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嘉穎專文：流動香港─跨商網絡、資本與亞洲全球化城市之誕生

香港的社會、經濟生態向來相當多元。其中一環是跨越地理的人物、資本、技術和知識。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的《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關注點就是其中精英、技術和資本的「跨商」環節。

這個來自中國各地的精英層跨商及其後裔，在二戰和國共內戰結束前後，為了保住自己和家人的安危，決定舉家攜眷搬到英屬香港。雖然在一個當時對他們而言相當陌生的地方，不過因為自己的背景和各種社會、經濟優勢，這群人很快就不但能夠立足，而且連接當時正在崛起的美國經濟和政治勢力，將香港變成一個重要的國際商業據點。他們成功利用香港如水般的社會和經濟流動性，協力奠定了香港在二十世紀下半和二十一世紀初，作為全球主要國際經濟樞紐之一的地位。

跨商雖然離開了他們在中國原居地或起初經濟發達的地理區域，有些還將他們能夠移動的財力帶入需要外來投資的香港，但更重要的是把他們的精英網絡引進香港。這種社會資本，雖然無影無形，也沒有辦法直接以金錢或物質來衡量，可是卻無比地關鍵。如親情和專業的聯繫，即便是間接而非直接，往往會讓人容易引起共鳴，對彼此有超過一般的信任。經常會因為這類關係所產生的想像和信用，使人偏向透過這些管道切入陌生的環境。類似的網絡經常會呈現在校友、同鄉、宗親、宗教、商會、專業協會等自發的組織，時不時也會觸碰到一些利益交換。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搬遷到香港的跨商，利用美國崛起、中國對外受限的環境，經營類似於信任和利益交易，把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資本帶入香港，換取當地的廉價勞力，或者將來自中國貨品轉手，間接替中國賺得外匯，不但自己發達，還推動香港經濟快速發展。

香港的繁榮基礎

香港近幾十年的繁榮，在某程度上，代表跨商靈活應用手上的非物質資源，和成功地充分利用當下機會。這種現象，不單在香港可以觀察得到。新加坡、瑞士、盧森堡等地，也一樣在物質資源匱乏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的人脈關係和資本網絡，將自己涉入全球價值鏈，建立長期經濟發展和穩定。二戰後的台灣和韓國，其實一樣，利用戰前已經建立的人際、技術、學術關係，引進美國援助和資本，和後來的日本資本，讓自己經濟能夠快速起飛，只不過台韓選擇以更果斷投入製造業的方式，參與國際生產鏈。《香港製造》書中所討論的跨商網絡和全球化過程，雖然把焦點放在香港和太平洋對岸的交流，但是形容的是在冷戰時期，美國大國影子下，非赤區的一種生態。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冷戰的結束，增加了全球的需求，讓有跨商背景的經濟和國家更能夠發揮這種國際樞紐或買辦的角色。 （相關報導： 劉蕭翔觀點：俄烏戰爭加速印度國防自主與軍購多元化進程 ｜ 更多文章 ）

但是跨商能夠有所發揮，前提必須是要世界要有全球化的意願。在這種環境下，國際結構裡才會有建立和維持跨越空間的需求。一旦在遠端尋找商機、政治機會和連結少了必要性，跨商及其網絡的價值就會下降。二戰後和冷戰時期，美國在赤區外推動的自由國際秩序，基本上就是聯合了美國的資本、技術和市場，拉近不同地方的勞動和天然資源，後來還加入的戰後重建工業的西歐和日本。冷戰末期，中國也首先利用自己的勞動和市場資源，投入這個全球價值和產業鏈，讓它更加蓬勃。跨商在這種環境下，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本和人際網絡，幫不同的產業找到連接和賣點，建立商機和成功尋求利潤，也同時讓如香港的樞紐區從中獲益。不過，在二十一世紀一零和二十年代，為全球經濟和政治龍頭的美國、歐洲和中國，卻因為內部發展不均，以及美中競爭，對持續全球化的興趣下降。這個趨勢，也就削弱了跨商及其據點的重要性。

全球化之未來與香港

所以香港近十幾年的的經歷，也部分反映了全球化的命運。香港二十一世紀的前十來年，經濟迅速成長，但貧富差距日趨嚴重，也因此造成社會反彈。在這方面，與許多全球化的中高收入經濟體，大致經驗相同。在國際層面上，全球化的張力，以及美中相對實力的變化，造成對全球化過程的信心大幅度流失，美中競爭加劇。一但世界對全球化的需求降低，跨商能發揮的空間也會跟著調整。

香港的跨商，在這種環境中，一方面是設法繼續跨太平洋經商利益串連，另一方面卻在政治上與中國共產黨靠攏，希望能夠從中得到好處。可是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轉向「內循環」，而美國及其盟友同時為了「減低風險」（de-risking），開始強調生產、科技和價值鏈「上友岸」（friend-shoring）和「上自岸」（on-shoring），然後又碰上新冠疫情，這些種種原因造成跨商的空間縮小。香港在新冠疫情減緩後，也因為大環境的改變，即便能夠使用國安法強制壓下抗議聲音，也無法找回經濟動力。

跨商雖然對於香港的興衰起伏相當關鍵，不過他們仍然只是全球化香港的一面。香港之前的成功，也在於社會能夠歡迎和容納來自不同背景的個人和群體，給他們足夠機會和空間。從中國到香港的歷代普通移民，在二戰後給經濟提供廉價和勤奮的勞動力。與東南亞不同地方的各種連接和人脈，給香港更多貿易機會和小型資本可以流動的去向。一般香港市民本身的努力和精力，也給城市帶來活力，讓它對世界更具有吸引力和魅力。這些不同面向，共同建立了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後，大家所熟悉的繁榮都市。這些全球化在香港呈現的面向，光靠跨商，甚至跨國知識份子，是無法完全達成。從這個角度理解，香港之前享受的成功，不是因為是英殖民地，或是回歸後以中國管制的區域，而是香港在適當的時間點和環境，能夠充分地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靈活與世界各地建立和維持不同的溝通、商業、文化、思想和技術管道。 （相關報導： 劉蕭翔觀點：俄烏戰爭加速印度國防自主與軍購多元化進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本文選自《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台灣季風帶）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