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傳媒，你是樂觀還是悲觀？」這問題，我答了十年，答過「樂觀」，也答過「悲觀」，答到後來自己也覺迷惘。
或許具體分析好過簡單判斷。年初，香港大學陳婉瑩教授在FT中文網發表《中國媒體：拒絕悲情，回歸專業》一文，列舉一些媒體在惡劣環境下難能可貴的表現，我有同感。近日注意到「中國詞兒」，也是例證。
《中國詞兒》是一套紀錄片。我曾寫過《紅心的故事》，回憶我在軍營學寫作，如何受「假大空」文風薰染。所謂「紅心」，便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個熱詞。如今，一批朋友將在攝像機前講述100個「中國詞兒」：如「政審」（即對每個人的政治審查）、「家庭出身」（如工人、貧農等「紅五類」和地主、資本家等「黑五類」）、「早請示晚彙報」（指文革中向毛表忠的早晚儀式）等。
知識界許多人熱心此事。學者張鳴說：「中國詞兒，就是帶著血和淚的字樣」。作家胡發雲說：「中國詞兒就是中國特有的詞，就是解讀中國特色形成的詞」。顯然，該紀錄片旨在反思歷史、針砭現實。
這樣的傳媒產品，在現今氣候下是特立獨行的。我看到一群不悲觀的媒體人——不，豈止不悲觀，他們幹得興致盎然。《中國詞兒》的製作方式也夠特別：公眾貢獻內容，公眾籌集資金。100個「中國詞兒」是從社會徵集的。通過大眾籌資平臺「眾籌網」，將有3000位公民，每人100元，聚沙成塔，集成30萬元人民幣製作經費。此事引起同行注意，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刊登了大幅報道。
8年前「冰點事件」時，我曾在評論中用「3C」描述中國傳媒，即「Control」(控制)、「Change」（變化）和「Chaos」（混沌）。近年來權力控制變本加厲，這無疑是令人悲觀的最重要原因。由傳媒市場化和數碼化引發的傳媒生態巨變，衝擊傳統媒體，也給報刊人士帶來強烈危機感。但我們的耳旁除了嘆息，也有匆匆前行的腳步聲。
《中國詞兒》的幾位策劃者從前是紙媒的編輯記者。他們創辦過一份很不錯的雜誌：《國家歷史》（後更名為《看歷史》）。坎坎坷坷一路走來，嘗夠了中國政商環境下形格勢禁的滋味，以致核心團隊黯然退場。這些朋友有理由悲觀，可是他們選擇了振作。他們創辦了一個歷史內容產品的全媒體生產組織平臺——新歷史合作社。他們的產品通過互聯網、視頻、電子雜誌、圖書、活動以及微信、微博等多種媒體形態呈現與傳播。
中國傳媒的命運，並不全然操於權力一方。為中國傳媒爭取生存權利和言論空間，既需要南方週末事件時那種勇敢的公民抗爭，同樣需要創辦新歷史合作社這種轉危為機的努力。許多傳媒人，正在權力、市場、科技三重力量錯綜交織的混沌局面下，埋頭求索突破壟斷、持續發展的生路。一些前所未見的新產品類別、新傳播樣態、新籌資模式和盈利模式乃至新的媒體架構，如早春草尖正在露頭（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注意微信中一些受讀者歡迎的訂閱號）。傲慢的權力也許長久不會讓步，但社會的活力在日益增長，傳媒的創造力沒有衰亡——這鮮活的力量，是我在「中國詞兒」裡看到的。
＊作者為知名報導文學作家及記者，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