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危害甚大的高度集權發生在財政流程中，其後果之一是，每年總計在16萬億以上的政府財政收入僅有15%左右用於攸關民眾基本幸福的福利國家項目，而在由真正民選代表掌控財政撥款權的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往往在40-60%，甚至更高。高集權的政府往往意味著高成本、大浪費的政府，而在貧富分化嚴重、底層民眾治病養老皆無保障的當代中國，它還意味著超全能的政府。在決策流程和軍事流程上，後極權政體的分權制衡和專業化水準事實上也遠低於宋朝和明朝的水準，其低效和隱含的危險自不待言。後極權政體下的地方半自主也遠未達成地方自治和扁平結構狀態，地方在戰略佈局權、立法權、人事權、主要財政權上皆受制於中央的格局與地方事務需求的嚴重不匹配，使地方核心事務基本上都得不到有效、縱深的治理。
後極權政體最大的結構漏洞，還是在最高權力集權過度這一點上，它構成為潛在的暴政發動機。皇權時代為防止形成絕對君權，曾運用三省制、言官禦史制、財政二分制等設置多向度分割最高權力。而在後極權政體內，這類分權性屏障甚少，目前只有頂層的寡頭制和偏正關係雙頭制稍收分割、平衡之效，但寡頭制正在削弱，雙頭制亦屬過渡性安排，因而內在不穩。而且，這種立體金字塔中政體均衡點不是多元分立而是幾乎全部疊在雙頭或一元中心之上的格局，實在非常危險，一旦雙頭或一元中心出現異動，就可能平衡頓失，引發全域震盪。
上述政體沿革及結構分析記錄了沉重的歷史和變動的潮流，也揭示了曲折凝滯且深層堵塞的現實。當今中國後極權政體所存在的根本的結構性缺陷，決定了它無法實現人民主權下的道義合法性和授權程式合法性，無法築成有效制約平衡的制度囚籠管束並根治權力的濫用、專斷甚至瘋狂，無法穩定、系統地實現公僕隊伍的政治管理精英化並使之合格履行為民眾謀福利、創機會、排風險、構遠略的積極職責。這種由教條、特權的偏執阻礙和叢林法則、實用便利的放縱擾亂合力營造的制度荒野，助推了權力體系的政治獸性不斷膨脹，不斷衝破脆弱的防線和牽制，任性的、不可逆料的、頻繁的甚至失控的、橫暴的踐踏人道、公義、法律、道德、良俗。因此之故，後極權政體本身事實上已成為中國民眾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最大的侵犯者、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最大破壞者，這就是當今中國在政體問題上的基本國情。這一基本國情本身就提供了變革的最強有力的理由。
中國民眾已充分、強勁的表現出對權利的渴求和積極維護。權利的內在邏輯——也就是人道和正義的根本原理決定了中國民眾不會滿足於殘缺的權利狀態，必定會走向更充分的權利，直至徹底自主命運的主權現實。這就決定了任何僅僅對後極權政體進行修補或完善的改革，都不可能真正滿足民眾的內在需求。通過一場政體革命，徹底拋棄現有政體的制度荒野和政治獸性，建立起真正由人民程式授權和控制、實現了現代政治文明“基本善”的新政體，才是當今中國真實的民意和深沉的天意。一代覺醒公民的主權意願，以及他們正在凝聚起來的支持他們伸張權利和主權的個人實力和整體實力，構成為實踐政體革命的第一推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