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老婦人和小女孩的集體屠殺，超越當時台灣社會能理解的範圍。對親人而言，是「忘懷不可能、也不應該，執著又會帶來自我毀滅。」台灣的政府三十多年來如何面對它？最近公開的檔案清楚指出兇手的來源；國民黨政府願不願意誠實面對？
1980年2月28日接近中午時刻，方素敏女士在景美軍法看守所探視被關在獄中的先生林義雄。同一時間，她位在臺北市信義路的住宅為人侵入，以尖刀屠殺她六十歲的婆婆和三位女兒。八歲的大女兒林奐均倖存，六歲的雙胞胎和祖母同時死難。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個驚動台灣社會的血案尚未偵破。對親人而言，「忘懷不可能、也不應該，執著卻帶來自我毀滅。」
對台灣社會而言，它成為轉型正義的最大考驗。不僅考驗台灣社會是否堅持真相和正義，也考驗國民黨：當檔案清楚地指出兇手的可能來源，它是否願意誠實面對過去，願意和自己的過去和解。
案發之後，蔣經國的政府立即組成專案小組從事調查。不過，卻將調查方向指向爭取自由民主的陣營。《聯合報》於次日報導說，「治安當局已將陰謀暴力份子製造事端，破壞團結的企圖，列入血案綜合研判的項目之一。」《中國時報》則於數日後報導，「警方專案小組五天來的偵察報告，認為林家事件是經過一次細密策劃的政治暴力行為…國外『台獨』或『台共份子』所慣用的伎倆。」《中央日報》甚至報導，「偵辦林家血案的一位高級警官說，本案宣佈偵破時，將使某些自命為『英雄烈士』的人大吃一驚，因為他們一向自命為『民主、自由』旗幟下的一羣，到頭來卻竟然還是某一集團陰謀下的犧牲者。」
國民黨政府一直沒有更改此種官方說法。後來更試圖嫁罪當時在台灣收集博士論文材料，熟識黨外人士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家博(Bruce Jacob)。事件發生兩年之後，《聯合報》仍然報導，「情治單位經過兩年多的調查分析，前天所下的結論是：林宅血案有計畫性的『政治事件』目的在挑撥政府和民眾的情感，並在國際中打擊中華民國的形象。」
人民的看法和國民黨政府極為不同。進入現代社會八十年來，台灣並非沒有過命案，或仇殺、或情殺、或謀財害命、或黑社會火拼，可是對柔弱的老婦人和小女孩集體屠殺，實在超出台灣社會的想像。歷經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許多人認為這個政治動機非常明顯的冷血謀殺，兇手的來源非常清楚。數十年來，情治單位對政治異議人士嚴密監控，是一般的政治常識。民主運動的領導人被逮捕之後，其家屬也都發現情治人員對其人身和居所如影隨行的監控。什麼樣的人物有本領在嚴密監控下，在白天的鬧區中從事如此高風險的行動？
四年之後，發生在美國的謀殺案讓民眾更堅定其想法。國民黨政府的情報局長汪希苓於一九八四年十月，指派黑社會份子越洋到洛杉磯，在《蔣經國傳》作者江南於家中加以殺害。六年之後，國民黨政府賠償江南的遺孀一百四十萬美金，達成和解。在民眾看來，如果連住在美國的敵人，國民黨政府都可以派人將之殺害，那麼對於在其嚴厲管轄下的人民，它又有什麼做不出來的事？
一般人民的理解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無論正確或錯誤，在威權體制下都無法證實，正義顯然也無法實現。許多人因此期待：民主化可以帶來事實的真相，也可以讓受害人獲得正義。
台灣終於在1987年成為民主國家。李登輝於1996年連任民選總統。民進黨籍的監察委員江鵬堅也在該年啟動調查，李伸一監察委員隨後加入。不過，監察委員沒有偵查刑案的權力，他們只能調查治安單位在調查過程中是否「故縱懈怠、違法失職」。這是他們法定權力的極限，李登輝的政府並沒有提供任何協助。
江鵬堅和李伸一的調查報告指出：「兇手選定幾孿生姊妹在家之時入侵，先予殺害，其後株守林宅長達八十分鐘之久…顯示兇手對林家家人生活習慣有充分瞭解，始能如此大膽。」除此之外，調查報告點出了無法破案的重要的癥結：
政治因素之介入本案，實為不能不審慎考量之因素…由刑事警察局主其事，是否得當，不無檢討之餘地。
專案小組所屬各情治機關…偵查之對象設定於「匪諜」、「台獨份子」、「國際陰謀組織」、「黑社會成員」等範圍內，從未指向情治機關人員涉案之可能性，自難免貽人包庇或諱疾忌醫之口實。
在李登輝政府沒有積極協助的情況下，兩位監察委員只能點出當初在威權獨裁體制下，調查政治迫害事件的侷限性：民間普遍認為最可能涉案的情治機構，沒有成為調查的對象。
不久之後，當時民進黨籍的臺北市長陳水扁，指示臺北市警察局重新部署偵辦此案。可是，如果兇手來自情治單位，臺北市警察局的重啟調查顯然不可能會有任何新的發現。當時掌握政權的仍然是國民黨的李登輝。
監察院在通過江、李兩位委員的調查報告的同時，接受兩位委員的提議，於1997年八月函請行政院重啟調查。刑事局亦於1998年一月重新組織「撥雲專案」小組。這次的調查同樣忽略監察院調查報告提出的最重要疑點：偵查方向為何排除情治人員涉案的可能性？調查因此也不了了之。
如果要將情治人員列入調查對象，調查的層級必須更高。可是李登輝政府畢竟仍然是國民黨政府，不可能將自己人列為調查的對象。如果民進黨有機會獲得政權，這個案子或有澄清的可能性。許多人這樣期待。
民進黨的陳水扁也在許多人的期待下，於2000年贏得總統選舉，壓迫人權的政黨下野。然而卻要等到2007年三月，民進黨執政七年之後，內政部警政署才奉令召集鑑識及偵察人員，以最新的鑑識技術重新檢驗相關跡證。可是仍然沒有針對江鵬堅、李伸一兩位監察委員十年前提出的可疑方向加以偵察：情治人員涉案的可能性。調查結果除了發現一枚無法辨別身份的指紋之外，乏善可陳。民進黨政府沒有將調查指向情治人員，難以理解。
國民黨的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總統。他於2009年三月對記者表示，不反對本案繼續調查。法務部長王清峰立即邀集最高法院檢察署、高等法院檢察署商討重新啟動調查。高等法院檢察署顏大和檢察長，隨即針對林宅血案和陳文成教授命案，成立「重啟調查專案小組」。專案小組由顏大和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林玲玉、法務部調查局局長吳瑛、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李俊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長黃茂德、臺北市警察局局長洪勝堃。林宅血案的偵查，由高等法院檢察署游明仁檢察官負責指揮。
「重啟調查專案小組」的組織架構和位階，不只高於血案發生當時的調查小組，也高於民進黨政府的調查行動。而且，更重要的，調查小組終於（在29年後！）認真看待情治人員涉案的可能性。即使如此，調查的過程和結果都令人失望。調查比較是對社會的敷衍，而非對歷史的交代。
「重啟調查專案小組」第一項調查重點即為：「針對外界質疑林義雄當年為美麗島事件要犯，其住處及電話均為情治單位所監控，兇手何以能從容進出林宅行兇乙節。」林宅是否遭受情治人員監控，是釐清案情方向最重要的關鍵。事隔將近三十年後，指認兇手確實身份的機會非常渺茫。然而，即使兇手的身份無法辨別，如果林宅當時遭受情治人員的監控，則兇手的背景、下令的機構就很清楚了。
對這項關鍵的線索，專案小組只試圖從檔案中發現監控的證據，沒有訪談當時情治單位負責、及從事監控的人員。而專案小組搜尋檔案的結果，「並未發現前警備總部有關林義雄先生之監聽或監控資料。」然而真的沒有檔案資料嗎？
專案小組然後做了一個違反專業的判斷：「命案發生當時，林義雄先生已被羈押達兩個多月，其家屬均為婦孺，則是否仍有其住宅實施全天候監控之必要，專案小組仍持存疑態度。」專業上，司法檢調人員僅能說：證據沒有顯示情治人員有監控的行為。專案小組不應對這項案情關鍵做主觀的臆測。事實上，和專案小組的主觀臆測相反，檔案顯示：情治單位對家屬確實加以嚴密監控。違反專業的判斷，顯示專案小組似乎存有既定的立場。它同時也顯示：民主時代的檢察官對白色恐怖時期情治單位作風的無知。這項無知更加顯示轉型正義工程的必要性。
檔案顯示：就在命案發生前五天（1980/2/23），警備總部行文包括「國安局」、「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警務處」、該部所轄等二十個情治單位，要求執行「一二一０專案後期治安特別措施」。一二一０是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日期，「特別措施」的目標是：在審判美麗島人士期間，防止任何抗議事件的發生。方法則是：「運用警戒、管制、檢查、監偵、巡邏、掃蕩、取締諸手段，消弭危害治安因素，以摧毀敵人暴力破壞及顛覆之陰謀。」
警備總部的該份公文要求調查局：「對陰謀份子、偏激師生，嚴密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不法聲援。」「對同情案犯之人士，協力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醞釀不法活動。」
憲兵司令部被交代的任務是：「加強對對陰謀份子嚴密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不法聲援。」
警務處、臺北市、高雄市警察局的任務，除了「對轄內同情嫌犯份子，加強掌握，防止不法活動」之外，包括：「對陰謀份子、監考管份子、流氓幫派與嫌犯家屬，督導所屬嚴密監控、疏導與防止進行不法聲援活動。」
警備總部的保安處則負責：「切實掌握國內陰謀份子、嫌犯家屬及監管目標之動態，及時協調疏處，防止串聯活動。」
各地區警備司令部的任務同樣是：「協調境內情治單位，加強陰謀份子、嫌犯家屬之監控，疏導及防制其不法活動。」
這份檔案清楚顯示，嫌犯家屬正是情治單位，特別是警備總部「嚴密監控」的目標之一。我們有理由懷疑，血案發生那一天，當方素敏女士到監獄探視林義雄的時候，也就是血案發生的時候，她的住宅處於情治單位的監視之下。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女士的經驗，足以支持這個論點。
周清玉女士於2009年表示：姚嘉文被捕之後，她和女兒一直被跟監，甚至在學開車的時候，都有一部車尾隨。她疑問說，如果不是24小時監控，如何在她們外出時加以跟蹤？有一次她回家開大門的時候，一名陌生男子竟然趨前詢問她是何人，為何進去此宅？她表明身份後，該男子才離開。這件事讓周女士難以忘懷；因為監視她房子的人竟然不認識她本人。它指出的重要事實是：當她外出的時候，居所仍然受到監視。
方素敏女士也表示：林義雄被逮捕之後，她經常一打開大門，就會看見對面巷口有不明人士徘徊，而且對她注視良久、觀察其舉止。方女士說，這些監視的人中，有部分貌似至家裡逮捕林義雄的人。而且，許多到家裡探視的客人，事後都接到治安單位關切的電話。
當時美麗島人士的家屬，都受到情治單位的嚴密監控。這是許多和黨外運動有接觸的人，都知道的事。專案小組不但沒有約談當時的情治人員，甚至也沒有詢問被監禁者的家屬們。他們其實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
如今，歷經四個政府的懶散和輕忽，台灣社會對破案或許已經沒有太高的期待。可是如果我們願意更努力、更坦白地正視國家暴力，對台灣歷史和民主文化的建立，都會有重大的意義。如果王清峰女士能以她追究「319槍擊案」的執著來看待這個案子，或許能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台灣歷史不應該忘記，我們這個世代如何看待正義，看待歷史真相，看待民主文化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