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農會的前世今生：《5596倍的奮鬥》選摘（1）

臺灣的農會組織發源於日治時期是無庸置疑的，這樣的合作運動，發端於十八世紀中葉，工業革命的興起促使資本主義蓬勃發展，衍生農民、勞工等弱勢者對抗資本家的剝削與不當得利。一八四四年英國曼徹斯特（Manchester）附近的羅奇代爾（Rochdale）小鎮，二十八位工人為謀求改善經濟困境，以自助與相互扶持原則，共同集資設立羅奇代爾公平先驅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購買麵粉、糖、牛油等生活物資轉售社員，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經營成功的合作組織，被稱為合作社之母或近代合作的原點。

一八四六年，德國雷發巽消費合作社設立，一八四八年德國慈善貸款合作社（雷發巽系統農村信用合作社）設立。德國農村合作社之父雷發巽（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堅持農村第一原則，其信用合作運動特徵包括：一、強烈的村落共同體性格，以一村落或教區為區域範圍；二、限定社員職業與居住區域，社員需預先存入款項，方能借出儲蓄貸款；三、採用無限責任制與理監事無給制；四、無股金制度，盈餘全部提存公基金，禁止分配，禁止會員權利讓渡；五、重視社員教育。雷發巽信用合作運動，除了以信用事業為中心外，逐步兼營生產資材供應與農產品運銷等事業，最後終於朝向籌組業務兼營綜合性農業合作社的方向發展。此種信用合作運動模式影響日本及日治臺灣，例如：一市街庄一產業組合以及信用組合兼營購買、販賣、利用等事業。

臺灣的農會組織始於日治時期，但與英、德兩國由民間發起成立截然不同，當時農會是百分之百官製與官治的農業團體，會員無自主權，農會本身亦無自治權，其設立的目的，是為貫徹統治當局由上而下所推動的農業開發相關政策，本質上是專為行政機關所設立的組織，而其事業方針與農民會員的意願及需求之間無直接關聯。彼時農會主要工作包括：協助執政當局徵收地租、改良耕地、獎助養豬養魚等，類似行政官署協助機構。

一九○八年，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農會規則」，並發布「臺灣農會規則施行規則」，此乃臺灣農會最早之法律依據，農會也正式取得法人資格。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戰事惡化，為落實糧食增產與強制徵收米糧的任務，一九四四年公布「臺灣農業會令施行細則」，將臺灣當時的農會、畜產會、產業組合、青果同業組合等各種農業團體，合併為一元化的「農業會」，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未再改變。 （相關報導： 88年前，台灣之光「蓬萊米」如何誕生？台大一間小屋，保存日治時期珍貴記憶 ｜ 更多文章 ）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負責接收臺灣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農林處，衡量當時經濟社會條件，核准保持原農業會組織。一九四六年依照新的行政區域，陸續成立鄉（鎮）、縣（市）與省之三級制農業會。同年，因農會與合作社在中國大陸各有其法律依據且本質相異，農林處奉令將剛完成改組的臺灣農業會，畫分為農會與合作社兩大系統，且均為三級制。一九四九年，臺灣省政府頒布「臺灣省農會與合作社合併改組辦法」及實施大綱，將農會與合作社合併改組為農會，即現行的農會制度。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時，曾派遣考察團遠赴歐美先進國家，學習現代化的產業科技與人文社會科學，並將合作運動引進日本。日本將歐洲的合作組織稱為「組合」或「產業組合」，即「合作社」。日治時臺灣產業組合的誕生，有許多原因：其一為統治當局為導正當時民間的金融秩序；其二農村經濟窮困，應給於小農信用金融的援助，以協助他們突破困境；其三滿足殖民地生活之需要。總言之，臺灣產業組合法制化，是統治當局基於推動殖民地統治之需要，所規畫扶植出來的一種合作制度。一九一三年，臺灣總督府公布實施的「臺灣產業組合規則」，以臺灣市街庄行政區域，成立市街庄產業組合，農村合作組織開始全島性發展。

大正九年（一九二○）四月，大里庄庄長林文華與當時創設「慶源堂」商號的大里首富林秋金、林仲衡、林晏堂、林番、林朝松（老松）等人，邀集地方人士，依照當時「臺灣產業組合規則」之規定，募股集資，向臺中廳申請於臺中廳藍興堡大里杙街四二○番地號，創立「大里杙信用組合」，並訂定大里杙信用組合定款（章程），辦理組合員之存款、貸款，為小規模之信用組合。大正十年（一九二一）一月九日，營業所遷至大里庄大里三四五番地（今福興宮馬祖廟東廂房）。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大里杙信用組合營業項目擴大，除原有信用業務外，並增設購買部、販賣部、利用部，以辦理組合員必要生產資材之供應、組合員生產物之銷售、生產設備之利用。同年五月更名為「有限責任大里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簡稱「大里信購販利組合」）。

大正九年（一九二○）臺灣總督府為改善穀米的乾燥與調製問題，便利儲藏以獲得良好米質，提出獎勵補助農會設置農業倉庫計畫。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臺灣總督府發布「農業倉庫業法施行規則」，規定農業倉庫的經營者僅限市街庄公所、農會及產業組合。當時產業組合以金融功能的信用組合為主，農業倉庫的利用功能並不普遍，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後所設立的農業倉庫悉數由產業組合經營，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有限責任大里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增加農業倉庫業務，兼具貯藏、融資、販賣功能，農民得以稻苗買賣借貸生產資金，並提升大里庄穀米的加工量與品質，此時已略具現代農會多功能組織之雛型。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日本政府為統制糧食以支援軍事戰爭上需要，頒布「農業團體法」，合併各農民組織成為一元化的「農業會」，有限責任大里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亦改組，更名為「大里庄農業會」，由當時日人庄長保坂秋次郎兼任會長。當時農民生活艱苦，信用業務一籌莫展，所幸已增加開辦農業倉庫業務，會內開銷全仰賴糧食局撥下糧食保管加工費來維持，這也導致彼時員工待遇微薄，不足以維持家計，紛紛辦理提早退休或另謀高就。

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下令將農業會改稱「農會」，並將農業會的「農業組合」與「信用組合」財產畫分，更改為「農會」與「合作社」兩機關。「農會」辦理農業推廣、肥料配銷業務；「合作社」辦理經濟事業、存放款及糧食保管加工業務，但共用同一辦公處，造成兩機構相互摩擦與猜忌，導致農民產生困惑。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依「臺灣省農會與合作社合併改組辦法」，將農會與合作社兩機關合併，成為現行農會體制，使得農業推廣與農業經濟推動一元化，並陸續增雇農業推廣人員，舉辦農業推廣教育計畫、示範活動及地方檢定試驗，奠定日後農會發展基礎。至此，紛擾多時的名稱與體制，終於塵埃落定，「臺中縣大里鄉農會」正式掛牌，並由林金泗父親林啟焰先生擔任大里鄉農會第一屆常務理事。 （相關報導： 88年前，台灣之光「蓬萊米」如何誕生？台大一間小屋，保存日治時期珍貴記憶 ｜ 更多文章 ）

＊文章節選自顏志宏《5596倍的奮鬥：大里農會CEO林金泗的前進哲學》（有鹿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