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政治權力的專斷和擴張一直受到法家思想的論證和支持。幾乎與中央集權政體一道萌生的法家鼓勵作為權力發動機的王權乾綱獨斷，為所欲為，以嚴刑峻法統治民眾，從而獲得行政效力和無上威勢。這一主張幫助了本質上必然趨於濫用的政治權力解除明示或潛存於法律、禮儀、習俗、輿論和良知中的自然正義和道德等精神價值的約束，走向極限使用，因此它對政治獸性的解放功效尤巨。
有似于中國法家思想與中央集權政體的互動，羅馬帝國的中央集權運動也催生了一種反自然正義和習慣法的「王在法上」論調，為皇帝的專斷和集權造勢張目。怠至中世紀後期，當歐洲大陸法蘭西諸國的王權擺脫封建等級制邁向中央集權之際，這一「羅馬法病毒」獲得了新的養份滋育，發展出著名的「絕對王權」理論，它的新意在於，強調「法乃王令」，政治主權就是立法權，君主掌握著政治主權及立法權，在以法律推行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時享有充分的自由。雖然，在實踐層面，王權並沒有走到絕對集權和無限使用境地，貴族階層作為中間屏障對其動能有所阻滯。但在法律層面，「絕對王權」理論進一步刺激了對自然正義的理論反動。新興的實證法思潮主張，法律表達了以暴力為後盾的強權者意志，僅僅是便利的統治工具，那種保護人類基本權利的自然法思想純屬虛構。法國大革命將「自由平等博愛」、普遍人權和人民主權理念傳播到世界各地，但在政體層面，它在暴風雨般橫掃貴族特權的同時，又不幸摧毀了諸多本可用於阻滯權力濫用的制度設置，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這就為其後漫長歷史跨度內的法國政體埋下了深重隱患。然而，在那個身為法國的鄰居，幾乎沒有多少歷史經驗和政體進化經驗、不知權力肆虐之苦且普遍推崇集權制在統一國家和提供公共產品方面的積極作用的德國思想背景下誕生的烏托邦哲學家，以及在那個身為德國的鄰居、數百年前剛剛擺脫蒙古金賬汗國部族統治並沿襲了草原殺伐之氣的俄羅斯生活背景下誕生的烏托邦政治行動家，卻把高度集權甚至法國大革命中濫用斷頭臺的恐怖政策視為正面積極的精神遺產。為了推動新型至善主義實驗、永久消除他們理念意義下的富人對窮人的「社會奴役」，他們不惜祭用了危險的政治奴役——專政手段。這種新型至善主義不是踩在既有的思想文明即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諸價值的巨人肩膀上進行新的試錯，而是毅然選取了另一條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諸價值進行敵對性競爭的思想線路。絕對權力的政治思想和主張沒有自然正義、只有強權者意志的法律思想被全面啟動，走向全面集權、全無制約的政治獸性得到高級哲學的精密論證和美化。於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巨無霸怪獸——極權主義在大地上誕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