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期間舉家團圓圍爐聚餐是一大樂事，但對住在香港的斯蒂芬妮・吳而言，這卻是一大壓力。
厭食症是一種進食障礙和精神健康問題，通常症狀包括體重過輕，擔心變胖，過度節食或過度運動，導致體重嚴重減輕影響健康。
農曆新年的歡樂氣氛因為她對食物的擔憂而變色，「過年時有一大堆吃的，鹹的、甜的、油炸的，但一想到把這些東西吃下肚會有怎樣後果，我就什麼都不想吃。」
很多女性都有類似的擔憂，雖然沒有官方數據能確定香港有多少人有進食障礙，但根據2015年婦女基金會對500名香港女性所做的調查發現，10個女性中有9個經常擔心她們的體重。
在亞洲國家，進食障礙也成為一個越來越受人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研究顯示，中國女大學生的進食障礙問題，可能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樣或更為嚴重。
亞洲社會的發展和變化也扮演重要角色，更多的女性進入職場，一些女性甚至還成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
專家認為，女性掌握更多的支出能力，加上消費主義文化抬頭，促使女性對身體形象更加重視。
亞洲的文化規範和家庭壓力也塑造了人們對食物的態度和情感，類似過年這種社會習俗更可能引發一些人的進食障礙。
斯蒂芬妮就是一個例子。作為女性，她感受到必須維持身材苗條的壓力，但是中國文化和習俗又讓她不得拒絶長輩和主人盛宴款待的熱情。
斯蒂芬妮開始研究這個主題，去年完成並發表了她的研究論文。
因為覺得受到進食障礙困擾的年輕人沒有足夠的支持，她也在網上開了博客，分享自己的故事，也讓年輕女性重新看待與自己身體的關係。
「癡迷健康食品」
她表示，自己在青少年時期就開始抗拒中國飲食文化，並認為自己應該要吃健康食品和多鍛煉運動。
「在我被診斷厭食症之前，我相信我已經有『健康食品癡迷症』。」
健康食品癡迷症尚未被用在精神病學診斷上，但被用來形容一種進食障礙，因為過度追求健康飲食而導致的飲食失調情況，如果吃了自認為不健康的食物會讓人極端焦慮或有罪惡感。
當她的家人對她新的飲食習慣表達擔憂的時候，斯蒂芬妮卻自覺「高人一等」，並認為這是一種自我表達。
但是，斯蒂芬妮的飲食對身體造成的影響很快就顯露出來，她的生理期整個停了下來。
她表示，盲目的追求瘦身讓她過度節食，即使體重減輕也滿足不了她。
恐懼感
斯蒂芬妮還記得，她媽媽有天拿了一張香港進食失調康復會給的進食失調自我測試清單回家。
「我們坐下來看那張清單，上面的每一個症狀我都有，我記得她非常冷靜，一點也沒有指責我。」
在媽媽的幫助下，斯蒂芬妮終於開始尋求治療，在治療期間她被禁止鍛煉。
恢復之路有平坦、也有挫折，包括後來她前往美國讀大學的時候還曾經復發過。
但是在對抗進食障礙多年之後，斯蒂芬妮說她現在過新年的時候對食物已經不再恐懼。
斯蒂芬妮的研究也發現，許多中國女性仍然在東亞文化和身體形象之間掙扎。
「一位受訪者跟我說過一個故事，這是我們小時候經常聽到的，就是如果飯不吃乾淨，以後會嫁給/娶到麻子臉。」
「像這樣的故事深刻影響到我們的飲食習慣，在我們的心裏烙下一種恐懼感。」
並不是只有來自家庭的壓力，社交媒體也影響現在人們的生活。
過去幾年當中，中國網路論壇上出現許多暴食催吐的故事，很多女性分享如何暴飲暴食然後催吐不會長胖的經驗。
通過治療和自己的研究，斯蒂芬妮才開始更了解自己進食失調的問題，她發現她之前看待食物帶有自己的情緒。
斯蒂芬妮在美國讀書時獲得診斷，並接受後續治療，但是亞洲的醫護專業缺乏足夠的精神專科人才，意味著無法在第一時間做出診斷並提供需要的支持。
公益活動
斯蒂芬妮從進食障礙的低谷走出來之後，投身於幫助其他受到進食失調困擾的人。
她學習期間在網上創建的博客「身展」（Body Banter），現在也轉變為一個非盈利的組織。
該組織現在和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合作，在國際社區招募「身展」大使，建立地區性項目，喚起人們對身體形象和外表，以及精神健康等方面的認知。
「身展」大使撰寫博客文章，製作播客，在各自的大學和學校校園裏開啟小組討論，創造一個讓年輕人能夠不羞於啟齒的友善空間。
「行屍走肉」
當茱莉亞・尹（Julia Yoon）的女兒被診斷有厭食症的時候，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沒有事先發現任何跡象。這讓她決定在倫敦受訓成為進食障礙諮詢師，協助其他年輕女性擺脫進食失調的困擾。
茱莉亞說，在韓國，人們缺乏對進食障礙的正確認識，很多女性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進食障礙，她們覺得自己的飲食習慣是正常的，但其實她們有厭食症傾向。
茱莉亞現在在許多學校舉辦活動，提升年輕人對飲食失調的認識，她還把一本教育家長如何幫助子女克服飲食失調的英文書翻譯成韓文。
她表示，「通常父母會責怪自己，而這本書幫助我了解要如何展現同理心和耐心幫助我的女兒。」
當時他們還住在韓國，作為一名韓國母親，她很了解韓國女性面臨的壓力，但她萬萬沒料到她女兒上的舞蹈學校竟然是導致女兒節食瘦身的根源。
她女兒上的是一家競爭激烈的舞蹈學校，每位舞者每天都要測量體重，她們受到鼓勵早晚只能吃3口糙米飯，午餐吃沙拉。
茱莉亞後來去找學校校長談話，校長告訴她「韓國女生比西方女生要矮，需要比她們瘦更多，看上去才會顯高」。
5年後茱莉亞終於給女兒換了學校，但是已經造成傷害，她女兒節食瘦身如此長的一段時間，開始暴飲暴食，這也是進食障礙的一種，無法控制飲食並因此懷有罪惡感。
作為父母她覺得在韓國沒辦法得到專家的幫助，沒有多少專門研究進食障礙的精神病學專家。
在她的女兒獲得診斷患有神經性厭食症之後，醫生給女兒開了藥方，以及一套飲食計劃。
「我還記得我們回家後坐在沙發上，女兒哭倒在我和丈夫的膝上，說她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
治療與恢復
茱莉亞和丈夫認為韓國的專家無法提供足夠支持，於是決定全家前往美國聖地牙哥大學的進食障礙中心尋求幫助。
茱莉亞說，那裏採取家庭式的治療方式，他們提供營養師、小兒科醫師、藝術治療師、精神醫師、心理醫師和其他專家一起治療。
在美國停留一個多月，治療並學習全家人如何應對之後，他們回到了韓國，茱莉亞的女兒也逐漸恢復目標體重。
因為韓國舞蹈學校過於強調舞者纖細身材，茱莉亞決定為女兒請到一位來自巴黎的私人舞蹈老師。
茱莉亞的女兒後來也順利申請到美國的舞蹈學院，赴美深造，而她自己則前往倫敦接受國家飲食障礙中心的諮詢師培訓。
與此同時，茱莉亞的女兒在美國未能實現成為專業舞者的夢想，而且飲食失調症狀又復發，她搬回家裏。
茱莉亞的女兒又陷入抑鬱，開始暴飲暴食，現實環境的挑戰讓她又回到以前的痛苦中。
不過茱莉亞並未放棄，她幫助女兒重新站起來，參加各種活動和學習班，重新找回人生的目的。
茱莉亞的女兒開始在附近教堂開班教授兒童舞蹈，也開始學習藝術和心理學。現在茱莉亞說她的女兒想要成為新聞主播或心理醫師。
「進食障礙非常折磨人，全家人都受到影響，歷經這一切，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成長不少，全家人更加團結，但未來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不論是茱莉亞或是斯蒂芬妮，進食障礙都給她們帶來巨大挑戰和機遇。
茱莉亞在韓國開設了自己的進食障礙諮詢中心，她的女兒在大學學習心理學，也在諮詢中心幫忙。
「韓國有很多女性過多注重外表，互相比較飲食習慣，我希望能改變這樣的文化。」
在新冠病毒疾病疫情之下，斯蒂芬妮也在思考進食障礙和精神健康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不論如何，她們兩人都就此議題持續進行更多的討論和對話，幫助其他受到進食障礙困擾的人了解自己並不孤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