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銀行家喬治
即使在眾所皆知對LGBT深具包容性的企業裡，員工仍難免懷著神經質的恐懼。投資銀行家喬治是個典型的例子。他的雇主是美國最大的銀行之一，過去六年他都在這家銀行的倫敦辦公室工作。無論是在美國或英國的調查中，他的雇主都是對同志最友善職場的前幾名。他從沒在職場裡碰到恐同事件。
然而，在喬治工作的那層樓，三百個員工裡沒有一個公開身分的同志。「我想，銀行界真正的問題在於，執行管理階層裡沒有人出櫃，」他說。「我知道在我這層樓有四到五個同志，但沒有一個人願意公開身分。」
他和他未出櫃的同事們相信，出櫃會讓他們面臨工作上的危機。民調或許顯示超過70%的英國人支持同性婚姻，但反對者也占不小的一部分。他說，這一點是他必須考慮的，特別是在自己的考績上。
每年員工必須列出幾個能幫自己評估績效表現的人。同時，經理們也請名單之外的員工自願提供評語，這是大型銀行的常規流程。
「雖然你知道出櫃後99%會平安無事，但那1%的後果太可怕了，」他說。「如果有人不喜歡我，他不必在我面前表現出來、或表現無禮、或表現恐同。只要他夠聰明，就在考績裡說我沒辦法好好和客戶相處。他只要編造個故事，突然間我的考績排名都會陷入麻煩。」
日復一日進行這種算計是很辛苦的，特別是在工作時數增加到每天16個小時的時候。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當你必須隱瞞自己週末的活動細節、提到約會對象時的代名詞從「他」換成「她」、確保自己不致在社群媒體意外洩漏生活某些層面等種種時刻。光是為這本書接受採訪，也意味著避開辦公室附近的咖啡店，而到步程十分鐘以外的另一家咖啡店。在面談中，喬治的神情專注且有問必答，但在大庭廣眾之下討論這些題目讓他有些擔心。他在啜飲咖啡時，似乎同時在觀察周遭的顧客與行人。有些問題他用悄悄話來回答。
「我累了，懶得再向人說謊了」，喬治說。「因為我的工作性質和工作時數，這件事已經影響到我生活的很大部分。未來我想快樂地、誠實地活過這部分的生活，這是很重要的。」他說，一旦他在幾年後成為經理或總經理，他會選擇出櫃。目前他只想保持自己的偽裝。
喬治的雇主為了鼓勵包容性所做的努力是眾所稱許的。然而個人的風險評估，加上一點點的神經質，還是讓某些員工不願將真實的自我帶進職場。對於在更不友善的環境下工作的同志來說，情況則更加艱難。
這些員工們都心知肚明，選擇活在櫃裡並不是一個平衡中立的決定。活在櫃裡，意味著腳跨兩個世界。當你從一個世界切換到另一個世界，就算你再怎麼熟悉此道，你的心靈能量還是會一點一點地被抽乾。這份能量大可用於在職場上解決問題，或在個人生活中與伴侶建立穩定關係等等更有建設性的地方。
性傾向不是一個人的全部，但無可置疑地，它確實是身分認同的重要一部分。如果你否認某一部分的自己，會讓你無法接受全部的自己，對自信心與自尊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如我的經驗所見，你可能自己都無法察覺這份代價。
我在英國石油晉升的過程中，時時刻刻在盤算思考，該做出哪些不得不的權衡取捨。沒錯，我登上了頂峰，然而當我登頂的同時，我感覺自己被囚困、被孤立了。
▌我的雙面人生
我的雙面人生在1969年的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市就開始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鑽探井幫忙做流速檢驗。和我共事的男人們一個個高大結實，來自德州和奧克拉荷馬州。他們的長相要說是逃犯也不會有人懷疑。我們在天寒地凍的北方度過漫長的時光，每天等著下一件大事發生，我開始發明一種隱藏自己個性的方法。關鍵在行為舉止完全正常，不要打草驚蛇。我謙恭有禮、樂於助人。我那時21歲，但看起來像17歲。我不僅是全團隊最年輕的一員，也是個外國人，所以人們往往想幫我一把。只要有人問我有沒有女朋友，我會說「有」，就這樣。人們在職場經常語帶保留，因此創造了一道可供我躲藏的屏障。
1971年，在凍原工作兩年後，英國石油終於讓我調回美國紐約。我不知道在這樣一個巨大又忙亂的城市應該如何自處。但它給我的匿名性，讓我有勇氣第一次到同志酒吧探險。
當時英國石油在紐約只有一個小辦公室，這讓我大為放心。我無法想像辦公室有任何同事是同志，更別說到同志酒吧消費了。但我錯了。幾個星期後，當我走進其中一間同志酒吧時，我立刻被一個眼熟的人發現。結果發現他是我辦公室的同事。他來到我面前，而我只想躲到地底下去。
他出入同志場所的頻率顯然比我高得多。因為這個緣故，再考慮他在公司的職位，我相信如果他的性傾向曝光，他得付出更高昂的代價。我在青少年時期的經驗告訴我，他也冒著一定的風險；更何況，他不會隨便讓任何人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遇見我的。在公司，我們之間的共同祕密讓我恐慌不已，但從沒有人發現一點蛛絲馬跡，我們也從未露出馬腳。
在我寄回英國給爸媽的信裡，我小心地編輯我的人生。我會放心談起我和一個法國男生搬到格林威治村，他有女朋友，教我做菜和辦晚宴。我不會對爸媽坦承自己的祕密同志生活。
無論是寫信給父母或參加會議，我的基本哲學向來是「不留下任何證據，不洩漏任何跡象，不讓任何人有機會見到真正的你」。我只要感覺自己彷彿露出破綻，就會好幾個星期都魂不守舍。有一次，當我穿著一套淺藍色西裝經過一個建築工地，一群建築工人開始鬼叫、大喊辱罵同志的字眼。我發誓從那天起永遠只穿深色西裝。
1974年，我來到舊金山，在那裡工作兩年。這段時期，我交了個女友，是我的醫師的女兒。我會和她在週末約會，十分期待與她共度時光。她是個好伴侶。我還是會偶而出現在卡斯楚的同志酒吧，但因為舊金山的同志場所與這座城市的其他區域非常隔離，我曝光的風險極低，因為我知道不可能會與她巧遇。如果你過著雙面人生，你可以把每件事都合理化。
最終，我的女友主動為我們的關係畫下句點。我不怪她。我沒有結婚的打算，她感覺到了。1986年，我已經升到位於克里夫蘭市的標準石油公司財務長的位置。我幾乎不再與同志朋友們見面。我的母親已經確定長期與我同居。
我年近四十，每個人都想幫我和他們的朋友或親戚湊對。當我參加晚宴時，朋友的另一半會說：「我認識一個非常好的人，我希望你能認識她。」我漸漸進入某個階段，成為有小孩的離婚女士眼中最有潛力的單身漢。我會保持禮貌，但不表任何興趣。如果我禮貌地忽略，眾親友的探詢通常會自己消失。
在母親與我同住的十四年裡，我幾乎完全將自己與任何形式的同志生活分割開來。我活在深深的孤獨感裡，但相信自己可以靠著久久一次的一夜情湊合過日。當我在1995年成為執行長後，我的神經質程度高漲。在國外旅行時，接待我的通常是各國政要，周遭圍繞著層層保安。1998年，英國石油併購美國國際石油公司（Amoco）之後，我的名字在美國越來越受注意，所以我身邊二十四小時都有個人保全。保全人員會待在我隔壁的房間，當我一開門，他們會立刻醒來。我的衣櫃在此時已完全釘死了。
我害怕性傾向被人發現，因為我相信一個公開同志身分的人，無法在一個懲罰同志的國家進行商務活動。在中東、安哥拉、奈及利亞等各個角落，這是千真萬確之事。我把待在櫃內視為務實的商務決策。
我非常會經營公開形象，但依我的後見之明，我知道有些同事懷疑我是同志。我很擅長迷惑別人，更擅長在迷惑別人的同時迷惑自己。
而事實與理想相差十萬八千里。我對於過著雙面人生日益厭倦。無論你在哪一行哪一個位置，只要你活在祕密裡，這種生活就會越來越耗損身心。
無論在公司裡的層級高低，員工如果被困在櫃內，就難以建立全面的視野。只有在回顧時，他們才能了解雙重生活加諸於自身的限制，以及對工作與生活造成的腐蝕。
前投資銀行家亞歷桑德（化名），還記得上司對粉紅腳踏車的玩笑。但他沒有對老同事生氣，相反的，他氣自己躲在櫃中這麼久。「如果我從一開始就對每個人開誠布公，我的生活真的會這麼困難嗎？」他問。「恐同者能有這麼大的力量，是因為我們給了他們力量。如果我們允許這些人把羞恥加諸於我們身上，我們就永遠是次等公民。」
「如果我對身為同志充滿驕傲，叫我去騎粉紅腳踏車還會是笑話嗎？這句話之所以好笑，只因為我盡全力躲在櫃裡。一旦出櫃，笑話就不再是笑話了。」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玻璃衣櫃》一書。本書作者約翰．布朗( John Browne)為一名同志，他於1995年到2007年間擔任英國石油（BP）執行長，他帶領英國石油蛻變為全球最大企業之一。但2007年，在布朗六十歲這一年，他的同志身分公諸於世。他選擇離開自己一手建立的企業，但並未就此陷入低潮——這本充滿勇氣及開創性的著作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本書既是誠實且動人的回憶錄，也是嚴謹而犀利的社會評論。布朗坦率地回顧自己的雙面人生，也大膽揭露世界各地企業裡依然強烈的恐同文化，是如何導致員工不願顯露真實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