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星墜落徬徨午夜》國安法通過後「沒救了」　港人談新生活：盼自由的台灣撐住香港的自由

「來台灣是逼不得已，但也覺得發展空間比香港大，」20多歲的在台港人Albert說道。

2019年底，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熱情漸漸凝滯下來，人人都感受到瓶頸，抗爭者一一遭到起訴，攻擊抗爭者的人卻備受鼓舞，連「和理非」上街張貼文宣都可能被人砍得肚破腸流。在這個關頭，依舊不想停止抗爭的Albert，和媽媽與勇武派友人長談數小時後，總算意識到抗爭需要進入另一階段，而台灣擁有自由的空氣與許多願意支援的民間團體，正是合適據點。

來台後才是考驗的開始

當香港抗爭者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台灣，首先面臨的便是「居留申請」與「生活照護」兩大難關。「香港邊城青年」秘書長Justine直言，對抗爭者而言「最需要的就是一張居留證，有了這張證件，才能討論就學就業、醫療保險等需求，最重要的是，讓港人再也不用害怕被遣返。」

但台灣作為民主自由國家，卻沒有一套完整「難民庇護」制度，使冒著生命危險赴台尋求庇護者未能享有基本人權。與來台流亡者接觸過的在台港生約翰森指出，來台流亡的香港人數「蠻多屬於非法黑戶」，「很多情況下他們必須躲起來生活，可能要冒險打黑工」。除了經濟困難之外，勇武派抗爭者經歷過警暴或抓捕等陰影，「還須想辦法治癒內心創傷」。

如何撐香港？台灣成國際參照指標

在現行機制下，來台抗爭者在取得工作簽證前尚無法自食其力，台灣民間團體會先轉介住宿、就醫、生活津貼等資源，甚至有抗爭者攜家帶眷來台，民團也會協助其子女就學，並由「香港抗爭者支援工作台灣義務律師團」協助個案向陸委會、移民署申請居留資格。

義務律師團發言人林俊宏指出，在港媒、外媒率先報導台灣成立義務律師團的消息後，陸續有抗爭者透過各種管道與律師團聯繫，累計已處理200至300件個案。目前律師團成員約有2、30名，有意願加入的律師非常踴躍，人力可說是綽綽有餘。

林俊宏也說，由於庇護港人的《港澳條例》18條沒有適用先例可循，律師團與政府起初花了些時間磨合、溝通，雙方都在摸索運作方式，但雙邊溝通尚稱順暢，也可以感受到政府方的友善態度，目前還沒有發生申請被打回票的案例。而在審核居留資格期間，陸委會都會以無限期延簽的方式讓抗爭者留在台灣，減少他們的壓力。

林俊宏說，許多抗爭者在香港被控刑期動輒7年、10年的暴動罪，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更可能被送到中國受審，面臨難以預期的法律風險，可以觀察到抗爭者最初與律師面談時非常不安。尤其在台灣總統大選前，許多人擔憂結果若是政黨輪替，新任政府的態度可能轉彎，甚至將抗爭者的個資傳給中方。他也提到，許多人至今仍心繫香港「手足」，背負著龐大心理壓力，甚至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症狀，民團也協助轉介心理諮商資源。 （相關報導： 迷霧裡吹來號角聲》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反送中革命世代的認同問題，映照台灣現況 ｜ 更多文章 ）

而對於部分輿論質疑庇護港人將引發國安疑慮的聲音，林俊宏則認為，不管以任何方式入境者都可能有問題，抗爭者申請庇護的審查密度反而更嚴謹，律師在面談時也會針對個案狀況做了解，再加上陸委會、移民署既有的情資系統，「漏網之魚」要藉此管道進入台灣反而更加困難。

「在庇護港人這塊，反而是國際來參考我們，」林俊宏也說，由於台港間的地緣關係及深刻連結，令台灣成為國際社會接收香港抗爭者的參照指標。就像台灣過去爭取民主的漫漫長路，香港抗爭如今也將持續下去，林俊宏認為，台灣人要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去支持港人，即使只是打氣，也會讓港人會很感謝台灣，律師團也將會不畏安全風險盡量協助，「總不能讓中國稱心如意。」

但即使獲得居留權，離鄉背井到異地打拼並非易事，Kuma指出，在台灣發展的香港人其實很辛苦，今年因為疫情影響，畢業生很難找到工作，甚至部分來台工作的港人遭到解僱，「因為工作簽證對公司而言是程序負擔，所以雇主常常會先拿香港雇員開刀。疫情是沒辦法的變故，然而一旦失業、失去在台灣的正當理由，就只能回去香港了。」

國安法通過　在台港人憂「回不了家」

「香港已經沒有希望了，」嫁來台灣多年的港人Samantha悲觀直言，北京以附件方式強勢讓《國安法》在香港上路，原本的三權分立制度形同蕩然無存，她如今已不敢去中國出差，最害怕自己有朝一日連香港都回不去。

由於「港版國安法」草案中有關「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的條文，可能會用於拘捕及控告在外國機構工作的港人，在台聲援香港抗爭的Kuma，也認為自己再也回不去家鄉了，他解釋道：「我們擔憂國安法通過後，回去香港會有風險，新法提到境外勢力的部分，我們組織可能被認定為『在台灣干預中國內政』，畢竟執法的詮釋權與話語權都在中共手上。」

「我身邊的畢業港人，有一半想回香港，一半想留在台灣，」Kuma指出，目前在台灣大約有7000至8000多位香港學生，已經取得定居與公民身分的人至少有1萬5000人以上，而由於《港澳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規定，在台港澳學生回鄉2年內依舊可以回台發展、取得居留證，「所以很多人還是會選擇先回去工作，畢竟香港薪資水準比較高」。

但Kuma指出，中共當局如此冒險地大動作訂定《國安法》，肯定會根據法規去抓人，否則沒辦法證明立法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身在香港的抗爭者首當其衝，至於會不會抓捕在台協助香港抗爭的港人，就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還是會提醒回香港長期發展的人、回去投票的人，都要小心被盯上。」

林俊宏則表示，雖說抗爭者來台前都抱著很久後才能回到香港、甚至「回不去」的心理準備，但被問到他們為何要選擇台灣，除了安全與民主制度等因素外外，許多人卻不約而同回答：「因為台灣離香港很近。」「他們有些人有種烈士心態，想著香港一旦有事就要回去，即使可能一入境就被抓了也沒關係。」

抗爭未完　港青要在台灣打造「反共經濟圈」

來台半年多，Albert在香港的學業已經中輟，需要從頭開始重考大學。說是嶄新的起點並不為過，曾經醉心文化、哲學的Albert，現在一心想著「經世濟民」，他認為亞洲各國必須聯合起來，以團結之姿抵抗中共或其他大國吞併，投身商管科系，就是他對中國擴張的全力回應。

「勇武派光環太大，比較容易獲得支持，但支援不該是無條件的，資源應該用推動整場運動，而不是給予個人。」Albert強調，很多香港「家長」（抗爭者對中年支援者之稱呼）也支持反共理念，但因為各種考量無法站上街頭，他們對「勇武派」抱有虧欠感，因此非常願意給予協助。只是他認為，如果淪為單純的金錢資助，對於這些青年本身、或是香港整體社群與運動都並非好事。

對Albert而言，從商也是自力更生最快的方式，他堅持只拿取民團捐贈的基本津貼，額外生活費除了日常打工，自己還找好商業夥伴，打算在港台兩地做點小生意。包括許多與反送中運動有關的文創設計，他也一一拿到代理權，正在與台灣印刷廠商洽談。

Albert堅持，「台灣製造」也是自給自足的重要條件之一，指出「MIT」對港人而言不僅有品質保證，更代表不再依賴中國的精神：「台灣也好、香港也好，有個很大的弱點是經濟被中共掌控，」他篤定表示，「香港人有建造『反共經濟圈』的概念，我想把這個概念帶過來台灣。」 （相關報導： 迷霧裡吹來號角聲》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反送中革命世代的認同問題，映照台灣現況 ｜ 更多文章 ）

幸運的是，Albert遇到與他有相同理念的「家長」，不僅無償給予他小筆資金創業，對方也親自分享洽談、簽約、成立公司等經商基礎之道，毫不保留地傳授給他，因此雖然入學考剛剛結束，Albert還是一刻也不得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