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哲學對底層民眾的道德肯定，展示了一種實質的人道傾向。但它在理論上卻堅決反對人道主義、批判共同人性論。它主張階級之愛，這不過是反撥於舊等級的新等級文化。它所不斷煽起的對於富人、內部不同意見者的無限妖魔化，遠遠超出宗教偏執狂對異端的不容忍。它未能讀懂文藝復興以來人道主義的真諦，未能看到啟蒙運動以來對個人的發現、對個人自由和人權的發現、對個人主體性和主權性的發現的現代性。它把物質追求當作個人需要的基本內容，這樣確認的物質性人格抹殺了人格的精神性，實際把人貶低到與動物不分的層次。它所設想的「人間天堂」也不過是物質極大豐富條件下的「按需分配」、「個人才能得到充分發展」狀態，顯然，這樣的天堂不夠美，也不夠崇高，豈可與自由民主主義所發現和確認的每個人所擁有的無限高貴的精神價值以及由此推出的個人尊嚴、主權、自由、人權在人性上的燦爛光芒相比擬！它在推動烏托邦由理論步入實踐時，理當理性的勸說人們自願參加，然而，它實際鼓動的卻是反自願、反自由的政治強制路徑——強制就是最大的惡。對於遍佈在俄、中等國大地上的無數血痕和枯骨，這一漠視人道、否認正義，公然主張暴力、強制、集權、專政的高級哲學難逃其責。
對於中國烏托邦實驗期的現實生活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極權主義理論文化，而是由它及其他要素合力促成的極權政體。這一政體具有如下突出的結構特徵：（一）軍權私有化——中國版極權政體繼承了清末以來軍事強人的衣缽，以私有化的軍權作為政治專制的主要依靠，它甚至不屑于構建和平年代的合法政治秩序。軍隊充當了1918年式社會失控的整合器，政變也成為高層政治鬥爭週期性的節律。一種赤裸裸的鼓吹軍事暴力擁有第一發言權的叢林規則，成為中國版極權政體反規則的第一規則。（二）政治權力私有化和政治特權階層的創生——在排除早期的統戰附庸後，中國版極權政體轉入了徹底的党國專政狀態。党國一體化首先表現為專政黨對國家機器的全盤控制和佔有。在操作層面，它創生了一個政治特權階層，作為「黨天下」的擔當主體。這一特權階層此時在經濟特權性方面尚顯微弱，而主要表現為以團契身份為基礎的對政治權力的排他性壟斷。這一排他性壟斷是極權主義反人民主權、反天下為公的核心見證。（三）實行全面的行政和社會集權的超級國家——党國中央集權金字塔建立了多條新的垂直控制管道，將各類權力幾乎都由地方集中到中央，將地方殘存的各類行政或監察單位的扁平形態全部削直。它的行政觸鬚還向下深入自古都處在半自治狀態下的民間社會，將民間社會層層纏繞、捆綁，將所有的經濟體吞併，將所有的社團穿透，將每一個工廠、村莊強行納入它的組織編制。它還建立起中國數千年從未有過的教權——意識形態權，對民眾實施天羅地網般精神奴役。這樣構建起來的壟斷了全部暴力、組織、經濟、思想資源，集權度為古今任何政體都無法企及的超級國家，高高淩駕於社會之上。它以巨無霸般身軀自上而下陡峭的勢能作用，幾乎把社會碾壓成一張薄片，在薄片處，只剩下靠血緣紐帶連結的家庭，作為人性和理智最後的堡壘，頑強地抵禦著極權主義的侵蝕。（四）無限權力下的一夫獨裁——在党國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塔尖，高踞著一夫獨裁的領袖。在戰爭年代，極權政治正式建制的起點即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其最高權力體制曾表現為與書記處夥友和各戰略區主官適度分權因而相容了寡頭制成色的一夫獨裁。取得全國勝利後，党國強有力推行的全面集權，以及對社會各階層、黨內各派系輪流施行的絞肉機式的全面專政，令一夫獨裁由不確定的有限權力走向無限權力。相對于全面集權的加法，全面專政是一種減法，它全面摧毀了外部和內部的所有批評牽制力量。於是，不僅沒有任何外在屏障足以阻止無限權力集中於絕對軍權擁有者一人之手，而且也沒有任何外在屏障足以阻止這個集中了無限權力的人為所欲為。而在內心精神生活層面，他所狂信的高級哲學已通過對人道、正義、法律、道德的理論否定幫助他解開了理性文明捆綁在他內心的野獸身上的重重繩索。無限權力的現實和高級哲學的教條就這樣合力養成了一個失去罪感、漠視人性尊嚴且無限狂妄的靈魂。他內心獲得解放的獸性，化身為駕馭著無限權力戰車的政治野獸，自由馳騁于極權政體的政治叢林。暴君誕生的歷史性、系統性因果鏈條，基幹就在於此。戰爭年代，他曾是最大的務實主義者、削平群雄的軍事天才；而今，狂信和偏執將他變成為新型社會中最大的教條主義者，最大的王明、博古。他試圖通過系列大型工程驅使新型社會向“人間天堂”進軍以建立起“導師”級歷史功業的個人野心越大，億萬民眾蒙受的災難和悲劇就越深重。但他尚未喪失生存本能意義的實用主義。1958—1961年和1966—1972年兩次狂進引發大災難或大潰爛之後，最高權力體制都由無限權力下的一夫獨裁，調回到稍稍向偏正式寡頭制傾斜的一夫獨裁。在第二次回檔前，出於對列強合擊中國的恐懼，他推動了嚴重有違意識形態教條的中美和解。也正是這些對內讓步和對外調解，挽救了他最後一線的道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