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1893–1952）的中譯版，我重新翻閱了多年前寫的文稿、筆記和收集的資料。當時研究的背景是美國進軍、占領阿富汗和伊拉克，不但推翻政權，還試圖重建政體和社會。這段殘酷的歷史，當時讓我對「主權」和「主權國」的源由起了疑問。畢竟，今天熟悉的「主權國」產生於17世紀，早期現代歐洲的政治氛圍，其法理依據出自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之際，參戰國簽署的《明斯特和約》（Treaty of Münster）和《奧斯納布呂克條約》（Treaty of Osnabrück）。2份文件奠定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和現代「威斯特伐利亞式主權」的基礎。
這種強調高度集權、領土自治和對外自主的現代政治組織模式，雖然早在19世紀，就開始啟發許多不同民族和政治自決想像，但卻要等到20世紀中葉後，才開始真正在世界各地落實。其中，有1件事情讓我十分好奇：包括中國在內，有如此多民族、國族主義運動，經常宣稱自己不但代表某種正義，背後還有強大的民意，那他們確立主權國家的歷程，又為什麼如此漫長和艱難？其他包括殖民地和帝國的政體和政治組織，面對民族、國族動員時，又怎麼能維持數十年， 甚至上百年？後來發現，現代主權的建立和持續，其實摻雜了相當的偶然性。對脆弱政體而言，是否會形成主權國，經常取決於大國角逐下，所產生的衝突、抗衡、合作、干預，與「民族」、「國族」和「國家」意識的碰撞。中國今天的國家形態、台灣和香港面對的處境等，算是這些動態的一種案例。
國族主權國家的想像
在某個程度上，中國官方和民間堅持的領土主權，代表著一種權力和政治想像的結合。曾位於今天中國的各王朝、帝國，統治「天下」和主宰屬地的方式相當多元。從東周列國到大清帝國，不同統治者所持有的江山版圖，自古以來不斷演化。國家組織政治的形態，也一直改變。一度富有高度地方自治的漢代郡國制、清代蒙古族的盟部旗制、南宋稱臣向金國求和、琉球王國同時向薩摩藩稱臣和自認清國藩屬，這一系列作法與現代國族主權國（national state）制有明顯的差異。把國體的政治正當性和民族自我認知寄託在國族主權國家的想像，逐漸排除以往可能的彈性，縮減了領土完整問題上讓步的餘地。今天許多領土糾紛，是因為透過以往並不存在的主權、民族和國族主義視角，刻意詮釋疆土和海域，企圖使用國家機器和武裝力量，實踐全權管制而產生。有趣的是，讓香港能夠成功、繁榮，甚至帶動中國金融投資發展的特殊地位，就建立在國族主權國家的灰色地帶。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從印度與中共邊境紛爭看我國政戰應處之道 ｜ 更多文章 ）
香港開埠於清帝國的割讓和租借地，在19至20世紀的戰亂和政治動盪中，給中國市場和外商提供相對穩定的自由港，成為促使多方可以獲益的關鍵經濟樞紐。這個位置確立在香港一方面與中國關係往來密切，另一方面又在英國管轄下，享有一套穩定、足以牽制行政權力和私人利益的制度，讓外界有信心投入。《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當時就是希望在1997年後，能維持這種模糊的優勢。近期中國政府釋法、港府修法，某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官方，認為實力上升，對於主權的要求愈來愈嚴格，不再容忍這種對主權的模糊尺度。台灣今天的自主空間，也可以說是立於不同國家形態之間的縫隙。今天的台灣在政治體制形式上，與其他主權國家並無兩樣，就差廣大國際的承認和國際組織的正式參與。這樣的處境反映中國官方和民間，長期把台灣視為國族主權中國所有，盡力否決台灣的國際空間，卻無法完全掌握台灣內政、外交。這種局勢其實也符合台灣的歷史脈絡。台灣本島上的原住民，直到日本殖民時期，向來不受外地政權管治。台灣在不同時段也經歷過殖民、被搬遷的政權當作根據地以及民主共和體制，政治定位不斷改變。連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曾各別宣稱支持台灣獨立。美國官方如今仍視台灣主權為「未定」（undetermined），頂多「認識到（acknowledge）在台灣海峽兩邊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對此「不提出異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