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登及觀點  

過去很多年「臺灣光復節」都變得無聲無息，甚至也有「臺灣仍遭受殖民」的說法流傳。現今依照立法院決議，光復節恢復放假，仍有部分黨政人士質疑臺灣「沒有光復」。「沒有光復」究其根本不外兩大理由：其一是認為國民政府也是「外來政權」，其統治未經當年臺灣住民同意，其治績甚至更遜於日帝。其二則是主張中華民國戰勝後僅有接管，「收復」程序欠缺法理支持。沒有「光復」的兩大理由反對......

自從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起，西方就不時有學者與媒體提出中俄將形成反西方的新的地緣政治同盟。2004年中阿合作論壇成立、2023年伊朗加入上合組織，又有論者說這些趨勢印證已故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預測，即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將攜手對抗基督教文明，特別是伊朗在俄烏戰爭中援助俄國無人機，又強化了俄中伊攜手對抗西方的判斷......

蕭副總統於6月19日接受挪威國家廣播公司專訪，提及政府「捍衛憲法」之職責，及「臺灣始終主張維持現狀」。此言在賴總統五二○就職週年演說被詮釋為較以往溫和，以及美中日內瓦、倫敦關稅談判後川普總統考慮出兵協助以色列進攻伊朗前夕，時機與內容都受到各界廣泛重視。蕭副總統受訪、彰顯細膩當前國際情勢極不穩定，以巴、以伊、俄烏戰火持續增溫，川普政府在「馬斯克震盪」與各州「無......

媒體報導，執政黨於4月9日舉行中常會，援例邀請知名學者提出專題報告。之後執政黨發言人轉述主席談話，表示他跟應邀主講學人的想法「比較接近」，「投資『脫中入北』這個過程是很正面的」。筆者聞知一則以喜，三則以憂，願有司決策時三思。

在臺灣的言論市場，甚至學術研究成果裡，「地緣政治」與「國際秩序」都是長期被忽略的冷門議題。地緣政治好像早就被全球市場的藍海抹平，國際秩序早就在蘇聯瓦解的那一刻定於一尊。就算次貸風暴與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國外開始熱議舊秩序可能終結、地緣政治現象四處蔓延，臺灣也要到美中貿易戰乃至新冠疫情後，一系列「輕鬆讀」、「圖解」等等的地緣政治書刊才熱賣；而關於國際秩序的討論則雖然上升，但幾乎還是停留在福山(FrancisFukuyama)90年代的「終結論」甚至蔣中正時代的「必勝論」，對福山後來的諸多反思則罕有討論。

川普再臨且橫掃美國政壇，看似自由國際秩序與全球化時代的黑天鵝，實際上是歷史的必然。從經濟與民生上看，進步自由主義推動的全球化與金融資本主義同時擴張，美國兩黨建制派與科技、金融巨頭獲利極大，普羅大眾的生活卻每況愈下。進步派企圖用「認同政治」與「文化戰爭」主導風向，卻不敵高唱「鄉下人的悲歌」的「地產大亨」。

「國際社會」與「全球各國」、「世界各國」是國內與英文媒體常見但濫用的主詞，甚至有些嚴謹研究的作者，也用它們指「世上不確定的多數國家或民眾」，例子從網上司空見慣。比如多年前有報導稱澳洲拒絕收容尋求庇護的難民，引起「國際社會」撻伐。實際上，比較有根據的是當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有近60國對此譴責，但這與「國際社會」還有大段距離。近期有國內媒體稱「世界各國」正在慶祝萬聖節，唯獨中共民警在上海取締奇裝異服；似乎跟「中國支持俄國侵烏在『國際社會』遭到空前孤立」的論述如出一轍。其實認真看一下各國的國情和宗教情況可知，這樣的新聞寫作廉價而偏頗。

「絕對國防圈」(AbsoluteLineofDefense)是日本帝國二戰中期，中途島海戰遭遇重大挫敗後，內閣研議制訂的關鍵防禦區。儘管此前日本帝國侵略擴張獲得東亞大陸、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廣袤區域，但此刻從資源與軍力來看，不僅擴張已至極限，且盟國在海上已轉守為攻。為維護本土的資源獲取、軍工生產、支援作戰與政權生存，日方認為由千島群島、馬紹爾群島、所羅門群島（包括瓜達康納爾島）、新幾內亞、（荷屬）印尼、馬來半島、緬甸到中國東南沿海、華中華北地區、滿州國至庫頁島所連成的海洋與陸地區域，是勢在必守的防線。

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在與拜登辯論時聲稱，拜登正在把美國拖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理由是習近平、普京、金正恩等都不「尊敬」拜登。歐洲少數親中親俄的首腦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吉(AleksandarVucic)近日還聲稱這種大戰快則數月內可能爆發，因為大國領袖已罕言和平而皆在備戰。的確，早已有如奈伊(JosephNye)等許多知名的西方學者和美國戰略界人士警告，美中正如一戰前夕那樣滑向戰爭。以看好「中國模式」著稱、從新加坡轉至香港的知名學者鄭永年也認為各國的社會極化，將助長世界大戰的趨勢。華府還有論者主張因為衝突不可避免，美國應帶領盟國，為爭取「無可取代的勝利」進行準備。

中華民國正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蕭美琴就職前夕，包括美國財長葉倫、亞太助卿康達(DanielKritenbrink)、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等美、中多位高官紛紛互訪，新任大陸防長董軍也首度與美方的奧司汀防長視訊通話。一個月內的頻密互動過程，還穿插了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LauraRosenberger)訪臺、馬英九前總統訪陸實現馬習二會等重要環節。

多年來，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SecurityConference，簡稱慕安會）向來以相對中立、參與廣泛，與抽象又不乏洞見的大會主題著稱。比如2017年川普上任後，大會主題是「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Post-Truth,Post-West,Post-Order)；2018年會議籠罩在美俄不信任的高峰，主題是「深淵邊緣或懸崖勒馬？」(TotheBrinkandBack?)2019年美中貿易戰火熱，國際秩序似乎瀕臨粉碎，大會主題變成「誰來收拾殘局？」(WhowillPickupthePieces?)2020年新冠疫情剛爆發，各國更是一片紛亂，西方集團也焦頭爛額，主題變成一個新造字：「西方性缺位」(Westlessness)。

國際海事保險與風險評級機構勞合社(Lloyd’sofLondon)與聯合戰爭委員會(JWC,JointWarCommittee)在12月18日發布的「戰爭、海盜、恐怖主義海域風險清單」，增列了蓋亞那與紅海海域為高風險區(listedareas)。在此之前，支持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瑪斯）的「葉門青年運動」（又稱胡賽武裝、HouthiMovement）已經對航行於紅海區域十餘艘各國商船，實施無人機與飛彈攻擊，理由是要打擊來往以色列的船隻。美國防長奧斯汀(LloydAustin)為此宣布了「繁榮衛士行動」(OperationProsperityGuardian)，邀請包括英國在內的20國，參加紅海護航，建立安全走廊。

包括權力移轉論(powertransition)在內的當代主流現實主義分析，一般都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激烈競爭的大國中佔據優勢，尤其是擔任霸主一方的大國，會偏好維持現狀的守勢戰略；而崛起一方的第二號大國，勢必是採取攻勢的挑戰者。也算分享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理論，雖然動力邏輯不同，同樣認為自由主義霸主(liberalhegemon)通常居於「被邀請的帝國」(empirebyinvitation)地位，而且它的主要追隨者因為多半也是自由民主國家，所以挑戰現狀的敵人通常是威權主義的擴張者。

四月初訪華後再次強調法國與歐洲應該發揚「戰略自主」(strategicautonomy)的法國總統馬克洪，遭到部分美歐輿論與政治人物的批評。理由不外乎兩者：其一是當前俄、中威權擴張聲勢甚大，不僅是巴黎，整個歐盟都已不再享有從戴高樂以來、密特朗、席哈克、施羅德、梅克爾等一系列法德政治人物鼓吹與操作歐洲作為一股獨立戰略力量的空間。這個理由的基礎是認為歐洲實力不足，戰略自主並不務實。其二則是民主抗衡威權乃是正義之舉，支持自由民主陣營就是自主，反之則不是投機就是被收買。

一個來自中國大陸境內目前尚未確知啟航點的高空氣球，施放單位與共軍關係也尚未公開（有媒體稱美方已確認是共軍相關企業，將制裁涉嫌施放的機構），漂移了超過8天與15,000公里，到北美東岸大西洋才被美軍擊落。經過多日報導，各界才逐漸知道高空氣球種類與功能繁多，即便學術與商業蒐集氣象和大氣資訊，也具有軍事價值。（臺灣過去也曾向大陸施放「心戰氣球」。）過去就有國外學生版試驗氣球飛行超過10,000公里的紀錄，大國機構的氣球有的甚至能繞行地球一圈以上。只是此次中方的氣球在1月28日就已經被發現飄入阿留申群島，為何可以放任其「流浪」到2月4日，才由美國空軍實況轉播飛彈擊落？許多令人懷疑之處，或許永遠沒有完整解答，而這在國際政治上，是很正常的。

美國參議院剛剛通過了軍事預算高達8580億美元的2023年國防授權法，可望繼續保持國防支出多於全球第二至第十國總和的紀錄，也體現了其維持冷戰後全球霸權的決心。

一般的認知是人與人之間相處要講求信用，信用對維護政府與民眾的關係也很重要，所以說「民無信不立」。國際政治則是唯利是圖、爾虞我詐，即便指天為誓、條約為證，都可以撕毀。而且不分國體抑或民主與否，自古至今，毀約背信屢見不鮮。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信任稀薄，和平只能靠「權力平衡」—權力之間的制衡維繫。又或者，如果國際間存在霸權國，沒辦法靠制衡維護和平，那就只能仰賴「良善霸權」提供「公共財」。霸權提供公共財，不純是因為有烏托邦的善念，或是黑白通吃的警察拿得最多，而在霸權以實力說話，建立的規則基礎下，霸主每天的相對收益，都比其他競爭者多得多。

在2022年8月共軍圍臺軍演後，全球列強與東亞各國已更加認真地評估臺海爆發戰爭可能的時間點與場景、規模。或許因為選前不希望「擾民」造成執政失能的印象，也可能是為了隱蔽或保留實力，臺北雖提升了防禦的措施與頻率，但社會面的準備尚止於口誅筆伐，市場與民生幾乎波瀾不驚。

始自胡錦濤第二任期末、歐巴馬第一任期中的「中美互為首要對手的長期競爭」，經過習近平「奮發有為」、「敢於鬥爭」的「一帶一路」與川普「美國第一」和「印太」戰略的較量，華府與北京逐漸硬化成為結構性的對抗。「川普主義」加上新冠疫情，更使國際競鬥與大國內部社會分裂和經濟動盪的跨層次連動關係更加深化且完全攤開。

從川普就任美國總統時起，許多西方國際政治學名家便對美國主導的戰後「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的前景表示悲觀。美中貿易戰、新冠疫情與俄烏軍事衝突爆發，國際秩序加速下墜的預期更甚囂塵上。不過隨著俄國侵烏的攻勢陷入膠著，北約、歐盟與G7等西方集團迅速響應拜登總統極限制裁俄國、積極圍堵中國佈署的訴求，印太地區也隨著日本岸田新政府和韓國大選勝出的保守派候選人尹錫悅同時向「四方集團」（QUAD）聚攏，一時之間「自由國際秩序」似乎大受振作，連原本也對西方集團近年表現略感失望的歷史樂觀派大師福山（FrancisFukuyama）也振奮起來。

廣義的烏克蘭問題不僅始自2014年「廣場革命」推翻親俄總統亞努柯維琪與之後俄國兼併克里米亞，而可上溯至蘇聯時期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1954年將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列寧共產革命後，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二戰時配合德軍反蘇的「德意志帝國烏克蘭專員區」（ReichskommissariatUkraine）、俄共推翻沙皇時短暫從俄國獨立而後再被兼併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分屬奧匈帝國與沙俄的19世紀末、分屬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公國、蒙古金帳汗國的中古後期，甚至比俄羅斯帝國歷史更早的三俄（烏克蘭、俄羅斯、白俄羅斯，同屬「東斯拉夫語系」）母體「基輔羅斯」（KyivanRus'）。由此我們可以瞭解，為何普京總統說烏克蘭是「歷史、文化、精神空間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戰友、親人、前同事」。臺媒藉此操作稱普京這就是講「烏克蘭是俄羅斯一部份」實是惡意曲解，因為普京也明白說烏克蘭「是一個鄰國」。

「寒戰」（ChillyWar）一詞起源於蘇聯領袖布里茲涅夫形容美國科技優勢對莫斯科的壓迫。近期又有人形容克里米亞兼併，再度開啟了俄國與西方的「寒戰」。筆者認為「寒戰」比「冷戰」更適合形容當前的中美關係，有三個原因。

阿富汗政府從8月初起，短短十幾天丟掉十餘省會，總統賈尼（MohammadA.Ghani ）在8月13日親臨前線勉勵政府軍，14日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話，15日夜即匆匆搭機出逃塔吉克並最終抵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賈尼政府如此戲劇性的崩塌，被許多人比擬為1940年代末國民政府在內戰中的潰敗。更多人把阿富汗親美政權的垮臺與美國支持的南越阮文紹政府在1976的滅亡相提並論，還有人想到也曾有條約與邦交保障的臺灣，在1971年與1979年兩度被美國「拋棄」，因而發出「今日阿富汗，明日臺灣」的哀嘆。

七大工業國（G7）2021年高峰會已於13日在英國度假勝地康沃爾閉幕，提出了《我們共享更好的重建全球行動議程》（OurSharedAgendaforGlobalActiontoBuildBackBetter）公報。公報長達25頁，包括結論，洋洋灑灑地列了近70點主張。與臺灣媒體用放大鏡觀察得到的「中國中心論」有些落差，這篇長文僅提及「中國」4次。而且不出意外地，許多方面都是重複早前日本首相菅直人與韓國總統文在寅訪美時強調的幾點：重視臺海穩定、鼓勵臺海和平解決、關切東海南海緊張情勢，尊重新疆與香港等地基本人權，外加推動WHO專家建議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二階段病毒溯源「研究」（study，而非「調查」），以及抗衡中國在貿易方面的「非市場」（即國有經濟等）政策挑戰。

歷史上的魏蜀吳、宋遼金、美英法、英法德、英日俄、美蘇中、美中俄等等，都是經典的大型「三角關係」。但凡在三角關係裡，行為者總是企圖用「打牌」取代直接對抗，以更小的成本獲取較大的收益。能否成功「打牌」，往往也是大國興起與衰微的歷史轉捩點。三角中的權力流動與權謀變化比「兩極」更快、更豐富，很多小國處於這些三角關係外，雖然政策選項可能增加，但風險也隨之提高。如果本身陷入其中成為不對稱三角的一角，維持戰略自主性的難度更大；動輒得咎的風險也更大。

新冠疫情使得美中關係在川普任期末段加速惡化，不僅抹煞了2020年初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贏得的短暫緩和，還使雙方的敵意延伸到全政府、全社會。甚至啟動了科技、教育、金融、意識形態等全領域的對抗，使原本環繞崛起中國週邊所有的地緣政治熱點都更加緊張。除了中美和全球貿易連結比冷戰與更早時期都更加綿密，難以立即「斷鏈」（decoupling）以外，所有其他方面，大國對峙的形勢都比1914年前夕的英德對抗猶有過之。

各國一些分析家曾指出，中國與俄國總體偏好川普連任。北京飽受川普當局各項制裁與抵制之苦，倒是拜登與前總統歐巴馬之前的一些幕僚，對中國的批判沒有如疫情爆發後那樣慷慨激昂。表面上北京應該很惱火川普，應加碼拜登。但民主黨的態度絕非如臺灣眾多跟風嗜血媒體盲從美國小報那樣，以為是拜登家族甚至全黨長期被中國「收買」。實際上啟動對華制衡的，正是結束10年前中美短暫蜜月期的歐巴馬。

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情勢正在經歷劇烈轉變。包括筆者在內，多數觀察者大致同意，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正逐漸解體。其主要原因之一（但不限於）當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基礎權力分布正在移轉，其次則是這一基礎之上的制度與理念的崩壞。而新冠疫情又為這個移轉增加了激情、恐懼和戲劇性。

邇來美中台三角已死的判斷甚囂塵上，因為三個雙邊關係都已經打成死結。首先，美中關係的結構性緊張本來就很難緩和，加上病毒起源的相互攻訐與爭取連任的川普（DonaldTrump）選情轉趨不利，現在甚至搞到討債、要求公布時間線（timeline）的境地，確實是下沉的惡性循環。雖然現實上這些要價都辦不到，但雙方現任當局幾近扯破臉已經是事實。也因此台美關係不斷加碼，除了軍事上的一些協作更加明顯，近日兩國衛生部長也直接通電，台灣儼然超過許多有條約的國家，成了共和黨政府的「典範級」盟友。

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似乎又再次重複著史賓格勒(OswaldSpengler) 「西方衰落」的老調。與前三年的大會相較，今年的主題口味更重，主要國家的媒體都多有關注，但一樣沒有引起太多臺灣媒體的興趣。唯一的例外是美國代表團今年不分黨派、傾巢而出。國務卿龐皮歐(MichaelPompeo)、國防部長艾思博(MarkEsper)、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Pelosi)與前國務卿克里(JohnKerry)等連袂出席，且在所有主場、分場都集中火力批判中國崛起造成的威脅，對歐洲友邦則極力要求抵制中方包括華為5G在內的各種科技、投資或基建項目。跳躍地看，這很像在間接復刻冷戰、世界「理念相近」同盟包圍中國、支持臺灣入聯……，應該頗令臺灣社會振奮。

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關係是歷屆總統選舉最受爭議的問題之一，或者說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其原因表面上是1947年憲法規範的這個亞洲首創民主共和國，在臺灣是否有正當性；五院制等等制度對「小國」臺灣是否「合身」之類的問題。其實這些問題儘管重要，但無關臺海和戰與臺灣存亡。

今年是中共建立政權70週年，在天安門按慣例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在美中瀕臨新冷戰的緊張氛圍下，舉世矚目焦點集中在東風-17、巨浪-2與東風-41同場「亮劍」的含意。中共建政70週年，自然也是國府遷臺70年，或許也可以說這是蔡英文總統「中華民國臺灣」概念萌生的歷史起點。但是已經很少人還會想到，如果沒有古寧頭戰役的勝利與次年韓戰爆發，不管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臺灣」、還是「中華民國臺灣」，三家說法都不會有爭論的機會。

三人成眾。三角（邊）關係是構成人類社會最根本的關係。兩人（雙邊）關係是一切「自我」認同形成的基礎，三角關係則是社會的原形。沒有第三者，雙邊關係沒有「外部」指涉，社會衝突也因無從調節，更會變成僵局。

1980年代學界曾深入研究大三角（美蘇中）關係，此後十多年兩岸也有許多延伸大三角的多種「小三角」探討（美中臺、中日臺等等）。不過當時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徵今天已經大幅改變，不僅是兩極不再，國際體系進入「權力移轉」的高風險階段，美中也從有限夥伴轉向更全面的競爭。這種競爭以「雙攻勢」為特徵，一方面崛起方希望部分改變全球治理規則去維護其核心利益，並依序完成「雙百」（「建黨」百年完成小康社會與「建國」百年完成國家現代化）戰略目標，如果如願，國際體系結構的國力排序很可能會隨之移轉，這是「以守為攻」。

2019年元旦以來，蔡英文總統與習近平國家主席分別在元旦文告以及《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針對兩岸關係發表重要談話。蔡的元旦文告針對兩岸關係提出「四個必須」和「三個防護網」。這些論點當然是任何政府履行正常職能所必須，但對於民眾期盼的兩岸關係緩和與開展，並無實質上的助益，反而更像是九合一敗選之後對黨內與支持者的宣示，自己才具有國防外交和兩岸最高的決定權和政治權威，目前也確實鞏固了她的黨政領導威信。

解嚴以來，歷史書寫已經成為台灣不同政治立場最激烈的戰場。這個戰場雖然沒有硝煙，但你死我活的敵意，卻絲毫不亞於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與蔣毛的「國共內戰」。參戰各方雖說都奉行「言論自由」這樣的高尚原則，但在短、平、快的社群網路與電視脫口秀助威下，徹底摧毀不同歷史經驗論述的價值，汙名化不同主體視角的人格，已經是人們司空見慣甚至出口惡氣的日常，以至於人們對「共同命運」的內容也不再有共識。「原民史觀」、「中國」沙文、「海洋東亞」、抗日復興、反殖非華等「史觀」的激戰淪為無休止的意識型態鬥爭。歷史霸權主義與歷史相對主義成為無解的惡性循環。

在中國政治史「不兩立」的傳統與兩岸物質實力極不對稱的背景下，上個月兩岸領導人實現長達七十年政軍對抗中的首度會見，幾乎是國際政治不可能的任務。雖然美日專家仍有雜音，在野黨覺得被偷襲，但朝野與民眾多樂見下屆總統續會習近平，華府也依計畫軍售。說馬習會是「廿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累積成果」締造的互信象徵與資產，應不為過。如何延續這種互信持續來改善台灣的國際地位，同時確保台海和平，2016年大選後，是兩岸關係的關鍵階段。目前朝野總統候選人都矢言遵行憲政秩序以維護兩岸現狀，應該是延續互信好的徵兆。如果雙方能秉持親誠，尊異求同，許多複雜敏感的政治問題，在對岸領導人的視域與決斷中，都可能商定更合情合理的安排。台灣的名稱與符號如何在國際場域呈現，相對單純卻也最觸動人心。日前總統候選人朱立倫提議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讓我方參與國際活動與組織時，可以光明磊落地使用「青天白日旗」，顯示有商談成功的信心。朱立倫的提議是「青天白日旗」作為「加油旗」，溫和穩健。筆者則認為無論選舉結果如何，明載於憲法第六條的國旗，可以不只當作「加油旗」，也有空間成為兩岸同意、代表台灣，與大陸五星旗平等呈現的會籍旗、代表旗。這個看似更不可能的任務所以可能，有三個重要條件。第一、北京對中國現代史的觀點已逐漸鬆綁。中國政治史「不兩立」的傳統與現代西方主權秩序的結合，曾使兩岸都堅持不僅要實體上打垮對方，也要在意識形態上摧毀對方。由於創建在前、體制不同的中華民國持續存在，1912年以後的現代史遂成為重災區，身處後殖民情境的台灣受創最深。但隨著改革開放與借助全球化實現崛起，北京自信心增強，遂開始容許並試圖主導有關中華民國的研究和論述。儘管品質良莠不齊，禁忌仍多，展館、藝文、出版中的中華民國，正緩慢地走出禁區。第二、兩岸法理現狀的維繫需求日益迫切。與「中國崛起」同時，台灣的本土化民主化，正快速掏空中華民國的法理與情感基礎。原本「不兩立」史觀應該樂見對手正當性空洞化，但二十世紀以來的國際規範還提供中國傳統原本缺乏的「自決」選項。同情與支持台灣另闢蹊徑的聲音不僅未能相向而行，現在還漸行漸遠，很可能破壞大陸對爭議水域的聲索，甚至干擾雙「百年」復興。如何在「主權未分裂」下穩住中華民國，早已在探索中。第三、全球治理新局面增大兩岸共存的空間。十七世紀乃至戰後以降的排他式主權觀念，現在正遭遇各種跨疆界、跨主體治理問題的嚴峻挑戰。多層次、多體制與對差異更加包容的國際新秩序正在形成。台灣持續淪為被壓抑的死角，不利諸多重大問題的解決。能讓兩岸在全球治理中共存雙贏的秩序創新，迫切性與可能性都在上升。這三個發展中的趨勢，有可能使國旗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正常化。關鍵就是朝野未來能持續堅守憲法對兩岸關係的規範與精神，緩和部分民眾對中華民國體制排斥甚至毀棄的情緒。則兩岸互信得以維持，對國旗所代表的尊嚴和空間，前景可以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