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的普遍社會:《憤怒年代》選摘(1)

2019-10-19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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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的構築的世界趨於加速度的不公平。

金錢的構築的世界趨於加速度的不公平。

我們憎恨所有人……只要是與我們並肩往前跑的人、只要是妨礙我們腳步或丟下我們的人。更清楚地說:所有同代人都是可憎的。──蕭沆

一七三六年,伏爾泰出版了《俗世之人》(Le Mondain),那是一首歌頌好日子的雄辯之詩,構思大膽且充滿原創性。這首哲學性的詩作完全預示了道德革命的到來,而且這場革命不但會改變西方文化的特質,最終還會形塑出現代世界的樣貌。

畢竟現在這個時代,是追溯至中世紀的生活理念支配了我們的生活,當時的人身處黃金時代,雖然過著貧窮的田園生活,抱持的卻是古典信仰。追求財富的行為招來公民及宗教道德家的撻伐,更別提財富所帶來的享樂。然而,伏爾泰卻大無畏地將基督教的過去視為一段充滿無知、偏見和剝奪的漫長暗夜。

他敦促人類對此刻及未來抱持期待。他主張,黃金時代就是他所身處的時代,那是一個感官勃發的烏托邦,其中「各種必要的多餘事物出現了」。他稱讚世界貿易、物質繁榮以及消費主義帶來的文明化效應。實際上,伏爾泰使生活的奢華與舒適看來不但合理,甚至是必要的政治及經濟目標,而且透過全球商業及消費最能達成這項目標:

瞧那支艦隊,鼓著帆布翅膀,

從特塞爾、波爾多,和倫敦前來,

快樂的商人為我們岸邊帶來,

所有印度河及恆河畔的物品;

而法國,刺穿土耳其防線的法國,

蘇丹們醉飲法國豐美的紅酒。

伏爾泰大膽地對炫富型消費示愛,對盧梭認定富人有義務「永遠不讓人意識到財富不平等」的格言不屑一顧。但接著,這名向上流動的平民感覺到,自己確實站在「普世進步」正確的那一方。他不孤單,觀點也不完全錯誤。

法國思想之父伏爾泰曾說:「衡量一個人,得看他問什麼問題,而不是看他給什麼答案。」(圖/Carnat Joel@flickr)
法國思想之父伏爾泰(圖/Carnat Joel@flickr)

到了十八世紀中期,人們已開始用我們現今視為傳統方法的方式去劃分時期:古典時代、中世紀和現代,而社會似乎也擺脫了戰爭及排外主義,走向以貿易、相互包容,和精緻文化定義的國際大都會。傳統上的「財富」無論就數量或定義都以不動產為主,之前會忙著賺錢的也只有商界人士。舉例來說,蒙田就以為在貿易中,一個人只可能在占到別人好處時才能獲利。然而在十八世紀,透過貿易及商業賺錢開始比舊有形式的財產更吸引人。

就在亞當‧斯密《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 1776)出版前二十年左右,孟德斯鳩已在《論法的精神》中讚許地寫過,政治家「只跟我們談製造業、商業、金融、財富,甚至是奢華」。盧梭也在《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1750)中語帶抱怨地呼應他的說法,他寫道:

「古代政治家不停談論道德及德行,而我們的政治家只談商業及金錢。」更讓盧梭不敢苟同的是,知識分子似乎也成為新商業社會的鼓吹者(同時熱切保護自己崇高的地位)。伏爾泰在一六九四年出生時,哲學家代表的是一種隱居的角色,必須遠離朝廷虛華,然而等到他於一七七八年過世時,哲學家指的是積極塑造社會的人。正如伏爾泰強調:「這個世紀的精神,已經讓文人不只適合研究,也適合投入社會;正因如此,他們比過去數世紀以來的哲學家更強悍。」

德國哲學家兼神學家赫爾德就抨擊過法國哲學家的傲慢,後來許多強盛國家的知識分子也展現出類似傲慢;他們認定自己身處於最棒的世界中,而強盛國家正是一切甜美及燦爛的源頭:

在多數情況下,哲學家若以無比的信心盼望扮演上帝,並無比篤定地對世界能夠如何完美做出判斷,全心相信根據他對德行及幸福的理念,一切都能沿著筆直路線推展下去,之後的世世代代也能透過線性進程逐步抵達完美,那他就跟一個渾蛋沒兩樣。同樣渾蛋的是他總覺得自己就是終極真相(ratio ultima),是存有之鍊(chain of being)中最後、最高的一環,是一切積累的結局。「只要注意這個世界轉而走向什麼樣的啟蒙思想、德行和幸福就知道了!嘿,瞧這兒呀,我這可不是在擺錘的頂端嗎?是世界之秤指出刻度的那只鍍金舌頭!」

不過當赫爾德在政治紊亂國家內寫下這段話時,他只是名鮮為人知的居民。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是郊區織工的兒子,一七八八年,年僅十幾歲的他也一樣沒沒無聞,只是幻想著要針對推崇奢華的新理想寫出辛辣諷刺的評論。隨著十八世紀結束,歐美西方的知識分子大肆稱頌商業風氣,若古板基督教及公民共和主義者強調,經濟自我主義及感官放縱會帶來道德淪喪時,這些知識分子也表示反對。

儘管經濟成長停滯,中國消費者2015年仍購買全球46%的奢侈品。(取自推特)
圖為中國奢侈品消費。(取自推特)

一種全新領域的人類活動展開了,並且迅速取得至高的價值地位;也就是現在我們透過「經濟學」及「經濟」這些詞彙所理解的活動。這種活動的推廣者堅稱,所有個人利益之間絕不像蒙田所稱的彼此對立,而是能透過貿易取得和諧,更驚人的是,這種私人取得的利益完全等同公眾福祉。亞當‧斯密曾預見這種開放性全球系統的貿易出現,背後是由人們對富人的嫉妒及崇拜所推動。他推論指出,人們想要效仿並與其爭勝的本能,可以透過一種稱為「隱形之手」的機制,轉化為一種具有建設性的道德及社會力量。孟德斯鳩認為商業能讓「多餘的事物產生功用,有用的事物變得必須」,而這點能夠「療癒破壞性偏見」並推動「民族之間的交流」。狄德羅在《布干維爾之旅補述》(Supplement to the Voyage of Bougainville, 1772)中曾幻想過一種大膽享受感官的全新男人,他就彷彿一名鑑賞行家:

(他懂得)社會中的樂事。他愛女人、戲劇和精美的食物。他在面對社會紛擾時表現優雅,正如面對令人生顛簸的不確定元素時,所展現的那種姿態。他很友善、無憂無慮。他是真正的法國人,一方面在著作中算微積分,一方面環遊世界。

如果說狄德羅將抱持世界主義的知識分子,稱頌為世間最文雅的男子,甚至就像身為情聖又揮霍的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的原型,伏爾泰則是在《哲學書簡》(Philosophical Letters, 1773)中稱頌足跡遍布全球的商人,宣稱他們「使國家富有,從自己的會計交易處發號施令到蘇拉特和大開羅,並對世界福祉做出貢獻」。

伏爾泰本人則是加入一間進出口公司,在一個全球菁英網路中成為雇員,那間公司從北非進口穀物到馬賽,接著再重新出口到義大利和西班牙。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他將位於瑞士的工廠出產的手錶出口到俄國和土耳其,另外也到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尋求銷售機會。他過世時非常有錢,因為版稅、皇室贊助、房地產、金融投資、買彩券、借錢給王公貴族和製錶,累積了不少財富(他也幹過一些不怎麼體面的勾當:比如曾在柏林為他工作過的德國作家戈特霍爾德‧埃夫萊姆‧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就認為他處理財務的手腳並不乾淨)。

當時在法國,許多和伏爾泰同階級的平民總是強烈感覺,自己的個人價值遠大於既存秩序給他們發揮能力的空間。不過伏爾泰去世時,已把被法國有錢人爪牙擊敗的恥辱遠遠拋在腦後了。他能和王公貴族及長官平起平坐地商討事務。他以個人經驗作為例子,證明在新生的世俗社會中,真正的英雄是創業家,也就是那些有知識又有商業頭腦的人。

《憤怒年代》書封 。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1969年生於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英美文學碩士,長期為《紐約書評》、《紐約時報》、《衛報》撰寫評論,是小說家、散文家,也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提名的「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聯經)。該書被《紐約時報》選為當年度最值得注目的書籍,獲Slate、NPR選為年度最佳書籍,並入圍「歐威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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