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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金馬點將》專訪傅榆:用一段青春,找尋藍綠、兩岸「最大公約數」

迷惘、尷尬、困惑,是傅榆最談到的幾個字,為此,她拿起攝影機拍了好多年。(甘岱民攝)

迷惘、尷尬、困惑,是傅榆最談到的幾個字,為此,她拿起攝影機拍了好多年。(甘岱民攝)

應該都有這樣的故事:孩子還玩著彈珠時,在家門裡、巷子口說台語,那時候他以為這個語言,就是全世界的溝通方式,直到有一天,突然被送進學校,父母告誡他,要說「國語」,台語如果迸出來,就要掛上「我不說方言」的狗牌,要價5塊錢。

應該還有另一種故事:孩子的家庭,被喊作「外省仔」,他的長輩,會說故鄉的語言,還有充滿各地口音的中文,台語是陌生的;那時,在學校講台語已經不是什麼禁忌,他卻是班上唯一不懂的人,聽得懂的,只有自己的名字或座號,因為只要聽到,就知道同學在笑他。

傅榆的故事,比較接近後面這種,但也不是,如果硬要為身世貼標籤,大概是新住民第二代。父親是來台念書的馬來西亞華僑,來自印尼的母親,則在9歲就舉家來台定居,「我的身分比較奇怪啊,比較尷尬。」

「雖然說曾經迷惘過,但我覺得反正,我就是台灣人嘛……沒有多少迷惘,我就是想講我對台灣認同的過程。」一趟訪問,從小爬梳到大,迷惘、尷尬、困惑,其實是傅榆最談到的幾個字,它們緊緊箍著她好多年,為了爬出來,她拿起攝影機,接著又拍了好多年。

今年她的追尋暫時告一段落,一連推出兩部紀錄片,《不曾消失的台灣省》,講的是她自己,《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則一路拍陳為廷、蔡博藝,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不說,還入圍最佳剪輯。

從藍綠公約數,轉進跨海峽公民社會

父母認同中華民國,母親甚至自認是中國人,他們對民進黨、泛綠充滿厭惡,耳濡目染間,傅榆的想法也曾經藍藍的,「可是這不是我自己的選擇,是我以為世界就是這樣。」

直到離家上大學後,傅榆終於知道世界上有其他政治立場,此後才算得上有選擇,她於是轉過身,遠離從小到大的意識形態;但畢竟家庭的牽絆,就像血緣一樣甩不開,更在她腦裡打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說,藍綠間一定是這樣水火不容嗎?」

她自願當橋梁,在2012年拍《藍綠對話實驗室》,找來藍綠傾向的年輕人對談政治,「我一直想找一個最大公約數」,橋搭好,有沒有人走不知道,反倒傅榆就這樣陷下去,開始一段長達6年的旅程。

透過《藍綠對話實驗室》,傅榆認識了還在清大念研究所的陳為廷,開始對社會運動有所認識,又遇上還在讀政大、後來曾任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的林家興,「雖然他也是正藍軍,但我覺得他是比較open的,會想跟我們這種人對話。」

當時,士林文林苑剛遭強拆,社運青年不說,就連林家興,也為此帶領群眾上過街,隱隱約約,傅榆覺得藍綠的公約數,似乎能在社會運動裡找到,「代表說,如果政府做了一件很不能接受的事時,他們是願意去反抗的,那時是這樣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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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文林苑剛遭強拆,社會運動看起來,是藍綠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圖為各界人士聲援文林苑王家。(資料照,余志偉攝)

結果林家興還是選擇回到體制,「他們基本上還是沒有很認同體制外抗爭,」但在社運裡找到的火苗,仍在傅榆心裡燃燒,「他們會覺得說這沒必要,『你們為什麼不循正常管道來抗議呢』,那是他們沒有真正去理解社會運動啊,我就沒辦法接受這樣子的說法。」

泛藍青年快閃街頭後,傅榆的藍綠對話暫告失敗,她卻以退為進,轉向追求中國、台灣的公民對話。當時她讀了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對「跨海峽公民社會」的概念如遇知音,期盼兩岸體制外的抗爭者,可以集結起來,對抗跨海峽的政治集團。

「這跟我想的不謀而合啊,我就覺得很興奮。」於是輾轉間,她找到當時就讀淡江大學的蔡博藝,加上陳為廷,開始拍攝《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鏡頭太近,近到沒有別人

故事始自他們還青澀,還各自在校園對抗體制的時候,拍著2、3年過去,就占領了立法院,有夠莫名其妙,其中一個人甚至是學運總指揮。

但浪潮很快就退去,318學運退場後,街頭青年分進合擊,有人發起新的組織,有人組新政黨,陳為廷跟蔡博藝則試圖進入體制,結果卻傷痕累累。

太陽花學運三將黃國昌、林飛帆、陳為廷。(風傳媒)
拍著2、3年,就占領了立法院,其中一個人甚至是學運總指揮。圖為(左起)黃國昌、林飛帆、陳為廷於318學運期間發言。(資料照,風傳媒)

2014年12月,原本投入苗栗山線立委補選的陳為廷,在接連爆出襲胸醜聞後,宣告退選;而參選淡江大學學生會長,卻為中國學生身分屢遭刁難的蔡博藝,也早在11月時黯淡落選。

事實上,這原本是一部拍砸的紀錄片。

「那時我陷入了運動傷害的時候,對政治沒興趣,對紀錄片也覺得沒有用。」蹲在低點,傅榆才驚覺,原來鏡頭貼得太近,近到框裡只有陳為廷、只容得下蔡博藝,說好的對話呢?說好的跨海峽公民社會呢?

我們的青春,拍成了他們兩人的青春,經歷過的人看著,卻找不到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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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的人看著原本的紀錄片,卻找不到共鳴。圖為318學運,立法院議場內。(資料照,余志偉攝)

318學運歷經前幾日的激情後,出現所謂「賤民解放區」,不滿學運指揮核心的人,每晚在濟南路上聚集,砲轟整場運動,如何被少數人壟斷。

「我真的畏懼民主。」議場內的陳為廷無奈說出這句話,傅榆拍到了。

性騷擾醜聞接連爆發、宣布退選後,陳為廷一個人躲在家,自暴自棄怨嘆群眾有多可怕,「你拿個拍就是逼大家一直看我,這有違紀錄片倫理,你已經影響到當事人的生活了。」

脆弱到不能給人見的樣子,傅榆也拍到了。

到頭來,所有的期待都放在陳為廷身上,但一個還不到30歲的青年,怎麼代表整個台灣公民社會?

20170531已擔任國會助理的陳為廷
一個還不到30歲的青年,怎麼代表整個台灣公民社會?(資料照,曾原信攝)

「我沒有在看別的做社會運動的人,他們還是在努力啊。」眼裡只有這兩個兩個人,就連成敗都緊緊繫在一起,他們的墜落,也變成紀錄片的墜落,「我就覺得,那我只是拍到他們的失敗,我把這部片拍出來有什麼意義嗎?」

紀錄片的失敗,是衝擊之一,之二,是則是因為看清自己的定位。

「我原本以為,我是跟他們一起的。」

從賤民解放區出現,再到學運宣布退場,不滿的情緒越積越深,當另一群人歡唱《島嶼天光》時,這群人則痛罵學運指揮層,為何擅自代言「全民的」學運。當時,傅榆覺得這群人並沒有真的理解,社會運動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就是跟著他們嘛,我原本以為,我是跟他們一起的。」畢竟跟著那麼多年,連少數人才能進去的決策會議,都能帶著機器去拍,實在很難不以為,自己也是領頭的人。

曾經有段時間,傅榆就是這樣想的。

20181022-《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專訪。(甘岱民攝)
當時,傅榆覺得這群人並沒有真的理解,社會運動是什麼東西。(甘岱民攝)

但到剪接時,她才驚覺自己其實跟群眾一樣,「因為我們就是這樣子看著這些明星、領袖做的事,期待他們去做嘛!」等待事情發生、等待領袖說話、等待收到指令,原來自己其實是這個模樣。傅榆終於明白,為何自己的焦點離不開陳為廷、蔡博藝,「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不確定是不是愧疚,總之就是覺得我在利用他們。」

挫敗的是人,不是理念

雙重打擊同時到來,傅榆垂著頭,噙著淚,幾乎想放棄,「這片做出來要幹嘛?有什麼意義咧?」

但是不行。原因很現實,《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有申請補助案,而且結案在即。好吧,那隨便剪一剪交差,只能這樣硬逼自己,「這有點像憂鬱症,人家會覺得沒什麼啊,想開一點啊,但並不是這樣。」

同一時期,傅榆進入電影公司上班,原來心力打算都放在公事上,老闆、同事卻覺得,這部片都拍得這麼久,是屬於整個時代難得的紀錄,就這樣,把她推回去面對問題。

20181022-《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專訪。(甘岱民攝)
同一時期,傅榆進入製片公司上班,原來心力打算都放在公事上。(甘岱民攝)

最後,她把自己的挫敗也加入片中,《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才終於立體起來,不再是陳為廷、蔡博藝的個人社運史。

這段的自省,讓《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出現另一個手足:傅榆把自己從小的經歷,包括在學校聽不懂台語、上大學後的心境轉變,都拍成自傳紀錄片《不曾消失的台灣省》,幾乎是把自己的迷惘,都丟到銀幕上見人。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前進了。」從頹然倒地,到可以繼續前進,不管以什麼姿態,大概都值得讚許吧,「是我做的事情失敗了,而不是這個理念有什麼問題,到現在我還是不覺得這個理念有什麼問題。」

「事實上不管是《第三種中國想像》、陳為廷或蔡博藝,或做社會運動的人,這些人都沒有問題,問題在我自己,我自己把期待投射在他們身上。」

20181022-《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專訪。(甘岱民攝)
最後,她把自己的挫敗也加入片中,《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才終於立體起來。(甘岱民攝)

畢竟是要用盡全力維護的理念,傅榆自己擔下所有過錯,受傷、療養、痊癒,重新站起來,但接著要往哪裡去、要怎麼走,剛爬起來的人,其實還沒法想到這些。臉上表情還是困惑,不過有件事是確定的,「我還是對政治比較有興趣,就比較像是政治狂熱者。」

鏡頭大概還是會繼續跟著這個社會,或許更久以後,她終於會找到,藍與綠、中國與台灣之間,能夠對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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