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西斯．安德伍德站在橢圓辦公室，將雙手按在辦公桌上，如同一隻待勢齧人的雄獅。背景視窗，陽光燦爛。他敲響了桌子，最後一張紙牌業已倒地。前方再無敵手。
這是《紙牌屋》第二部的最後一幕。我幾乎屏息看完了這最後一集。除了現實的政治，比如水門事件、古巴導彈危機、佛羅里達投票之爭……我的眼界裡少有如此精彩的政治劇。
有些人開始糾纏於捕捉劇中的bug；有些人津津樂道于編劇的狂野想像；有些人慣性地尋找它與現實生活中的比照；有些人開始評判美國政治的優劣。不，所有的這一切都似乎言之成理，但卻相差甚遠。它只是一部完全虛構的電視劇。它不是新聞，也不是紀錄片，與政治現實謬以千里。它既非美國當下與以往現實政治的模仿，也不與當前發生的政治實況有所呼應。雖然現實既不比這部電視劇更黑暗，也不比它更崇高。
如果要我勾畫出這部電視劇與美國現實政治圖景之間的關係的話，那麼其中暗通款曲的，無非是政治文化：也就是說，這部戲中的政治文化與現實中的政治文化，遙相呼應。
安德伍德是一隻純種的政治野獸，血腥、黑暗、縝密、冷靜、計算精確、手腕毒辣，他是個無所顧忌的進化論者。這種人只合想像，未曾出現。在美國的歷屆總統中，有愚鈍者、狠辣者、兇險者、嗜殺者，而如此集罪惡之大成者，讓人想像都有些困難。在黨派、媒體、公眾的重重狙擊中，漏洞如此之大，尚能安然無恙直達天庭，無論劇情多麼合理，只有撒旦本人具有如此高明的手段與強大的心理。
為什麼美國的公眾竟然如此地熱愛這麼一個黑暗、陰謀與混亂的故事，連歐巴馬都是它的粉絲？雖然這還不是終結篇，但是我敢斷定編劇不敢寫作出一個沉冤昭雪、正義昭彰的結局來。
從我個人的觀影感受和我自己對美國政治文化的理解而言，這部劇基本上已經觸及了政治與政治中的人性的本源：政治，或者政治人的原罪是什麼？
原罪是一個基督教的概念。人生下來就是有罪的。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原罪，惟因如此，人必須向上帝禱告，必須虔信上帝，從而才能重返伊甸園，得以贖罪。
當你一個個地檢視這部劇中的所有人物的時候，你就可以發現在整個政治磁場中，每個人都帶有不可饒恕的原罪。
辭職的總統加里特·沃克有著高貴的精神，但是他卻傲慢、剛愎、善變，缺乏決斷力。他強烈的尊嚴感就是他的原罪。
安德伍德最大的對手雷蒙．塔斯克是一個堅強的獵手。但是他驕傲、貪婪、多疑並且固執。貪婪是他的原罪。
他的妻子克雷爾．安德伍德是堅定的同盟，但是她卻同時脆弱、猶疑、背叛。情感就是她的原罪。
他最忠誠的助手、幕僚長道格狠辣、行動力強、眼毒，但是他卻偏偏有顆孤獨的心靈。孤獨就是他的原罪。
所有的人，代替他成為黨鞭的賈桂琳，記憶是她的原罪；他的第二助手，賽斯，背叛是他的原罪；雷米，多情是他的原罪……於是，所有的紙牌都在各自無從逃避的政治原罪中如同多米諾骨牌順次倒下，惟有安德伍德站在了最後的格鬥場上。
當我們環視整個鬥獸場的時候，驚詫地發現他才是一個沒有政治原罪的人。他殺害卻並不嗜殺，但是需要時他卻可以毫無猶疑；他貪戀權勢，卻並不為貪婪蒙蔽眼睛總是知道進退有度；他尊重自我，卻如同水中蘆葦那樣可以在風雨中隨時低頭；他擅長交易，卻沒有被承諾與條件困囿住手腳；他長於背叛，但絕不是因為出於仇恨和報復，而只是進程的需要；他保護部屬，當威脅來臨的時候知道及時放手。這一切，都只是政治叢林中的生存法則，不為物喜，不以己悲。
政治從來都不是溫和良善的。這就是一個叢林，只有進化完美的物種才能生存。安德伍德就是這個政治叢林中惟一一個進化完美的生物。食物鏈的頂端只能有一個，不是吞噬，就是被吞噬。
這部戲中的人物全都黑黢黢的，沒有一個光明面。水落石出的是：原來，政治的原罪就是政治本身。政治這個黑暗叢林，就是一個罪惡叢林；進化最完美的生物，就是最無人性、無弱點的生物。
所有的政治文化，都是如此黑暗與骯髒的嗎？不幸地，正是如此。
未進化完美的政治生物，要麼在政治叢林的物種選擇中被弑殺和淘汰，要麼就只能保持在生物鏈鏈條中無足輕重的一環。生存就是最後的戰役，食物鏈的上端或新進化的生物隨時都可能獵殺你的存在。這樣的場景不僅僅發生在美國，或者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在國際政治的舞臺上，如此物競天擇的場景每天都在上演，只是我們已經熟視無睹。
可是，假設這個設論成立的話，美國的政治和政治文化若是如此黑暗、陰謀與罪孽深重，美國人如何能夠坦然面對它的政客，政府，乃至於國家？如何面對那些道貌岸然，手按《聖經》宣誓保衛國家、憲法與正義的人物？若是《紙牌屋》的政治的確就是現實的政治的話，美國人如何敢以民主為榮，又如何敢若無其事地面對這部黑暗政治倫理劇？
讓我們回到故事本身來尋找答案。當我們觀賞第二季的時候，莫要忘記第一季才是一切的源始。安德伍德的權力之路也就是一條復仇之路：洗刷他被提名國務卿卻又被扔回黨鞭位置的恥辱。他的目標是兩個人：總統加里特以及背後的商人雷蒙德。
他的復仇之路基本上遵循了這樣的漸進原則：1，他動用了整個民主制度的框架來襲擊總統。比如利用議案的投票，新黨鞭的選舉等等；2，他尋找民主框架制度的漏洞，從而為總統制造麻煩，例如將總統的幕僚長排除出白宮，勸說總統建設傑佛遜大橋等；3，當體制框架本身無法為他的行動提供便利的時候，他就會動用私人力量和暴力來補償。例如殺害女記者喬伊，與中國商人贊德·馮勾結等。
於是，這其中所顯露出來的美國制度框架可以概括為：1，美國害怕政治將會損害社會與個體的利益，於是設立了一套制度來防止政治的失控；2，即便如此，人們仍然無法相信制度的完整性，於是通過不斷變動的權力更替和黨派輪換來約束政治；3，但是，社會對於政治依舊疑慮重重，於是整個社會，從媒體到公民組織到個體，都行使對於政府干預和監視的職能。
中國知識份子熱衷於談論美國憲法框架之偉大而歷兩百多年變遷而不易。如果說憲法本身就是日常生活這一點的確證明瞭美國憲法之偉岸沒錯之外，事實上美國人的法律框架更加依賴于民主共和兩黨在議會中時常鬥爭所通過的一部部法律。憲法確定了政治與權利的框架，日常法律確定了行為準則，公民組織與各色政治團隊、遊說集團構成了各種政治實體，在框架下競爭。這才是美國民主的真正秘訣。
即便對政治之限制到了如此嚴苛的地步，美國人依舊對於政治疑慮重重，所以又引進了一個幾乎可謂亙古不變的原則，是之為懷疑論，或者懷疑主義。懷疑主義對於政治和政府之種種所為，時時處處提出詰問與質疑，從而迫使政府披露幾乎所有一切可能披露的材料，以自證清白，即便因此而損害了政府的效率也在所不惜。這種懷疑主義基於如此一個根本的認識：至善的政治僅是幻想，至惡的社會在制度框架中可以防止，於是通過懷疑主義，大致可達到一個次善的結果，即便不能，也可使政治限於次惡的狀態中，在變動中再尋求更好的變革。
政治的原罪論與懷疑主義的精神如此根深蒂固、臆蒂牢結地存在於美國人、美國制度與美國民主之中，這才是《紙牌屋》這部戲的根本靈感來源。安德伍德是美國政治之惡的一個縮影，他有制度之惡、制度缺憾之惡、制度豢養之惡。人們幾乎是帶著欣賞的心態在那裡看凱文·斯派西惟妙惟肖地無惡不作，如同猜中了美國政治的種種惡行惡相一般：我就知道，你們沒法讓人信得過。
在《紙牌屋》出來之後，美國的媒體和公眾有許多人都懷疑安德伍德夫婦的原型是克林頓夫婦。這也難怪，克林頓夫婦政治手腕之高明，政治智慧之高挑，政治影響力之深遠，幾乎使政治界與公眾為之恐懼。這恐怕就是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區別：我們看到一個高明的政客，視之如英雄，以為他能夠帶來海晏河清；而美國人看到一個無暇的形象，卻視之如仇讎：政客，就是你永遠不該相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