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都有這樣的故事：孩子還玩著彈珠時，在家門裡、巷子口說台語，那時候他以為這個語言，就是全世界的溝通方式，直到有一天，突然被送進學校，父母告誡他，要說「國語」，台語如果迸出來，就要掛上「我不說方言」的狗牌，要價5塊錢。
應該還有另一種故事：孩子的家庭，被喊作「外省仔」，他的長輩，會說故鄉的語言，還有充滿各地口音的中文，台語是陌生的；那時，在學校講台語已經不是什麼禁忌，他卻是班上唯一不懂的人，聽得懂的，只有自己的名字或座號，因為只要聽到，就知道同學在笑他。
傅榆的故事，比較接近後面這種，但也不是，如果硬要為身世貼標籤，大概是新住民第二代。父親是來台念書的馬來西亞華僑，來自印尼的母親，則在9歲就舉家來台定居，「我的身分比較奇怪啊，比較尷尬。」
「雖然說曾經迷惘過，但我覺得反正，我就是台灣人嘛……沒有多少迷惘，我就是想講我對台灣認同的過程。」一趟訪問，從小爬梳到大，迷惘、尷尬、困惑，其實是傅榆最談到的幾個字，它們緊緊箍著她好多年，為了爬出來，她拿起攝影機，接著又拍了好多年。
今年她的追尋暫時告一段落，一連推出兩部紀錄片，《不曾消失的台灣省》，講的是她自己，《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則一路拍陳為廷、蔡博藝，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不說，還入圍最佳剪輯。
從藍綠公約數，轉進跨海峽公民社會
父母認同中華民國，母親甚至自認是中國人，他們對民進黨、泛綠充滿厭惡，耳濡目染間，傅榆的想法也曾經藍藍的，「可是這不是我自己的選擇，是我以為世界就是這樣。」
直到離家上大學後，傅榆終於知道世界上有其他政治立場，此後才算得上有選擇，她於是轉過身，遠離從小到大的意識形態；但畢竟家庭的牽絆，就像血緣一樣甩不開，更在她腦裡打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說，藍綠間一定是這樣水火不容嗎？」
她自願當橋梁，在2012年拍《藍綠對話實驗室》，找來藍綠傾向的年輕人對談政治，「我一直想找一個最大公約數」，橋搭好，有沒有人走不知道，反倒傅榆就這樣陷下去，開始一段長達6年的旅程。
透過《藍綠對話實驗室》，傅榆認識了還在清大念研究所的陳為廷，開始對社會運動有所認識，又遇上還在讀政大、後來曾任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的林家興，「雖然他也是正藍軍，但我覺得他是比較open的，會想跟我們這種人對話。」
當時，士林文林苑剛遭強拆，社運青年不說，就連林家興，也為此帶領群眾上過街，隱隱約約，傅榆覺得藍綠的公約數，似乎能在社會運動裡找到，「代表說，如果政府做了一件很不能接受的事時，他們是願意去反抗的，那時是這樣覺得。」
結果林家興還是選擇回到體制，「他們基本上還是沒有很認同體制外抗爭，」但在社運裡找到的火苗，仍在傅榆心裡燃燒，「他們會覺得說這沒必要，『你們為什麼不循正常管道來抗議呢』，那是他們沒有真正去理解社會運動啊，我就沒辦法接受這樣子的說法。」 （相關報導： 金馬點將》專訪《幸福城市》導演何蔚庭：我在哪裡都沒有歸屬感，都像局外人 ｜ 更多文章 ）
泛藍青年快閃街頭後，傅榆的藍綠對話暫告失敗，她卻以退為進，轉向追求中國、台灣的公民對話。當時她讀了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對「跨海峽公民社會」的概念如遇知音，期盼兩岸體制外的抗爭者，可以集結起來，對抗跨海峽的政治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