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大輝專文：從福傳看剛恆毅的外交─宗座駐華代表百週年紀念隨思

今年適逢傳信部創立四百周年，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首位駐華宗座代表百週年紀念。兩件事都在中國的福傳上，留下發人深省的智慧，作為做人處事的借鏡。這使我有感而發，從剛公的出師表切入，寫幾個思想。

1、困難重重的出使

教宗碧岳十一 世（Pius XI），經傳信部樞機委員們， 精細研究及商討之後，於1922年8月頒發兩份公文。一是設立宗座代表。此舉為表示教宗對中華人民的關懷，也為滿全當地教會神長的期望，讓教宗通過其代表，團結和領導眾牧，熱衷教會事務。二是任命剛恆毅為首任宗座駐華代表。

剛公晉見教宗碧岳十一 世（Pius XI），同時拜會教廷國務卿嘉斯巴利（PietroGaspari），聖座外交部的主管，以及傳信部部長王老松（Willem van Rossum）。他們的對話集中宗座代表如何統籌在中國的傳教事工。剛公雖非外交人員，卻有出使的任務，要在中國從事雙邊和多邊的外交任務。

後來，剛公便寫幾個重點，作為他的出師表：

─宗座代表純宗教性，沒有政治意味。

─待人友善保持自主，不代表政權，只代表教宗。

─聖座雖不專務政治，但有時政治進入宗教範圍。

─聖座只關懷中國，絕不分享或認同列強的野心。

─建樹本地的神職人員。

1922年十一月八日 船底香港。剛公雖身負高級神長之職，卻以傳教士身份行事。他的抱負是「為一切人成為一切」。這抱負雖出自保祿宗徒，但與400年前傳信部的出現息息相關。

十五世紀，航海大國以西班牙與葡萄牙為主，他們甚至來到中國、日本等地。隨船的傳教士留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會團體，這些大國給予教士軍事、經濟和外交的援助，漸漸形成一種授予權力的制度（Patronage system）。這些大國的君主有權在他們的殖民地處理傳教的事工，諸如：設立教區和任命聖職人員。 久而久之，這制度使傳教事工變質，只為大國爭取利益，難以分辨傳教和殖民的事工。

因此，教宗額我略十五世在1622年成立了「傳信部」。第一任的秘書長英哥利（Francesco Ingoli），經分析各地情況，便開始統籌傳教事務，培育傳教人才，集合各修會力量，分派各地，又提供傳教工具和多語言的印刷所。最重要的是設立直屬教宗管轄的宗座代牧區及任命主教，盡量使傳教士擺脫現世的權力而服從教宗。此外，1627年成立傳教修院（CollegioUrbano）除了培育傳教士，也代為培育傳教區的神職人員。

傳信部在1659年，發佈了一個重要的指引（Instructio），後人稱之為傳教憲章（Missionary Magna Carta），當中提到傳教士要學習「在世而不屬世」，不謀政治權力，不隨世風斂財，務求傳福音、顯天國、救人靈 。 傳教士生活起居，須適應當地文化，實際地「為一切人成為一切」。

剛公從傳信部繼承這精神，後來，1935-53年他任職傳信部的秘書長，也發揚這傳統。 （相關報導： 梵蒂岡證實「代表團秘密訪華」，梵中主教任命密約朝續簽方向發展 ｜ 更多文章 ）

剛公出使時，感到局勢大為不利。首先，教宗國因意大利統一的運動早已名存實亡，宗座的國際地位要重新定位，在1929年才有梵蒂岡城國的出現。其次，中國國勢很弱，內憂外患。內有軍閥割據、戰亂未平。外受列強欺凌、險遭瓜分。

另一方面，中國的傳教事務非常複雜。由於列強入侵，訂立不平等條約，社會仇視洋人洋教。不時有人殺害教士和毁壞聖堂。在1844年法國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其中規定法國可保護在中國的傳教士和教徒。自1860年中法簽訂《北京條約》後，法國更聲稱在中國擁有保護傳教事工的權力，此舉完全漠視教廷的傳信部。其實，保教是藉口，謀利是實情。在1885年滿清政府李鴻章企圖與教廷建交，擺脫法國保教權，但未能成事。

1915年至1916年間，發生天津老西開事件，遣使會的宗座代牧杜保祿主教建築主教堂，以及在周圍的學校和醫院等。法國政府使用保教權，擴大租界的範圍。此舉被視為侵佔中國土地。由此可見，教會的傳道和強國的欺凌不幸地混為一談。

當時遣使會的雷鳴遠神父（Frédéric-Vincent Lebbe）和一班教友在其《益世報》大力反對強權欺凌，並鼓勵中國教友聯同百姓發動罷工抗議。此外，他們勇敢地主張教會本地化，呼喊「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 號，並推動教廷任命中國國籍主教。聖座通過雷神父及其萬言書更了解中國的傳教情況，直接影響〈夫至大〉的宗座牧函。

1917-1918年間，民國外交總長陸徵祥進一步推動與教廷的外交聯繫，雙方擬定了駐外使節的情況。適逢第一次大戰期間，法國正與德國進行殊死戰，應該無暇兼顧其他的事，教廷在《羅馬觀察報》（1918.7.22）公佈了即將和中國建交的消息，但沒有公佈使臣人選。可是，法國斷然反對。在國際壓力下，中方暫停了與教廷交換使節的計劃。教廷只能求其次，設立駐華宗座代表，而非外交人員。

1919年教宗本篤十五世頒佈〈夫至大〉（Maximum Illud）宗座牧函，申明教會傳教事工的原則和具體方針，又不點名地批評一些傳教士「更熱衷於對自己國家的利益多於天主國度的增長」。雷鳴遠「本地化」的主張被納入牧函內。可是，在中國的一些西方傳教士並不認同牧函的內容。江南法國籍耶穌會士的代表批評教宗撰寫牧函時搜集資料不足，另一些甚至公開地漠視這牧函。

1922年教廷便決定派遣駐華的宗座代表。當剛公得知教宗有意將此職委任於他時，心中十分不願，雖誠心請辭，但終告無效。

駐華宗座代表的身分非常敏感，剛公出發前，為了避免法國的干預，便謹慎保密，到了中國，才披露其身分，法國雖不滿，但米已成炊。

2、外交成就

外交有助傳教事務。剛公雖無外交訓練，亦非外交人員，卻有成就。外交要成功，須懂得討價還價。說穿了，一般外交對話取決於強權和利益。弱者當前，就要顯示自己的強硬，獲得更多利益；強者當前，就要盡量討好，以免損失更多。中方和教廷身處弱勢，自然硬不起來。

對中方而言，法國的「保教權」來自不平等條約，是國恥，因爲強勢的外國隨時以護教之名來擴張霸權。

對教廷而言，傳教涉及人民的信德、救靈和永生，若處處忍讓，恐怕連基本的信德都保不住。 （相關報導： 梵蒂岡證實「代表團秘密訪華」，梵中主教任命密約朝續簽方向發展 ｜ 更多文章 ）

因此，中方和教廷的共同目的就是擺脫法國的「保教權」，方法是中方和教廷直接以平等方式達成協議。於此剛公非常努力。

剛公首先顯示教廷對中國百姓的關懷。1923年1月1日上午10時，民國總統黎元洪在總統府大廳正式接見外交使節，剛公繞過法國公使，自行與中方聯絡，並由三位神長陪同，出現這個場合。剛公代表教宗向總統致意，表示善意和關懷，而總統表示對教宗設立宗座代表感到無任欣慰。此次會面，具有巨大的外交意義。

同年，剛公接受中國教友所獻的四合院建築作為宗座代表公署（北京定阜街三號）。這純樸的房屋舍比起北京主教公署及本堂神父的住所更為狹小而簡單。剛公在此居住期間接見了不少官員、公使、主教及傳教士。

當時內戰未平，有公使提議他遷移到使館區，那裡四周圍着高牆， 並架着機關槍，守衛森嚴，但剛公絕不考慮，因為這是令中國人感到屈辱的地標。

在京城，不時兵荒馬亂，但公署沒有受到任何騷擾，因為剛公打開公署大門，讓急難之人可進入庭院，暫時休息， 吃些東西。

剛公對教案的調解：犧牲利益以保教會的使命和信德。清末民初，出現不少土匪亂賊，公然 打家劫舍，擄人勒索， 殺人放火，洋人傳教士及其事業，也成為肥羊。聖堂受毁，洋人被殺，這些教案非常為棘手，往往成為強國要求中方立不平等條約和索求賠款的良機，弱勢政府不得不低頭接納，但最終受害者是平民百姓。

這些教案也加深教外人的成見，更認定傳教士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另一方面，也導至傳教士更在乎保教權的「可貴和可靠」。

剛公在華任職期間，不少教案發生。他到步不久，1923年有土匪綁架梅樂道神父（Angelo Melotto），要求贖金。一般來說，即使洋人不付款，但官府怕洋人也會付。土匪本無殺念，但官方竟派軍清剿他們，於是在九月初槍殺了梅神父。

梅神父為了基督的愛遠來傳教行善，深得民心，此番受害，政府必須賠償，況且傳教區入息微薄，必樂意要求。可是剛公明白此項要求必加深百姓對教會的憎恨，有礙教會的使命。面對傳教區，他訴諸信仰，曉以大義：教會從不為殉道者所流的血索取賠款（pretium sanguinis），教友切勿浪費梅神父「捨身成仁」的見證。政府只要捉拿匪徒歸案，教會大可放棄索償的要求。漢口的主教也同意，以和為貴，結果，老百姓自行捐獻，蓋一座紀念梅樂道神父的醫院，樂捐之人甚多，此舉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此事立下新的調解方式。

可是，政府治安不佳，類似案件仍陸續發生。有人譴責剛公做得不夠，基督教拿了賠款可以行善和補貼辦大學的經費。剛公也感到苦惱和孤獨，但仍要安撫傳教士顧全大局，為教會洗脫「走狗」的惡名。 （相關報導： 梵蒂岡證實「代表團秘密訪華」，梵中主教任命密約朝續簽方向發展 ｜ 更多文章 ）

在1930年二月廣東韶州雷鳴道主教（LuigiVersiglia）及高惠黎神父(Callisto Caravario )被土匪殺害。其實，一般土匪只要搶錢，不願殺戮，但他們是共產主義分子，殺念是來自消滅宗教的意識形態。這是另一層次的迫害。剛公 到處安撫和投案。幸虧這些傳教士都深得民心，很多百姓和官員參加喪禮，非常體面，使教會名聲大振。多年前，本人有幸訪問當年知情人士，原來傳教士為了保護同行的女士，奮力抵抗，置生死於度外，百姓大為感動，有人因此入教。殉道者的血是信德的種子。

剛公推動高品質的教育。早在1912年，中國天主教知識分子英斂之致函教宗碧岳十世，請求教廷資助北京建立天主教大學。剛公了解培育人才的急切性，也認同雷鳴遠神父、馬相伯和英斂之等人的辦學理念，提高百姓、教友和神職人員的素質，使中國人領導在中國的教會。為實現這理想，便要馬上動工，等不了。

教廷在1923年已授權設立大學，由傳信部跟進，並邀美國的本篤會集資。1925年大學先以「輔仁社」之名開班，1927年正式獲得當時國民政府認可，而箇中情況，甚為艱苦，首先美國適逢經濟大蕭條，結果由剛氏向教廷申請資金，同時又要處理法國的反對，幸好成功繞過他們的保教權，直接聯繫當時的國民政府，這樣才使大學得到承認，當然引起法國報復，剛氏因此吃了不少苦頭。1927年9月26日，剛公主持大學創校典禮， 其演詞發人深省。

剛公推動中國政府國際地位的提升。1928年八一賀電便是一例。國民政府幾經辛苦終於北伐成功，結束內戰，同時要專注提升其國際地位。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19年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和平會議，中國以戰勝國的身分參加會議。年輕的中國代表、著名的外交官顧維均據理力爭，提出廢棄租界、關稅自主、領事裁判權、外國軍警等等。可惜，會議被英、美、法等國所操縱，漠視中國的合理要求。國內人們義憤填膺，同年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

1928年6月國民政府入主北京，統一成功，但列強恐怕政府討回既得利益，只持觀望態度。 剛公請求教廷即時表態支持國民政府。同年8月1日，教廷國務卿代表教宗碧岳十一世給全中國人 一份祝賀電文，並稱：「⋯⋯天主教會一向主張對合法政府的尊重向、服從，並且這樣教誨人。⋯⋯」教廷不着痕跡率先承認國民政府，又把教會與中國連接一起。8月21外交部致函剛公，請他向教宗轉達謝意。

剛公直接拜訪南京政府進行協商。戰亂期間，一些教堂被視為帝國主義的附庸而遭到破壞或沒收，許多主教要求剛公出面處理。1929 年1月剛公輕裝南下，拜訪當時首都的南京政要。 他獲得蔣中正的接見，並進行正式獻詞與回應。剛公重申教廷一向的立場，超然於政治之外，愛護眾生，尊重政府。此舉為澄清教外人士對教會的誤解，教會只想傳福音、做善事，絕無帝國主義野心云云。

同年1月26日，剛公與外交部長王正廷正式會面。早在前幾年，教廷已獲授權剛公直接與政府在傳教事務上簽訂協議。此次雙方同意平等和互惠互重的原則，既尊重中國的主權與尊嚴，又保障教會的基本需要。雙方達成達成初步協議的內容：保證宗教自由；天主教會有置產業的權利；天主教會有辦學的權利，但須遵守政府法令。可是，此事引起法國駐華使館側目和極力反對。

無論如何，在同年五、六月間，在南京舉行中華民國創建人國父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剛公是教廷的特使，中方和教廷的密切關係，更為明顯。事後法國政府唆使報章和傳媒，對剛公進行連番粗暴惡劣的人身攻擊。剛公也向法國大使館提出抗議。 （相關報導： 梵蒂岡證實「代表團秘密訪華」，梵中主教任命密約朝續簽方向發展 ｜ 更多文章 ）

宗座代表疲於奔命，健康欠佳，未能及時簽署協議，便在1933年2月，訣別中國，回歐洲養病。

3、踏實的外交智慧

一般的國際關係是以利益為目的，外交是手段。當雙方或多方強弱懸殊時，弱方即使贏不了對方但也千萬不要輸掉自己。剛公非常明白面對強權，教會的產業和土地可以丟掉，但教會的使命和信德必須守護。

今日的外交──近年本人接到不少教友的提問：一向主動親近中國的聖座，要和強勢的中共的無神政權打交道，可有削弱教友的信德嗎？將來的歷史家可能會給予更全面的答案。在此我想略述一二，以展示剛公當年的智慧，今日仍可借鏡。

2018年9月開22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梵蒂岡」簽了臨時協議，協議籠統的內容關乎選任主教，但細節並沒有公開。同日梵蒂岡發言人稱此協議乃與「聖座」簽訂。衆所周知，「梵蒂岡」和「聖座」是兩回事。一個協議，兩個表述，各取其需嗎？

聖座自稱在選任主教的過程中有最後話事權，中方同意嗎？若然，為何中方稱中國天主教屬中國內政？既然絕不容境外勢力干預，更遑論聖座的「話事權」。

中共對聖座的發言極為敏感，事實上，為說明誰真有「話事權」，中共宗教政策的條文大幅度加碼，變本加厲採取行動：拉倒十字架，拆毁聖堂、拘禁神父等，連所期待的「後協議」的「蜜月期」都沒有。所謂的主教團、愛國會的章程條文亦相對增多，他們聲稱代表教會，並不斷高喊：「跟黨走、聽黨話、⋯⋯ 事事中國化」。

在另一廂，按中方要求，聖座持續讓步，首先「寬待」當時七位非法主教。在辨識過程中，明知他們的品德和忠貞多方面疑慮重重，卻不分青紅皂白「一口氣」全部予以合法化，並隨即承認他們是正權主教，大事宣揚，從此所有的中國主教都與教宗共融。這「寬待」鞏固還是削弱教友的信德？

明眼的教友不禁問：「為何讓披上羊皮的狼成為牧者，而羊皮竟是聖座給予的？」很多教友難過和失望。可舉一事實說明。有兩位主教同在一個教區，一位是正權主教，雖得不到政權的承認，但與神父們一起，照顧絕大部分的教友；另一位是非法主教，只有小部分教友跟隨。前者顧全大局自願退位，讓教宗按中共的主意合法化後者並承認他為正權主教。前者甚至願意接受教宗新的任命成為同一教區的輔理主教，這樣他先前管理的神父和修女都可繼續服務教友，但他們不願從屬「獨立自辦」的政策，梵方也保證這一點。可是，過了不久，他和其他一些神父接到指示，必須簽名接受「獨立自辦」。結果，輔理主教便公開辭退其職位。大部份教友仍然支持他。

「獨立自辦」是甚麼？話說剛公在華時提出自治、自養、自傳，這「三自」意謂教會脫離外國政權的控制，而跟從教宗。50年代，中共掌權之初，提出「三自」，但在天主教內不太成功，於是將之演變為「獨立自辦」的政策，意謂中共要中國天主教脫離聖座，不從教宗只從黨。儘管這政策有違教義，教會中有些人願意接受，代表地上教會，不願意的便選擇成為地下教會。 （相關報導： 梵蒂岡證實「代表團秘密訪華」，梵中主教任命密約朝續簽方向發展 ｜ 更多文章 ）

2019年 6月28日，聖座出了一份文件《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這文件聲稱，「獨立自辦」只有政治意義，神職人員可予以贊同，而不牽涉教義，理由是「2018年9月22日的臨時協議承認伯多祿繼承人的特殊作用」。這說法合乎事實嗎？

首先，中方只承認與「梵蒂岡（城國）」簽了臨時協議，但並不承認羅馬「聖座」，怎會無端承認「伯多祿繼承人」 及其「特殊作用」？

其次，協議內容所提到的「中國天主教」，是由中共政權管理的一個宗教群體。中共的憲法聲明個別公民有信仰自由，但宗教群體卻沒有法律地位，所有宗教群體活動的合法性，基於愛國會的「印章」。自50年代，這便是官方教會的體制。因此，中國天主教的管治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國外勢力介入。儘管在中國以外，羅馬教宗以伯多祿繼承人的身分被稱為天主教教會的首牧，就中共而言，協議絕不容任何人干預中國天主教，更遑論神職的任命。

這牧靈指導不論出自何人手筆，但若說些不乎事實的話，便是敗筆。顯而易見，中梵所簽的臨時協議並沒有改變「獨立自辦」的實質。如果一個協議有兩個表述，便是壞協議。這意味雙方雖表面同意，卻各懷鬼胎。

如果聖座畏懼強權，而又主動同意延續壞協議，那只會削弱人們的互信。這幾年香港發生了劇變，聖座視若無睹，連公開評理的自由都放棄。這不是削弱人們對聖座的信心嗎？

不幸地，是次中梵臨時協議以及其後一連串的事，不但缺少外交智慧，更削弱教友的信德。

剛公的外交智慧──「基督為主，教會為家，情義為重」，可說是他外交智慧的精髓，值得借鏡。

基督為主──剛公從歐洲來中國，在船上聽到一位日本女子的發問：「若要日本人相信天主，為什麼祂沒有降生在日本？」

剛公記在心頭，並非沒有解答。聖言降生的奧跡在巴力斯坦開始，卻沒有滯留在那時空，反而通過教會延續降生的奧跡，讓天主親近不同時代和地方的人。這「親近」展示，天主願意融入不同的文化，以愛觸動人心。教會有責傳播真實的愛，但愛不可偏離真理，因為真理使人心從罪惡中釋放出來。只有純潔的心、自由的心，才能存有真愛。

但剛公來到中國，發覺日本女孩的提問乃屬重大的挑戰。教會原先要延續降生奧跡，卻因不良的傳教的方式而受阻，難以讓天主親近中國人，剛公稱這方式為「移植大樹」。有人認為「移植大樹」快捷妥當。至於要從福音種子先撒在中國土壤上，然後慢慢培植太費時失事，因為要學習語言和適應文化。

可是「移植大樹」連帝國主義的枝條也帶來，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國勢衰弱，乃屬天賜良機，傳教事工可得到列強撐腰，正好使中國人能「謙遜地」信主。中國人能領洗，便可救靈魂了，何必提拔中國人帶領傳教的事工？

當然，不少傳教士都認為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理論，但礙於保教權的勢力，而不敢言。有另一些敢於發言的，企圖撥亂反正，例如雷鳴遠神父，結果他被迫回國。幸好，〈夫至大〉牧函出現了，指出這些觀點的錯處。剛公亦有備而來，召開全國教務會議，達成重要共識：遠離保教權、提昇中國籍的神職班、融合當地語言和文化。 （相關報導： 梵蒂岡證實「代表團秘密訪華」，梵中主教任命密約朝續簽方向發展 ｜ 更多文章 ）

教會為家──人是按天主肖像受造，原屬天主。基督來了，祂顯示天主為父，眾人是子女，人類成一家。教會奉召活出家的共融，滿溢主愛，並且成為推動「天下一家」的力量。宗徒是這個教會的有形的合一基礎和標記，伯多祿是宗徒之長。主教是宗徒繼承人，教宗是伯多祿的繼承人，所有主教須聯同他（cum Petro），並在他之下（sub Petro），形成聖統的共融（Hierarchical Communion），善盡牧養之職。

言下之意，聖言成人，就是基督，祂來並非取消人性的家，而要予以提升。為此，聖言來到人間以家為落腳處，同時也讓人間成為天下一家的提升點，教會是特別的家，促進「聖言落腳」和「人間提升」的匯合，因為聖言基督是教會的頭，以愛納天下為一家，只要傳教士胸懷「為一切人成為一切」的大志，定可成事。

為此，剛公創立了主徒會，這修會是以中國人的身分，不忘本位文化，在教會內，以家的共融，過團體生活，跟隨基督，祂是真理，並見證真理如何淨化和釋放心靈。

情義為重──主愛臨人間，聖言照萬家，正是傳教士見證的精髓。原來聖言降生的事實指出天主並非遙不可及，而是有情有義的父親。

傳教士必須以情義為重，絕不助紂為虐。保教權是好是壞，情況不一，剛公有見及此，便加以調整，他鼓勵傳教士免除國民政府的賠款。戰亂中遇有百姓逃難，傳教站或人士，即使曾受害的，也大膽開放，使災民暫得安定和溫飽。宗座代表的公署亦是如此開放。

剛公的外交智慧令人心悅誠服，值得深思。

大膽開放──強權當前，剛公並不畏首畏尾，為了真愛，反而大膽開放。

1943年德軍佔領意國，教宗幾乎被囚，剛公是傳信部秘書長，不惜以身犯險，勇於發言，敢於救人，甚至在傳信部轄下地方收容猶太人。

他的作風與教宗方濟各的一段話不謀而合：

「真正的開放在於堅定不移地持守自己最深的信念，通透自己的身分，樂於成為自己，同時『以開放的態度理解對方』，又『洞悉交談可使雙方獲益良多。』若將開放貶為陽奉陰違的外交，便不中用了，因為，說「是」只為諂媚，以免麻煩，但此舉形同欺騙。原先我們想將自己領受的福祉慷慨地與對方分享，如今諂媚對方，便等同拒絕分享。」（〈福音的喜樂〉 251）

信德是天主的恩賜，教會要加以護守和分享。耶穌為伯多祿祈禱，是要他鞏固兄弟的信德（路22:32）。懷著信德，剛公代表教宗出使中國，中國卻活化了他的信德：為一切人成為一切。

聖保祿被召為大使，代表基督，他請教友為他祈禱，好能按福音大膽（παρρησία）發言，甚至被鎖上，最後他說：「信德，我保守了！」（格後5:20； 弗6:19-20；弟後4:7）

剛公效法保祿，更使我想念陳日君樞機！ （相關報導： 梵蒂岡證實「代表團秘密訪華」，梵中主教任命密約朝續簽方向發展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宗座駐希臘大使及天主教錫拉總教區領銜總主教。2010年至2017年任聖座萬民福音部秘書長，是有史以來在聖座擔任過最高職務的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