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印象中的「勇武派」是什麼樣子？可能是帶著「鴨嘴」防毒面具、被警察追打，一身狼狽；也可能揮舞棍棒、扔擲石塊，儼然港府所說的暴徒。當我城陷落，《國安法》烏雲籠罩，這些青年都可能將消失在抗爭街頭，可那屬於2019年盛夏的衝撞記憶，必然已永遠刻在香港人的身體裡。
接受《風傳媒》專訪時，「勇武派」青年Albert（化名）帶著緊張的笑，20歲出頭的他，瘦削身形加上簡單髮型，目光不時溜向手機螢幕，完全與路上未脫青澀的大學生無異。不過一談起中共政權手段、香港社會對共產黨的輕忽、香港人群體在海外的未來，乃至港台教育制度與思維差異，深刻的觀察源源不絕湧出，犀利得不像學生，倒像講台上的講師。
2014年，台港都出現罕見規模的學運，政治撼動世界，年輕人竟是主角。Albert也不例外，他眼見許多人拋下日常瑣事，一個箱子站上去就是民主講堂，儼然英國海德公園（Hyde Park）翻版，當時仍是中學生的他只感到熱鬧有趣，「就像古希臘的原始政治形態，有人在台上說著對民主自由的看法，年輕人在旁邊聽。」
2016年「魚蛋革命」也是如此。又一次，Albert感受著港人的團結，也意識到政府作為的霸道。但不滿歸不滿，卻還沒長成行動的力量，對港府的憤怒，是在跨越成年界線後才爆發。
2019年6月，Albert走進第一場百萬人大遊行，不料特首林鄭月娥還是打算讓《逃犯條例》強渡關山，群眾終於意識到，和平路線再也無法改變大局。抗爭於焉升級，隨著包圍立法院、兩百萬大遊行與遍地開花的集會陸續增加，警察暴力也不斷突破下限，和平理性，彷彿不再是選項。
「香港人不想再軟弱下去了，」說著轉化為勇武派的過程，Albert的心情也是眾多抗爭者的心情，「因為光是遊行，政府是不會管你的，這就是官逼民反。」
Albert表示，所謂「勇武派」一開始也是以反驅散、拖延警察時間為主，例如當群眾衝入立法會，他與同伴就響應網路號召，在四周馬路設下防線；一直到了6月下旬，警察開始頻繁使用布袋彈、橡膠子彈，「勇武」才真正成型，Albert坦言，除了反驅散、被動性防禦之外，也會攻擊支持中共的公司行號，例如砸玻璃、招牌等報復性的行為。他表示，行動通常不是計劃好的，哪裡有人號召，人手就往哪裡湧去，
被抓的那一天，Albert還記得是7月28日。那天其實沒有大的事件，他也剛好沒有涉入任何衝突，只是聚集在警局外就被逮捕。擺出配合姿態的Albert，最多只受到怒斥和推擠，但警察明顯打著太極，拖延超過24小時才允許他和旁人找律師。此時，家人與朋友早已打遍香港警局電話，卻沒有人肯透露Albert在哪，警方擺明也在拖延時間，讓家人心急如焚。最後終於找到義務律師團，全身而退的Albert說，自己已經很幸運了，某位勇武派的朋友在去年8月被捕時，明明已停止掙扎，一腳還是硬生生被警察扭斷，直到現在都不良於行。 （相關報導： 晚星墜落徬徨午夜》國安法通過後「沒救了」 港人談新生活：盼自由的台灣撐住香港的自由 ｜ 更多文章 ）
去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爆發「二號橋事件」，學生把大學旁的幹道封了，警察則集中力量攻堅，Albert人不在校內，還是找了一輛「家長」車，趁隙把物資運進去。他強調，「家長」原本都是陌生人，是在運動中慢慢建立起互相幫助的關係，家長們雖非「勇武」，但其實在香港法律中，幫忙運送抗爭工具的車主所負的法律責任更大，無所謂和平或勇武，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地承擔著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