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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社會、經濟生態向來相當多元。其中一環是跨越地理的人物、資本、技術和知識。韓墨松（PeterE.Hamilton）的《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inHongKong:TranspacificNetworksandaNewHistoryofGlobalization）關注點就是其中精英、技術和資本的「跨商」環節。

為了《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ExternalInterventionandthePoliticsofStateFormation:China,Indonesia,andThailand,1893–1952）的中譯版，我重新翻閱了多年前寫的文稿、筆記和收集的資料。當時研究的背景是美國進軍、占領阿富汗和伊拉克，不但推翻政權，還試圖重建政體和社會。這段殘酷的歷史，當時讓我對「主權」和「主權國」的源由起了疑問。畢竟，今天熟悉的「主權國」產生於17世紀，早期現代歐洲的政治氛圍，其法理依據出自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之際，參戰國簽署的《明斯特和約》（TreatyofMünster）和《奧斯納布呂克條約》（TreatyofOsnabrück）。2份文件奠定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ofWestphalia）和現代「威斯特伐利亞式主權」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