維持了某種微妙的平衡。中共一向警告，只要台灣宣布獨立，便將動武。因此，政府與民間的警惕，多半來自這項威脅。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發展核子武器同樣是中共嚴厲警告的重點，卻似乎被我們輕視。這究竟是政治智慧不足？還是專業知識欠缺？抑或是權力慾望沖昏了頭？ （相關報導： 張鈞凱專欄：美國施壓台積電？蔣經國替賴清德回答了一切 ｜ 更多文章 ）
＊作者童兆勤，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材料碩士，曾任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處長、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副局長。被中信金前董事長辜濂松延攬，進入中信集團，曾任開發工銀董事長、開發金控總經理、中信銀行董事長、中信金控副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台灣核彈：一場幻滅的核武與人性掙扎》（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