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我們參與了改變世界,但世界沒有幫助我們改變中國……天安門事件30年,一個花襯衫男孩的回憶

2019-06-02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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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從來不會因為逢五遇十而自動改變,但是「六四」三十周年仍然顯得格外沉重。時事評論員長平以過去和當下的親歷片段,拼接出「六四」一代的情感遭遇。(BBC中文網)

政治從來不會因為逢五遇十而自動改變,但是「六四」三十周年仍然顯得格外沉重。時事評論員長平以過去和當下的親歷片段,拼接出「六四」一代的情感遭遇。(BBC中文網)

政治從來不會因為逢五遇十而自動改變,但是「六四」三十周年仍然顯得格外沉重。評論人長平以過去和當下的親歷片段,拼接出「六四」一代的情感遭遇:

媽媽遞給我一件花襯衫。我遲疑了一下,穿上了。她又遞給我一把花雨傘。我意識到,她想要我男扮女裝,以逃避公安(警察)的抓捕。每一個假期結束我離家返校的時候,媽媽都會哭,但是那天她沒有哭--而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面。

那一天是1989年6月9日。我是一個大學二年級學生。作為本地學生抗議運動的組織者之一,我預感到危險,決定離家去學校。一場大抓捕正在展開。我的同伴們,其他學生領袖,有的在家裡被抓捕,有的在逃亡的路上被攔截。

一個月前,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規模抗議運動在中國各地發生。這場以大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得到了全國各階層民眾的支持。我們都相信,青春、熱血、吶喊、眼淚、罷課、絕食……正在為中國迎來民主和自由的未來。

小鎮上的人們,看著打扮略微有些怪異的我匆匆離去。兩個小時以後,一隊警車呼嘯開來。他們告訴公安說:他已經走了。

很多年以後,我才確切地知道,我們參與了改變世界。中國八九民運促進了蘇聯東歐劇變的發生,是冷戰時代結束的序幕。但是,世界沒有幫助我們改變中國。急於歡慶勝利的西方世界不僅拋棄了中國的這場偉大的運動--盡管幫助了運動參與者的逃亡--而且養虎為患,以至今日自取其辱,在強大的殺人政府面前不知所措。

「我感到難過,因為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國錯過了和世界攜手並肩的機會,正在和西方國家走向兩個不同的方向。2019年5月23日,我在日內瓦大學的一個演講中說,這裡的人們,將會迎來柏林牆的倒塌--冷戰結束的象徵;而中國抗議者們等來的是機槍和坦克,以及延續至今的政治高壓。」

我想到當年那個有些難為情地穿上花襯衫、撐著花雨傘、與抓捕他的警車隊擦肩而過的青年。我用不流利的英語繼續讀著演講稿:「諷刺的是,三十年來,西方世界還以為中國和他們走的是同一個方向,歷史已經終結,自由照亮全球。直到今天,他們才幡然醒悟,發現不是西方在和平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在迅速改變世界。」

最好的中國與最壞的中國

在演講開始之前,張寧教授(Prof. Laure Zhang)朗讀了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剛剛發表的詩作《我們為什麼記得六四》(Why We Remember June Fourth)。這首詩全面講述了我們要記住六四的原因。張寧教授悲憤而泣,竟不忍終讀,左飛教授(Prof. Nocolas Zufferey)又繼續朗讀完。

詩中寫道:「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是最壞的中國,但也是最好的中國。」我想要補充說,不僅如此,而且鎮壓讓好人變成了壞人,讓最好的中國變成了最壞的中國。

今天的中國人,大概很難想像我們曾經有過那麼美好的時光,那麼動人的歷史場景。就在鎮壓的前幾天,我們去大型工廠成都無縫鋼管廠(420廠)門口廣場演講。由於當時民眾熱情支持運動,大學生募捐太容易,可能出現騙局,我們決定不收捐款。一個女人拿著100元人民幣,堅持要我們收下,我們不肯違規。她幾乎跪下了,求我們收下,說這是給她兒子的錢,因為此刻她兒子正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她為兒子感到驕傲。

正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而且得到父母支持的不只有平民百姓的孩子。一位見證人告訴我說,某國大使的兒子也在其中,大使也為之感到驕傲。直到鎮壓前幾日,大使被召回國。再次回來之後,大使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召集使館人員訓話,對抗議者嚴厲譴責,堅決支持武力鎮壓。

你可以說政客本性投機,見風使舵,未必由好變壞。可是,我們要知道人性善惡並非本質主義,本身就受社會塑造,在不同的境況中流動。

中國南方一座小城,六四十周年前後的一個周日,我和一位記者坐在距離市委大院不遠的街邊石階上。我們第一次見面。陽光照得讓人感覺愜意而又散淡。他突然解開襯衫,我看見他幾乎半個身體留下了燒傷的疤痕。

十年前,他在天安門廣場。屠殺進行時,他中彈倒在長安街邊,血流如注。士兵不斷地朝著人群邊界掃射。勇敢的無名群眾,將他抬上三輪車,冒著被槍殺的風險,利用掃射間歇,穿過長安街沖向醫院。隨後,他被輾轉於多戶人家躲藏。最後,一位退休副部長秘密收留他在家養傷,長達一個多月。

我將花襯衫換成軍訓時發的綠軍裝,回到空蕩蕩的校園,暢快地睡了三天。第四天,一位在運動中熱情地支持我們的老師找到了我,讓我跟他出去走一走。從他局促的表情,我知道他帶著任務,但還是跟他去了。到了一個房間,我被關押起來。

「他們不只是懦弱,而且為了正當化自己的苟且生存,還要污名勇敢的抗爭者。」蕭強對我說。這是2019年5月28日,我和他在柏林一家咖啡館聊天。三十年前的屠殺之後,蕭強中斷了物理學博士學業,投身人權事業,隨後又創辦了抵抗審查的媒體《中國數字時代》。

荒謬的與恥辱的

六四二十周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當時,中國內地維穩體系已經建成,但香港抗爭力量仍見薪火相傳,蔚為大觀。我和一位從美國趕來的"六四"親歷者趕赴現場的時候,天色未晚,但燭光已經紛紛點燃。

一周以後,我在香港一家酒店接受了好友梁文道的訪談。在他以《正義--與長平對談》為標題發表的訪談記錄中,我講述了當晚在現場的感受--「那天晚上我有一種巨大的荒謬感。這20年來,我們大陸的在這件事情上太荒謬了。我們剛才談到的那些東西,不管是主流輿論還是非主流意見,完全不曾公開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可能我沒有經歷過文革,但我真覺得我那20年太過荒謬,我今天都還在想辦法來對付這個事情……太荒謬了!」

又十年過去了,荒謬感不減反增。2019年5月27日,在柏林一位好友家裡,她問我六四的情感記憶,我竟一時語塞。

我只記起來,2007年六四紀念日,我寫過一首詩《活著是可恥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理解我所描述的壓抑和羞恥,但那就是很多六四親歷者的日常生活。我寫道:

寫詩是可恥的

說話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做愛是可恥的

吃飯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

不知道是可恥的

知道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忘記是可恥的

記住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每年六四紀念日,我都會寫文章。近年來有機會在當日發表,自2012年以來分別發表在香港、德國和台灣等地的多家媒體上。對我個人來說,這是對恥辱記憶的一種抵制。

2014年6月4日,我在《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發表文章《鎮壓仍在繼續》(Die Unterdrückung geht weiter),其中寫道:

1989年前後,這種意識形態宣告破產。中共改寫宣傳模式,告訴民眾世界上沒有正義,無論個人之間還是國際關系,只有充滿陰謀的利益算計。這種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也使權貴階層擺脫了六四的歷史詰問。

2018年6月4日,我在本專欄即德國之聲「長平觀察」發表文章《六四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摧毀》中寫道:

向魔鬼屈服,以及在與魔鬼的合作中找到快樂,並不是中國人特殊的民族性格。中共的強大是擺在全世界面前的難題,整個人類文明的正義觀都受到挑戰。所有在專制者的巨大陰影之下生活的人們,都不得不思考:短暫的人生該如何度過?歷史長河中的正義,對於個體生命來說有何意義?

1989年7月,在被關押一個月之後,我得到了釋放。隨後的三十年裡,我一直在與自由牢籠進行抗爭,最後不得不去國離鄉。2016年以後,為了保護留在中國的親人,我切斷了和他們的聯系。也許,在媽媽的眼裡,我仍然是當年那個穿著花襯衫、撐著花雨傘逃離家鄉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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