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點將》專訪傅榆:用一段青春,找尋藍綠、兩岸「最大公約數」

2018-11-13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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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金馬最佳紀錄片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如何誕生?(甘岱民攝)

獲得金馬最佳紀錄片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如何誕生?(甘岱民攝)

應該都有這樣的故事:孩子還玩著彈珠時,在家門裡、巷子口說台語,那時候他以為這個語言,就是全世界的溝通方式,直到有一天,突然被送進學校,父母告誡他,要說「國語」,台語如果迸出來,就要掛上「我不說方言」的狗牌,要價5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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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還有另一種故事:孩子的家庭,被喊作「外省仔」,他的長輩,會說故鄉的語言,還有充滿各地口音的中文,台語是陌生的;那時,在學校講台語已經不是什麼禁忌,他卻是班上唯一不懂的人,聽得懂的,只有自己的名字或座號,因為只要聽到,就知道同學在笑他。

傅榆的故事,比較接近後面這種,但也不是,如果硬要為身世貼標籤,大概是新住民第二代。父親是來台念書的馬來西亞華僑,來自印尼的母親,則在9歲就舉家來台定居,「我的身分比較奇怪啊,比較尷尬。」

「雖然說曾經迷惘過,但我覺得反正,我就是台灣人嘛……沒有多少迷惘,我就是想講我對台灣認同的過程。」一趟訪問,從小爬梳到大,迷惘、尷尬、困惑,其實是傅榆最談到的幾個字,它們緊緊箍著她好多年,為了爬出來,她拿起攝影機,接著又拍了好多年。

今年她的追尋暫時告一段落,一連推出兩部紀錄片,《不曾消失的台灣省》,講的是她自己,《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則一路拍陳為廷、蔡博藝,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不說,還入圍最佳剪輯。

從藍綠公約數,轉進跨海峽公民社會

父母認同中華民國,母親甚至自認是中國人,他們對民進黨、泛綠充滿厭惡,耳濡目染間,傅榆的想法也曾經藍藍的,「可是這不是我自己的選擇,是我以為世界就是這樣。」

直到離家上大學後,傅榆終於知道世界上有其他政治立場,此後才算得上有選擇,她於是轉過身,遠離從小到大的意識形態;但畢竟家庭的牽絆,就像血緣一樣甩不開,更在她腦裡打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說,藍綠間一定是這樣水火不容嗎?」

她自願當橋梁,在2012年拍《藍綠對話實驗室》,找來藍綠傾向的年輕人對談政治,「我一直想找一個最大公約數」,橋搭好,有沒有人走不知道,反倒傅榆就這樣陷下去,開始一段長達6年的旅程。

透過《藍綠對話實驗室》,傅榆認識了還在清大念研究所的陳為廷,開始對社會運動有所認識,又遇上還在讀政大、後來曾任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的林家興,「雖然他也是正藍軍,但我覺得他是比較open的,會想跟我們這種人對話。」

當時,士林文林苑剛遭強拆,社運青年不說,就連林家興,也為此帶領群眾上過街,隱隱約約,傅榆覺得藍綠的公約數,似乎能在社會運動裡找到,「代表說,如果政府做了一件很不能接受的事時,他們是願意去反抗的,那時是這樣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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