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八紀念日這一天，世新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曉波在一場座談會中說，「蔣在大陸清黨殺反對者40多萬人；國民黨在台灣二二八事件只殺2萬人，2萬人相對40萬人，小case啊！」
尼采曾在《歷史的用處》一書中指出，太多的歷史有礙人類進步。悲哀的是，很多人、尤其是領導階層，幾乎是本能的服膺這樣的信念，面對那些令人不舒服的歷史，「否定歷史」成了最便利的方法。
「否定歷史」這樣的悲劇，即使到今天都還發生，我說的可不是威權中國徒勞無功的否認六四天安門事件，即使是民主的日本，也蓄意的在教科書中淡化甚至否認當年南京大屠殺及慰安婦的史實，最悲哀的是，日本人民都買單，也讓日本無法和亞洲這些受害國家真正和解；否定歷史的後果是，日本反而傷害了自己的國家利益。
台灣亦是如此，二二八事件今日能成為歷任總統都要出席悼祭的國家級事件，其實是經過一番記憶與遺忘的慘烈鬥爭。而從王曉波教授的發言看來，他至少承認這段歷史，但他以殺人數目來評價二二八，相較於歷史遺忘或刻意的否認，同樣是個可怕的陷阱。
因為，當我們解讀歷史的屠殺事件，容許道德基準線隨意轉移時，就永遠有向下沈淪的殘酷可以比較。納粹屠殺6百萬猶太人，文明世界都認為，這已是人間地獄的再現，也是殘暴的極限；但二戰後陸續發生在高棉、盧安達等國家的殘酷殺戮，竟讓本來為猶太人大屠殺專用的「holocaust」地位岌岌不保，以色列必須不時警告，不得濫用「holocaust」這個字。
可悲的是，有名的米倫格爾（Stanley Milgram）電擊實驗證實，這種道德標準的基準線轉移，或是「慢慢的習慣於殘暴」，確實是人性的弱點；可以說，在閱讀集中營倖存者的故事時，當我們心中開始冷靜的計算或比較殘暴等級、評斷「原來他們也沒有那麼慘」時，我們已經不自覺的在幫謀殺者找合理化的藉口，「小case 啊！死600萬人算什麼！
這是一般大眾閱讀屠殺史不得不時時注意的陷阱，作為歷史學者的王曉波教授難道不該更謹慎一點嗎？
歷史和和道德爭議終是難以切割，一位英國歷史學者大衛.諾利斯（David Knowles）曾說，「歷史學家不是判官，更不是一位絞刑的判官」。也許，作為歷史學者及公民，王曉波的發言令人不舒服，但他有其學術自由，也有作出判斷的言論自由；但作為主導國家意識形態的教科書課綱檢核小組召集人，如此為過去的二二八屠殺合理化，真的是大開民主的倒車。
王曉波的唐突發言，其實印證了這一波對高中課綱的不滿聲浪，並非無風不起浪。只有白癡才會不懂，只要教科書存在，必然是國家灌輸意識形態的工具，即使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從性教育到達爾文該不該列入教科書，各種團體必然將教科書視為鬥爭場域，政府面對的唯一方式就是維持多元，不能刻意壓抑任何一種聲音。
王曉波教授從未掩飾其立場，這次二二八的突兀發言，之所以引發媒體關注，主要是因為他身兼教科書課綱檢核小組召集人。因此，更大的問題其實在於教育部及馬政府，他們聘請王教授來調整教科書，審核認可教科書的意識形態，如果不是太無知，就是想效法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控制過去是為了控制未來！
我們得到的教訓是，二二八史實也許已不容否認，但曲解歷史的事還是時時刻刻在進行，作為公民的我們必須謹記，如何正確的面對歷史，以留給後人重要的歷史教訓，這樣的努力是永遠不該停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