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傳入中國，使正處於傳統的朝代末危機中的中國政體演變線路發生了根本改變。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華民族擺脫了皇權專制的奴役，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政體。但由於未能解決軍權私有的破壞性難題，在內憂外患中，民主政體陷入了癱瘓。在俄羅斯土地上成形的極權烏托邦運動趁虛而入，趁勢而起，經過與中國知識份子運動和農民起義的次第結合，它的中國版成功實現了本土擴展，並在殘酷的生存鬥爭中贏得了最後勝利。
1956年以前，中國版的極權烏托邦運動首先表現為一場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平等主義革命。正是靠與革命聯合、向革命妥協、領導了這樣一場革命，它才取得了全國政權。在革命中，部分貧窮的農民分到了土地，一種類似于多個朝代初年實行的平等的土地私有制得以建立；幾千年來一直遭受多重壓迫的婦女得到了解放，這堪稱革命取得的最大成就；傳統的權威主義文化中鄉紳的特權、宗法性的家長權和族權等全都煙消雲散；此外，擺脫了諸多歧視和束縛的平民階層也分享到了新型社會中部分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管理機會。但是，這一公開排拒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理念的平等革命，不僅內容貧乏偏狹、也缺乏程式規範和法律保障。在精神傾向上，它流於一種形式主義的絕對平等崇拜，它的道德光芒，也被暴力土改、建立新型「種姓制」、摧毀宗教自由等血腥和不義所沖淡。
1956年之後，極權烏托邦實驗碾壓了革命，閹割了革命，吞噬了革命。為向「人間天堂」進軍而推動的生產資料全面公有化運動，摧毀了平等的土地私有制，被搶走土地的農民頓時淪為依附於國家這個唯一「大地主」的實質農奴，這是中國近二千二百年來未曾有過的個人經濟財產權利大倒退，儘管它蒙著「歷史進步」和「至善理想」的華麗外衣。它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城市私營工商業也被收歸國有，失去了本來就有限的經濟自由的人們從此失去了自我獨立人格支撐，對党國產生了生存依賴。進一步的全面組織、全面控制人們的肉體—精神過程中，党國幾乎將民眾大多數權利和自由吞噬殆盡。人與人之間的確趨於平等了，但那是一種在超級國家機器中作一個微小零件的平等，一種蜜蜂面對蜂后、螞蟻面對蟻后那般在掌握了絕對權力和絕對真理發佈權的「半神」面前頂禮膜拜的平等。人們平等地沒有主權、沒有人權、沒有自由，平等地喪失了作為人的高貴尊嚴，平等地陷入了貧困或赤貧，平等地泯滅了活生生的個性。民眾曾分享到的部分基層管理機會，也扭曲為在從事繁重勞作的奴隸隊伍中被奴隸主挑選出來充當監工、打手等高級奴隸的機會。平等成了被抽幹果肉的空殼，成了掩蓋奴役真相的遮羞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