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在流邁進聲響透》我城陷落但故事未完,香港「勇武」抗爭記事

2020-06-30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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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生11月12日與警方爆發衝突,圖為學生站在「二號橋」衝突現場。(AP)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11月12日與警方爆發衝突,圖為學生站在「二號橋」衝突現場。(AP)

你印象中的「勇武派」是什麼樣子?可能是帶著「鴨嘴」防毒面具、被警察追打,一身狼狽;也可能揮舞棍棒、扔擲石塊,儼然港府所說的暴徒。當我城陷落,《國安法》烏雲籠罩,這些青年都可能將消失在抗爭街頭,可那屬於2019年盛夏的衝撞記憶,必然已永遠刻在香港人的身體裡。

接受《風傳媒》專訪時,「勇武派」青年Albert(化名)帶著緊張的笑,20歲出頭的他,瘦削身形加上簡單髮型,目光不時溜向手機螢幕,完全與路上未脫青澀的大學生無異。不過一談起中共政權手段、香港社會對共產黨的輕忽、香港人群體在海外的未來,乃至港台教育制度與思維差異,深刻的觀察源源不絕湧出,犀利得不像學生,倒像講台上的講師。

2014年,台港都出現罕見規模的學運,政治撼動世界,年輕人竟是主角。Albert也不例外,他眼見許多人拋下日常瑣事,一個箱子站上去就是民主講堂,儼然英國海德公園(Hyde Park)翻版,當時仍是中學生的他只感到熱鬧有趣,「就像古希臘的原始政治形態,有人在台上說著對民主自由的看法,年輕人在旁邊聽。」

2016年「魚蛋革命」也是如此。又一次,Albert感受著港人的團結,也意識到政府作為的霸道。但不滿歸不滿,卻還沒長成行動的力量,對港府的憤怒,是在跨越成年界線後才爆發。

2019年6月,Albert走進第一場百萬人大遊行,不料特首林鄭月娥還是打算讓《逃犯條例》強渡關山,群眾終於意識到,和平路線再也無法改變大局。抗爭於焉升級,隨著包圍立法院、兩百萬大遊行與遍地開花的集會陸續增加,警察暴力也不斷突破下限,和平理性,彷彿不再是選項。

「香港人不想再軟弱下去了,」說著轉化為勇武派的過程,Albert的心情也是眾多抗爭者的心情,「因為光是遊行,政府是不會管你的,這就是官逼民反。」

2019年6月16日「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香港市民再度走上街頭「反送中」,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法,特首林鄭月娥下台(AP)
2019年6月16日「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香港市民再度走上街頭「反送中」,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法,特首林鄭月娥下台(AP)

Albert表示,所謂「勇武派」一開始也是以反驅散、拖延警察時間為主,例如當群眾衝入立法會,他與同伴就響應網路號召,在四周馬路設下防線;一直到了6月下旬,警察開始頻繁使用布袋彈、橡膠子彈,「勇武」才真正成型,Albert坦言,除了反驅散、被動性防禦之外,也會攻擊支持中共的公司行號,例如砸玻璃、招牌等報復性的行為。他表示,行動通常不是計劃好的,哪裡有人號召,人手就往哪裡湧去,

被抓的那一天,Albert還記得是7月28日。那天其實沒有大的事件,他也剛好沒有涉入任何衝突,只是聚集在警局外就被逮捕。擺出配合姿態的Albert,最多只受到怒斥和推擠,但警察明顯打著太極,拖延超過24小時才允許他和旁人找律師。此時,家人與朋友早已打遍香港警局電話,卻沒有人肯透露Albert在哪,警方擺明也在拖延時間,讓家人心急如焚。最後終於找到義務律師團,全身而退的Albert說,自己已經很幸運了,某位勇武派的朋友在去年8月被捕時,明明已停止掙扎,一腳還是硬生生被警察扭斷,直到現在都不良於行。

去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爆發「二號橋事件」,學生把大學旁的幹道封了,警察則集中力量攻堅,Albert人不在校內,還是找了一輛「家長」車,趁隙把物資運進去。他強調,「家長」原本都是陌生人,是在運動中慢慢建立起互相幫助的關係,家長們雖非「勇武」,但其實在香港法律中,幫忙運送抗爭工具的車主所負的法律責任更大,無所謂和平或勇武,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地承擔著風險。

「當時只認識幾個月,現在想想好像很短,但每天都見面、一起做事,只要一個星期感情就會突飛猛進,」Albert回憶。

雖然香港理工大學的「勇武派」抗爭已經走入尾聲,但中環每天仍有上班族快閃抗議。(美聯社)
雖然香港理工大學的「勇武派」抗爭已經走入尾聲,但中環每天仍有上班族快閃抗議。(美聯社)

和其他學生或上班族不同,Albert說,自己抗爭是「full-time」(全職),七月至十二月間,戰場無所不在,他也鮮少踏足家裡,添購與運送物資、開會、抗爭等,累了就睡在手足家,路邊和衣而睡也是家常便飯。家人不希望Albert獻身受傷,但也支持他的想法。而同輩香港年輕人幾乎都是「黃的」,但無論是否為勇武派,友人從不探問彼此的行動,就怕哪天相互牽連。有一次,Albert的左手臂被催淚彈打到,沒有外傷,卻足足麻木了兩個星期,朋友看到後只說:「那麼不小心啊。」淡淡言語盡是心照不宣。

談到抗爭者樣貌,Albert也不斷強調,每一個人都用著自己的方式在努力,有錢可以出錢,有房可以收留人,大家都用自己的方法推動這場運動。「如果要求每個人都是黃金聖鬥士,哪還會有200萬人出來?」Albert表示,雖然某些勇武手足認為他的自由派想法太「左膠」,但他卻認為這就是「無大台」的好處,「每個人都是自願的。」

正因為各自努力,抗爭街景也不只有流血和煙硝。Albert憶起最奇妙的時刻,即是認識一些「超級有錢人」。他說,不少上流人士暗中支持抗爭者,當時很多抗爭活動發生在港島,有些富人會預定附近的酒店,每當有年輕人被警察追趕,他們就將人拉進飯店,還提供體面服裝給年輕人換上,警察即使心知肚明,也不敢動這些富人一根毫毛。「有時上一秒還在奔跑,下一秒就喝起下午茶,」Albert打趣說,自己從未想過會踏進那些酒店、認識那些富人,想不到竟在抗爭中實現了。

香港眾志在推特張貼的「港版敦克爾克大撤退」照片。
香港眾志在推特張貼的「港版敦克爾克大撤退」照片,途中車輛都是自願接送抗爭者的一般民眾。

2019年年底,反送中運動的熱情漸漸凝滯下來,人人都感受到瓶頸,抗爭者一一遭到起訴,攻擊抗爭者的人卻備受鼓舞,連「和理非」上街張貼文宣都可能被人砍得肚破腸流。在這個關頭,Albert依舊不想停止,但媽媽與已經來台的勇武派友人與他長談幾個小時後,他意識到抗爭也需要進入另一階段,而台灣擁有自由的空氣與許多願意支援的民間團體,正是合適據點。

「來台灣是逼不得已,但也覺得發展空間比香港大,」Albert說。

隻身一人重新開始的生活,試想也覺得不甚愉快,愛好音樂的Albert常讓馬勒等名家作品陪他度過低潮。雖然思念家中,但他也相信,港府與中共暫時沒有空閒一一對付抗爭者的家人,「極權歸極權,(中共)還是會考慮能否被輿論接受。他們會想讓《國安法》通過以後,香港還是保持歌舞昇平的樣子。」

現在,故鄉近在咫尺卻無法踏足,Albert滿心都是香港的命運,內疚則是最鮮明的感受。更深入一點說,「某種程度而言,《國安法》是因為我們抗爭的行為才出現的,所以我們對留在香港的人也有責任。」

想著同在街頭抗爭的中學生,想著教科書逐漸被塞滿愛國主義、生活在《國歌法》底下的小學生,Albert的笑容之下露出憂心,他不免悲觀認為,抗爭已經發展不起來了,當教育、司法、文化一一被換血,香港不再是香港人的地方,即便是快要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他也擔憂充滿變數。儘管如此,自陳與抗爭結下「孽緣」的Albert仍沒有停止的打算。他準備考大學、創業,決心儘早自力更生,不成為台灣的負擔,更要繼續為港人群體的民主運動努力。

 「在香港真的想不到能做什麼。暫時不回去的話,能做的事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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