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性公民投票第22案即將登場,全國廢核行動平台提出反方理由書,從全球能源市場變化、核電產業發展、AI與半導體用電需求、再生能源政策及台灣經濟發展等六大面向,說明反對核能公投的理由,台灣自2018年以來已經歷四次核電公投,擁核方屢次將核電包裝成解決缺電、電價、減碳及產業用電需求的萬靈丹,但2025年5月台灣核電歸零後,經濟與產業仍持續發展,反而是核廢料處置、核電建造成本及安全風險等問題至今沒有解決。
廢核平台強調,全球能源市場已經出現重大轉變,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快速成長,核電的全球發電占比則持續低於歷史高峰。面對AI與半導體產業的新增用電需求,台灣更應加速電網、儲能與再生能源建設,避免將有限公共資源投注在成本高昂、工期漫長且商業化進度仍不明確的核能技術上。
全球能源市場早已改變,核電已非必要選項
台灣自2018年以來,包括這次第22案,擁核方已發起四次核電公投,其中兩次甚至未經公民連署,直接透過立法院優勢席次發起。歷次公投屢屢將核電包裝成能源轉型的萬靈丹,宣稱可以解決缺電、電價、減碳、減空污、產業用電需求、AI跟資料中心發展、地緣政治壓力等問題。
然而,隨著老舊機組陸續除役,台灣核電占比一路下降,直到2025年5月核電歸零,上述目標仍持續推進。電價合理調整而未暴漲、供電充裕天數逐年進度、再生能源持續成長、碳排放與空氣污染持續改善,最重要的是,台灣的GDP成長率成長幅度超過55%。
反觀核電留下的難題,至今毫無解決。台灣的高階核廢料找到最終處置場了嗎?核電建造成本變得比再生能源更有競爭力了嗎?核電廠周邊的斷層與地震風險消失了嗎?這些問題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變得更加複雜與棘手。核能產業數十年來反覆宣稱核電便宜、安全、穩定,新技術即將解決所有問題,但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至今仍缺乏大規模商業化實績。
八年來真正出現重大變化的,是全球能源市場的生態:根據《2026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2025年核電占全球發電量僅8.8%,約為1996年高峰17.5%的一半,且太陽光電年度發電量首次超越核電,風光合計發電量更已超過核電兩倍,2025年全球光電新增約510GW、風電新增159GW,核電淨運轉容量反而略減。
核電無法增加三倍:建立虛假上的資源錯置
然而,在這些實際發生的轉型成果面前,正方卻仍選擇無視,不斷宣稱全球正在重新擁抱核能,甚至刻意扭曲資訊。例如擁核方經常引用歐盟將核能納入永續金融分類法,卻刻意忽略這僅適用於符合核安、核廢管理及最終處置規劃等嚴苛條件,並非老舊核電廠都能取得「綠能認證」。更何況,同一套分類也納入部分天然氣,難道天然氣因此就成了毫無爭議的綠能?
根據2026年OECD核能署《核能展望》報告指出要實現「三倍增」情境,必須同時符合既有核電機組大規模延役、部分反應爐運轉至80年、新建大型核電廠加速完工、SMR順利商業化量產,以及融資、供應鏈和人才全面擴張等條件才可能達成。OECD國家每年核能資本支出更須從過去十年平均約120億美元,增至1,430億美元。
國際現實卻是,2025年全球核電發電量成長幾乎完全來自中國,中國以外地區反而下降0.2%。美國部分核電廠也因成本與市場競爭面臨提前關閉,政府甚至必須設立60億美元補助計畫,協助可能因經濟因素關閉的機組維持營運。
所謂「核能復興」,復興的究竟是核能的競爭力?還是核能產業在現實困境下孤注一擲的政治遊說?又或者,甚至連這些期待都不曾真正復興過,因為從數十年前到今天,核能產業始終宣稱革命性技術即將到來,卻又一再要求社會等待下一個十年。
AI需要的是現在能使用的電力,不是十年後的空頭支票
擁核方將AI與半導體用電需求視為重返核能的主要理由,並強調微軟、Google、Amazon等科技巨頭簽署核電合約。然而,核能只是這些企業能源布局的一部分,真正大規模投入的仍是再生能源。例如微軟雖支持三哩島一號機重啟、取得約835MW核電,全球已簽約再生能源容量卻超過34GW,規模超過40倍。
更關鍵的是,AI與半導體真正需要的是「在對的時間,把可靠的電送到對的地方」,而並非僅是發電量。 IEA的《Energy and AI》報告指出,2030年全球資料中心用電量將大幅增加,但如果電網連接與基礎設施瓶頸沒有得到改善,約20%的規劃中資料中心專案可能面臨延宕。因此,輸配電網、變電設施、儲能與需求管理,才是不能拖延的投資。IEA也預估,再生能源將滿足2030年前全球資料中心近半數新增用電需求;核電新建計畫,尤其SMR,則多要2030年後才可能供電。
擁核方甚至提出在核四廠區興建SMR,結合海水淡化、核能產氫與碳捕捉,打造未來能源科技園區。然而,美國NuScale首座SMR商業電廠已於2023年因成本問題終止。台灣原子能科技研究院院長高梓木也坦言,即使在最樂觀情境下,台灣仍要等到2035至2036年才能取得第一度SMR電力。
換句話說,核電不僅「遠水救不了近火」,更重要的是,倘若我們把寶貴而有限的資金、行政資源、工程人力與政策注意力都投注在核電上,就可能延後再生能源、儲能、電網及能源效率的建設,進而導致我們錯過能源轉型的黃金時間,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核綠共存」實為「以核卡綠」
從2018年的「以核養綠」到近年的「核綠共存」,擁核者不斷宣稱核能與再生能源可以攜手發展。然而,這些主張往往不具「政策可行性」,甚至連最基礎的「算術能力」都極其匱乏。
例如,2024年童子賢曾主張核電與再生能源各占30%。以台灣2025年約2,897億度發電量計算,30%核電約需869億度電。若以每部百萬瓩機組、九成容量因數估算,至少需要11部核電機組。這些反應爐要蓋在哪裡?何時完工?又將增加多少核廢料?哪些縣市願意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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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核綠共存也面臨電力調度與經濟問題。隨著再生能源占比提高,電力系統需要更多調度彈性、儲能及需求管理。若核電機組維持高出力,當風光發電充沛、用電需求較低時,可能排擠再生能源,增加棄電;若配合再生能源頻繁降載,則可能降低核電容量因數與經濟效益,增加營運成本。
更令人擔憂的是,過去幾年能源政策爭論中,部分政治力量一方面持續主張核能重啟,另一方面又削減再生能源相關預算,甚至以「錯誤能源政策」否定既有的轉型努力。所謂「以核養綠」實則為「以核卡綠」、「以核排綠」,核電反而成為阻礙再生能源發展的政治與制度力量。能源政策反覆搖擺所造成的投資訊號混亂、制度不確定性與建設延宕,對整個再生能源產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可能無法輕易挽回。
台灣的能源轉型已經開始,不應在此刻倒退
核電並非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條件,台灣過去十年的發展就是例子。2016年核電占比約12%,2025年最後一部機組停機後,核電全年發電占比僅1.1%,台灣經濟並未因此停滯,GDP成長率反而達到8.76%,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持續發展。
2016年至2025年,台灣再生能源發電量從127億度增加到386億度,成長約204%。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從4.8%提升至13.3%,燃煤發電占比則由45.9%降低至35.3%。2025年再生能源全年的發電量,甚至已經超過2016年核電的全年發電量。與此同時,台灣空氣品質也持續改善,2025年全國PM2.5年平均濃度已降至12.8微克/立方公尺,與過去相比有顯著進步。
台灣能源轉型確實尚未盡善盡美,尤其再生能源發展速度不如原先預期,電網、儲能、地方治理與社會參與等,都仍有很大改善空間。但正因如此,我們才更應該把握全球能源轉型的黃金時間與機會之窗,將有限的政策資源投入改善既有問題,而不是因為嫌錢賺得不夠快,就相信「核電投資保證發大財」的話術。我們已經走在能源轉型的道路上,真正需要的是加速完善這條道路,而不是再一次把希望寄託在尚未兌現的核能承諾上。
我們也必須強調GDP不是一切,同樣值得關心的還包括:勞工是否分享到成長成果?農漁村、偏鄉、社區與弱勢者是否獲得更多機會?地方能否留住投資收益,讓公共服務與生活品質改善?單靠增加核電機組,無法達到這些成果。
相較於資本密集、集中式的核電,分散式再生能源更有機會走進社區、學校與農村。透過公民電廠、能源合作社、地方共同投資及收益共享,居民可以從單純的用電者,成為能源生產與治理的參與者,讓能源轉型連結地方創生、社區自主與經濟民主。
當然,再生能源開發仍須面對土地、環境、農漁業共融及利益分配問題,也不會自動帶來公平,需要更完善的制度與地方監督。再生能源也不會自動帶來公平,仍需勞動、產業與社會政策配合,但它至少提供更多讓發展成果留在地方、由人民共享的可能性。
別讓核電成為台灣經濟與能源轉型的累贅
回顧這場公投,擁核方提出了極為樂觀的核能發展藍圖,卻對既有核電廠的安全、成本、核廢料與建廠工期等問題避重就輕。另一方面,又以最嚴格、最悲觀,甚至曲解現實發展的方式看待台灣的再生能源轉型。然而,國際能源產業的現實已相當清楚:再生能源快速成長,儲能與電網技術持續進步,核能卻仍面臨高昂成本、漫長工期、產業規模化與核廢料處置等長期難題。
對台灣而言,真正需要投資的,是能夠在未來十年持續提供新增低碳電力、滿足產業需求、提升電網韌性,同時創造在地就業與地方經濟效益的能源系統。這不只是發電技術的選擇,更是國家如何配置有限公共資源、如何面對氣候危機、如何保障國家安全,以及如何讓經濟發展成果更公平地回到人民身上的選擇。
核電不僅可能成為昂貴而充滿不確定性的能源投資,更可能在技術調度、公共預算、制度建設與政策方向上,排擠台灣真正需要加速發展的再生能源與電網建設。而整個社會在反覆核能爭論中所耗費的時間、資源與政治能量,以及能源政策持續搖擺對市場投資信心造成的傷害,更是難以估算的機會成本。
如果我們把振興經濟的希望,寄託在一個尚未解決自身問題、卻不斷要求國家投入更多資源的能源產業上,恐怕最終得到的不僅不是繁榮的經濟,而是一張必須由全體人民共同承擔的鉅額帳單。到頭來,我們可能不是「用核電振興經濟」,而是「用經濟振興核電」。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2011年日本發生福島核災,引起台灣社會對核能安全的高度關注,各地環保、人權、教育、性別、勞工等領域的公民團體積極投入廢核倡議、遊行,於2013年成立,是台灣民間反核運動的全國性串聯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