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逢傳信部創立四百周年，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首位駐華宗座代表百週年紀念。兩件事都在中國的福傳上，留下發人深省的智慧，作為做人處事的借鏡。這使我有感而發，從剛公的出師表切入，寫幾個思想。
1、困難重重的出使
教宗碧岳十一 世（Pius XI），經傳信部樞機委員們， 精細研究及商討之後，於1922年8月頒發兩份公文。一是設立宗座代表。此舉為表示教宗對中華人民的關懷，也為滿全當地教會神長的期望，讓教宗通過其代表，團結和領導眾牧，熱衷教會事務。二是任命剛恆毅為首任宗座駐華代表。
剛公晉見教宗碧岳十一 世（Pius XI），同時拜會教廷國務卿嘉斯巴利（PietroGaspari），聖座外交部的主管，以及傳信部部長王老松（Willem van Rossum）。他們的對話集中宗座代表如何統籌在中國的傳教事工。剛公雖非外交人員，卻有出使的任務，要在中國從事雙邊和多邊的外交任務。
後來，剛公便寫幾個重點，作為他的出師表：
─宗座代表純宗教性，沒有政治意味。
─待人友善保持自主，不代表政權，只代表教宗。
─聖座雖不專務政治，但有時政治進入宗教範圍。
─聖座只關懷中國，絕不分享或認同列強的野心。
─建樹本地的神職人員。
1922年十一月八日 船底香港。剛公雖身負高級神長之職，卻以傳教士身份行事。他的抱負是「為一切人成為一切」。這抱負雖出自保祿宗徒，但與400年前傳信部的出現息息相關。
十五世紀，航海大國以西班牙與葡萄牙為主，他們甚至來到中國、日本等地。隨船的傳教士留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會團體，這些大國給予教士軍事、經濟和外交的援助，漸漸形成一種授予權力的制度（Patronage system）。這些大國的君主有權在他們的殖民地處理傳教的事工，諸如：設立教區和任命聖職人員。 久而久之，這制度使傳教事工變質，只為大國爭取利益，難以分辨傳教和殖民的事工。
因此，教宗額我略十五世在1622年成立了「傳信部」。第一任的秘書長英哥利（Francesco Ingoli），經分析各地情況，便開始統籌傳教事務，培育傳教人才，集合各修會力量，分派各地，又提供傳教工具和多語言的印刷所。最重要的是設立直屬教宗管轄的宗座代牧區及任命主教，盡量使傳教士擺脫現世的權力而服從教宗。此外，1627年成立傳教修院（CollegioUrbano）除了培育傳教士，也代為培育傳教區的神職人員。
傳信部在1659年，發佈了一個重要的指引（Instructio），後人稱之為傳教憲章（Missionary Magna Carta），當中提到傳教士要學習「在世而不屬世」，不謀政治權力，不隨世風斂財，務求傳福音、顯天國、救人靈 。 傳教士生活起居，須適應當地文化，實際地「為一切人成為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