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憎恨所有人……只要是與我們並肩往前跑的人、只要是妨礙我們腳步或丟下我們的人。更清楚地說：所有同代人都是可憎的。──蕭沆
一七三六年，伏爾泰出版了《俗世之人》（Le Mondain），那是一首歌頌好日子的雄辯之詩，構思大膽且充滿原創性。這首哲學性的詩作完全預示了道德革命的到來，而且這場革命不但會改變西方文化的特質，最終還會形塑出現代世界的樣貌。
畢竟現在這個時代，是追溯至中世紀的生活理念支配了我們的生活，當時的人身處黃金時代，雖然過著貧窮的田園生活，抱持的卻是古典信仰。追求財富的行為招來公民及宗教道德家的撻伐，更別提財富所帶來的享樂。然而，伏爾泰卻大無畏地將基督教的過去視為一段充滿無知、偏見和剝奪的漫長暗夜。
他敦促人類對此刻及未來抱持期待。他主張，黃金時代就是他所身處的時代，那是一個感官勃發的烏托邦，其中「各種必要的多餘事物出現了」。他稱讚世界貿易、物質繁榮以及消費主義帶來的文明化效應。實際上，伏爾泰使生活的奢華與舒適看來不但合理，甚至是必要的政治及經濟目標，而且透過全球商業及消費最能達成這項目標：
瞧那支艦隊，鼓著帆布翅膀，
從特塞爾、波爾多，和倫敦前來，
快樂的商人為我們岸邊帶來，
所有印度河及恆河畔的物品；
而法國，刺穿土耳其防線的法國，
蘇丹們醉飲法國豐美的紅酒。
伏爾泰大膽地對炫富型消費示愛，對盧梭認定富人有義務「永遠不讓人意識到財富不平等」的格言不屑一顧。但接著，這名向上流動的平民感覺到，自己確實站在「普世進步」正確的那一方。他不孤單，觀點也不完全錯誤。
到了十八世紀中期，人們已開始用我們現今視為傳統方法的方式去劃分時期：古典時代、中世紀和現代，而社會似乎也擺脫了戰爭及排外主義，走向以貿易、相互包容，和精緻文化定義的國際大都會。傳統上的「財富」無論就數量或定義都以不動產為主，之前會忙著賺錢的也只有商界人士。舉例來說，蒙田就以為在貿易中，一個人只可能在占到別人好處時才能獲利。然而在十八世紀，透過貿易及商業賺錢開始比舊有形式的財產更吸引人。
就在亞當‧斯密《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 1776）出版前二十年左右，孟德斯鳩已在《論法的精神》中讚許地寫過，政治家「只跟我們談製造業、商業、金融、財富，甚至是奢華」。盧梭也在《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1750）中語帶抱怨地呼應他的說法，他寫道： （相關報導： 心態對了，財運自然會旺！日本命理大師揭「聚財秘訣」，原來有錢人就是這點跟你不一樣… ｜ 更多文章 ）
「古代政治家不停談論道德及德行，而我們的政治家只談商業及金錢。」更讓盧梭不敢苟同的是，知識分子似乎也成為新商業社會的鼓吹者（同時熱切保護自己崇高的地位）。伏爾泰在一六九四年出生時，哲學家代表的是一種隱居的角色，必須遠離朝廷虛華，然而等到他於一七七八年過世時，哲學家指的是積極塑造社會的人。正如伏爾泰強調：「這個世紀的精神，已經讓文人不只適合研究，也適合投入社會；正因如此，他們比過去數世紀以來的哲學家更強悍。」
德國哲學家兼神學家赫爾德就抨擊過法國哲學家的傲慢，後來許多強盛國家的知識分子也展現出類似傲慢；他們認定自己身處於最棒的世界中，而強盛國家正是一切甜美及燦爛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