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香港政府與中國簽訂ＣＥＰＡ為香港經濟帶來小陽春，香港人、企業和貨物都可以走出去，大陸資金則進來香港，在○七年確實感受到香港發大財的氣息。不過十年後就不是這麼美好了。
高雄市長韓國瑜在競選期間的一句口號「錢進來、貨出去，高雄發大財」，實在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在香港也已經耳熟能詳。先不論這句口號是否有失格調、現實上能否做到，但錢進、貨出、發大財是不少人放在心裡的共同願望，只是嫌這句說話太過功利、貪財，不敢說出口而已。不過每年春節，拜年時都是「恭喜發財」前、「財源廣進」後，將「錢」掛在嘴邊已是不少華人的習性，「拚（個人）經濟」才是大家首要目標。
粵港澳大灣區不是城市對等合作
錢永遠賺不盡，拚經濟也無止期。人人都想生活好、發大財，政權自然也懂得如何投人所好，「尋覓機遇」、「發展經濟」就成為政治任務的糖衣包裝。
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發展，每天電視、報章等媒體無限重複，香港政府大力推動這兩個項目，主要都是配合中國政府的整體國策。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更是北京政府二十年來一直大力推動的區域政策，促使香港、澳門可以融入廣東省，令南方城市可以利用香港與澳門「一國兩制」的經濟和國際優勢圖利，而政治上亦可以模糊香港、澳門與中國大陸的差異。更透過經濟與地域融合，吸收民間和政界的反對力量，使港、澳在被充分利用的同時，不致成為顛覆中國政權的基地。
自從改革開放開始，北京中央政府就與各地地方政府共同邀請大量資本家到中國大陸進行各類投資，而這樣的發展模式是一方面把資金引進大陸，同時藉港商的外銷網絡把貨賣出去，使中國一部分地區和城市富起來，這正是中國初期的改革開放模式。
可是到了今日，中國的綜合國力、經濟實力不可同日而語。在權力不平衝、不對等情況下，香港與中國之間的經濟合作也變成以中國為龍頭的經濟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合作模式，也不可能成為城市之間的對等合作。
年輕人抗拒在中國生活、工作
現在深圳與廣東省主要城市的經濟生產總值，已經比香港高；只是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現時的對外地位比中國城市來得高，自主權比它們強，在貿易方面更有準國家的國際地位。例如香港本身已是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ＡＰＥＣ）的成員，亦可以自行與不同國家和關稅區簽訂稅務和經濟合作協議，毋須北京政府批准或參與。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缺了香港的參與，便會成為一個「跛腳鴨」，對外貿易往來也難以啟動。
在二○○八年中國毒奶風波爆發後，香港人對於中國國民的身分認同由歷史高位大幅回來，展開十年跌浪，這使中國政府瞭解到，不能再單純利用以往的國族主義思考強加香港人身上，令香港人增加對中國的認同和歸屬感。因此在○八年後，北京政府與香港政府有意無意地利用這些經濟機遇、個人就業前景等現實誘因，吸引香港人用腳投票，到中國大陸投資、工作，可是成效未見理想。
○三年，政府數據顯示當年有逾二十三萬人到中國大陸工作，但到了一六年時只剩下八萬二千多人，十三年間跌幅達到七成。至於香港政府近年推動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亦得不到年輕人歡心。在近期某親中組織的民調顯示，雖然有過半受訪者知道有關計畫，但只有兩成多住在香港的香港青年認同有關理念，卻有超過六成在粵的港青認同相關理念，明顯見到在中國大陸生活和工作的香港年輕人較為認同大灣區發展。此外，不願意在中國大陸進修、工作的受訪者達到近半水準，只有近兩成願意，這反映出香港年輕人對在中國生活、工作亦存抗拒。
官方文宣做得再好仍未見成效，其中一個因素就是香港年輕人有不同的工作選擇。在香港目前失業率偏低的處境，年輕人在港已經可以找到薪水不錯的工作。但到中國大陸工作，會面對薪酬低、競爭高的劇烈工作環境。尤其是目前中國大陸年輕人的工作能力、學歷已經不比香港的差，他們更瞭解當地生活文化和風土人情，這令他們在大陸更為吃香，香港年輕人則沒有這方面優勢。
ＣＥＰＡ讓香港從發大財變發悶財
○三年，香港政府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ＣＥＰＡ），一度為香港經濟帶來小陽春，香港人、企業和貨物都可以走出去，大陸資金則可以透過ＣＥＰＡ進來香港，在○七年確實感受到欣欣向榮，香港發大財的氣息。不過十年過後，不少港企在中國大陸敗走，而中國資金全面進駐香港各行各業，在香港炒房炒股，連物價、租金也因為自由行而上升不少，發大財變了發悶財，即使有錢卻愈來愈不夠用，這正是ＣＥＰＡ為香港社會、經濟帶來的後遺症。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刋《新新聞》1660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