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高思博為共同作者）
1. 史觀爭論為何令人厭煩
解嚴以來，歷史書寫已經成為台灣不同政治立場最激烈的戰場。這個戰場雖然沒有硝煙，但你死我活的敵意，卻絲毫不亞於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與蔣毛的「國共內戰」。參戰各方雖說都奉行「言論自由」這樣的高尚原則，但在短、平、快的社群網路與電視脫口秀助威下，徹底摧毀不同歷史經驗論述的價值，汙名化不同主體視角的人格，已經是人們司空見慣甚至出口惡氣的日常，以至於人們對「共同命運」的內容也不再有共識。「原民史觀」、「中國」沙文、「海洋東亞」、抗日復興、反殖非華等「史觀」的激戰淪為無休止的意識型態鬥爭。歷史霸權主義與歷史相對主義成為無解的惡性循環。
2.史觀與政黨：洗腦而已嗎？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說，三度政黨輪替、形式民主成熟的台灣社會，已經不再需要任何歷史論述，或者説因為一切史觀都是某種主觀角度的敘事陳述，一定有所採擇，所以必然都是「洗腦」，就像人們曾說「哲學是神學的婢女」，歷史不也只是勝利者的故事？那麼民主政府與政黨何不讓有興趣的公民去自説自話，對沒有興趣的也不要強人所難？
作者不相信存在著無歷史與記憶的烏托邦，也反對用單一、封閉的神話敍事封鎖不同的歷史經驗。但人是社會與政治的動物，如果完全沒有任何共同體最基本的交疊性共識，無論社群是前現代的封建牧獵還是現代的虛擬社區，任何共同體都不可長久。而且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遷，人們記憶的內容與共識也會發展和改變。這就要求共同體能適應共識與記憶的兢爭，從中汲取與選擇，增加生存的展望。政治共同體的政黨，正負擔著這個重要的責任。政黨為社群中不同的記憶與史觀保留聲音，不論是地域的、階級的、議題的，帶領大眾從已知的史事瞭望未知，都是政治的家常便飯。共同體、史觀、政黨的關係不過如此。差別只在於這個關係是用武力、言語暴力所主導，還是理性和審慎的辯論與對話。
3.史觀論辯，其爭也君子
台灣的歷史境遇豐富多元，與中華民國的政治史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海陸之交，移民與列強紛至沓來，帶來了不同的制度與文化元素。這樣豐富的背景下，正常的史觀爭論應該再平常不過。保有各種多元觀點的種子，也有助於因應高度不確定的外在環境挑戰。但史觀的競爭，也應該有依循的基礎和規則。
首先，史觀的基礎應該是史實，史實又因史料的增減而會有滅失或增益。誠然，不同的史觀因問題意識不同，會選擇不同的史料為基礎進行論證。如同東寧王朝的性質、慰安婦的規模、廣島核爆的意義、泰源事件的啟示、退出聯合國的決定、解除戒嚴、太陽花運動、台巴斷交的成因等等，都可以因旨趣不同，但依據史實得出階段性的結論。但充分認知史實有限，是共同體史觀發展必需有的態度。獨占、封鎖、排斥，正是威權時期史觀工程註定失敗的前鑑。 （相關報導： 蘇永欽專文：跳脫抗爭史觀，停止以轉型為名的法律與政策 ｜ 更多文章 ）
其次，史實之間必需有可資驗證的因果推論，才能得出史論，也就是對一件重要事件或潮流發展的命題。比如退出聯合國與「漢賊不兩立」原則的關係，國際冷戰構造式微與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關係，「九二共識」與外交困境的關係，可以有相攻錯的因果推論，做為建構不同的史觀的素材。但史實偏誤、不尊重因果關係的嚴謹，那便與納粹或史達林的歷史論證沒有兩樣，不僅禁不起時間與理性的考驗，還可能導致共同體裂解和成員相互踐踏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