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本觀點：不攤牌的生存智慧─從民國弱國外交看今日台灣的戰略選擇

近年台海局勢升高，台灣公共討論常常陷入一種二元對立：不是「抗中保台」，就是「親中妥協」；不是立刻表明立場，就是被指責沒有立場。然而，對一個處於強權競爭前線、力量又明顯不對稱的政治體而言，外交與安全政策真的只能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選擇題嗎？

研究近代中國外交史多年，我反而愈來愈相信：弱勢一方最重要的戰略資產，有時並不是手中已經擁有多少力量，而是能否保留足夠的選擇，不讓自己過早進入不可逆的局面。

我一直把這種思維稱為「不攤牌生存策略」。所謂不攤牌，並不是沒有立場，更不是無條件退讓；它真正要保存的，是時間、空間與未來的選擇權。如果能長久不攤牌，就不必攤牌；如果做不到，就盡量延後；如果仍然無法避免，就不要全面攤牌；如果局部衝突不可避免，就盡可能控制範圍；如果最終連全面攤牌都無可迴避，那麼至少不要孤身承受，而要使問題多邊化、國際化。

這套思考並非完全來自今天的兩岸局勢。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有近代中國外交的歷史源流。

民國初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長期處於十分不利的國際地位。國內政局分裂、財政困難、工業落後，沿海和重要城市又存在列強租界、駐軍與治外法權。單以軍事力量而言，中國根本沒有資格同主要列強正面較量。

然而，這一時期卻形成了一批相當成熟的職業外交官。

顧維鈞、施肇基、顏惠慶、王正廷等人，大多在北洋政府時代便已進入外交體系，歷經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關稅自主、不平等條約交涉以及九一八事變後的國際斡旋。他們服務的政府可能不同，但積累下來的外交技術卻具有某種延續性。

這一代外交官很早就知道一件事：中國不能靠血氣之勇與列強爭勝，只能把有限力量拆開使用。能利用國際法就利用國際法，能利用國際聯盟就利用國際聯盟；美國可以成為牽制日本的力量，英國可以在財政與國際制度上合作，德國可以提供軍事技術，蘇聯在抗戰初期也可以成為武器與航空援助來源。

1928年南京政府推動修改不平等條約時，王正廷提出的並不是單純革命式廢約，而是主張透過「外交程序」逐步締結平等新約。美國外交檔案也清楚記錄，南京政府一方面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一方面仍強調維持與各國的友好關係以及對外國生命財產的保障。

到了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又試圖把滿洲問題放入九國公約及多邊架構處理，甚至認為任何真正處理東北問題的國際會議，都不能忽視俄國這個重要行為者。顏惠慶等外交官在華盛頓的活動，同樣大量利用國際聯盟決議、既有條約與美國外交政策，試圖把原本極端不對稱的中日衝突轉化為一個國際秩序問題。

這些行動最後當然沒有阻止日本侵華。但它們反映了一種很重要的弱國外交精神：不能決定整個棋局，就設法增加棋盤上的參與者；不能單獨壓倒對手，就讓更多制度與利益進入局面。

這不是英雄式外交，卻往往是弱勢國家最需要的外交。

1930年代國民政府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沒有把工具性的合作輕易轉化成不可逆的戰略歸屬。 （相關報導： 風評：川普高談飛虎隊，誰來協尋「中華民國」？ ｜ 更多文章 ）

中國與德國一度存在相當密切的軍事與經濟合作，德國顧問協助中國訓練軍隊、建設軍工體系；但國民政府並未因此認為中國必須加入德國陣營。同樣地，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國也可以在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情況下接受蘇聯援助，後來又逐漸把主要外交重心移向英美。

換言之，國民政府真正想保存的不是某一段「友誼」，而是自己的戰略自主。

這一點與同時代日本、義大利的經驗形成鮮明對照。墨索里尼為追求殖民擴張逐漸失去義大利原本在英法與德國之間的迴旋位置；日本則從九一八事變開始，一次又一次把原本仍然存在的外交選項消耗掉，最後竟同時與中國、美國、英國以及荷蘭殖民體系進入戰爭。它們最大的問題不一定是「選錯朋友」，而是太早把自己的選項押光。這也是近代外交史給我的一個重要啟示：中小型國家最大的危險，有時不是沒有立場，而是為了證明立場，過早把自己推到沒有退路的位置。

如果用今天國際關係理論的語言來說，這種思維和所謂的「避險戰略」（hedging）有相當接近之處。近年的國際關係研究指出，面對強權競爭的中小型國家，往往既不願完全追隨某一方，也沒有能力直接與另一方對抗，因此會同時採取若干彼此制衡的政策，以保存戰略自主與未來的退路。這並非單純中立，而是一種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下分散風險的行為。

東南亞部分國家的經驗尤其明顯：一方面與美國維持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又與中國保持經貿關係；一方面避免公開選邊，另一方面卻悄悄建構替代方案與防衛能力。研究者稱之為在權力不對稱與大國競爭之下，追求「戰略自主」的一種方式。「不攤牌」與此有相似之處，但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為一種時間戰略。

它的目的不是永遠逃避問題，而是避免在條件最差的時候，被迫回答一個代價最大的問題。

台灣今天並不完全等於1930年代的中國

歷史不能機械套用。

今日台灣所面對的中國大陸，其綜合國力、工業基礎、軍事能力與國際影響力，都遠非1930年代日本所能相比。中國是核武國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兩岸力量的不對稱，是任何負責任的台灣安全政策都不能迴避的事實。

但另一方面，今日台灣擁有的條件，也遠非1930年代國民政府可比。台灣是一個高度工業化、制度化的現代社會，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尤其具有特殊地位。美國商務部最新資料指出，台灣占全球晶圓代工營收六成以上，在先進製程生產上的比重更超過九成。

這並不是一面可以永遠保護台灣的「矽盾」，但它至少說明，台灣並非國際體系裡可以任意忽略的微小角色。

此外，台灣還擁有民主制度、私有財產保障、高度教育程度、成熟公民社會，以及與美日歐等主要經濟體密切的產業和社會聯繫。這些都是實力，而且是軟實力與結構性實力。

因此，台灣既不能把自己想成可以單獨與中國進行全面國力競爭的大國，也不必把自己想成毫無籌碼、只能任人擺布的小國。比較接近現實的定位可能是：

台灣擁有某些中等強國的資產，卻必須具備小國的生存技巧。

我所理解的不攤牌，最核心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不要讓台灣走進一場可以避免的戰爭。

因為對任何一個只有兩千多萬人口、地理縱深有限而又高度城市化的社會而言，戰爭都不是政治口號的延伸，而是一場足以改變幾代人命運的巨大災難。 （相關報導： 風評：川普高談飛虎隊，誰來協尋「中華民國」？ ｜ 更多文章 ）

因此，不攤牌不能只是一句「維持現狀」，而應是一套危機管理的方法。能不把問題升高成主權決戰，就不要升高；能把爭端切割處理，就不要讓單一事件綁架整個兩岸關係；能延後不可逆選擇，就讓時間繼續發揮作用；即使局部衝突出現，也應設法留下溝通渠道與退場機制。

但這同樣不是一味退讓。真正有效的不攤牌，必須建立在「有能力不攤牌」之上。台灣需要足以增加對方使用武力成本的防衛能力，需要能源、通訊與基礎設施韌性，需要國際連結，也需要降低單一市場與單一安全來源的過度依賴。

也就是說，對內增加韌性，對外降低不必要的刺激；軍事上建立嚇阻，政治上避免把所有選項一次用完。

只有如此，「不戰」才不是願望，而是一種可以被經營的狀態。

任何戰略都不是萬靈丹。

國際關係研究近年也開始討論「避險失敗」：如果外部競爭急遽兩極化，或者強權認定模糊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行為，中小國家的避險空間就可能迅速縮小；過度模糊也可能使外界誤判自己的底線。

所以，不攤牌不能變成「永遠不準備最壞情況」。恰恰相反，它真正要求的是：最壞的情況要準備，卻不能主動把最壞情況變成唯一選項。

這也是它和單純綏靖最大的差別。綏靖可能以退讓換取暫時和平；不攤牌真正要追求的，則是讓和平本身成為更符合各方利益的均衡狀態，同時又保持一旦均衡遭破壞時足以承受衝擊的能力。

我始終認為，台灣最值得保存的不只是土地和經濟，更是人民繼續選擇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未來兩岸環境改變，中國自身發生變化，國際秩序重新組合，或者台灣民意產生新的方向，那是未來世代可以處理的問題。今天這一代人的責任，不必是替30年後的人一次回答所有問題。更重要的也許是：讓30年後的人還有資格回答。

因此，如果要把「不攤牌生存策略」濃縮成幾句話，我會這樣說：能長久不攤牌，就長久不攤牌；不能，就盡量延後；無法延後，就限制攤牌範圍；若最後真的無可避免，也不要讓台灣孤身承擔。

它追求的不是漂亮的姿態，而是更長久的自主。它也不是沒有價值，而是把幾個最基本的價值放在前面：和平、穩定、發展，以及人民最後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近代中國那一代外交官在國力遠比今天台灣更加困窘的情況下，仍然懂得利用條約、國際制度、強權矛盾與時間，替國家爭取有限但寶貴的空間。

今天的台灣沒有必要複製他們的政策。

但有一種精神仍值得記住：

弱勢一方最昂貴的資產，有時不是敢不敢把牌翻開，而是在風浪最大的時候，仍然保有多少張牌可以不必立刻翻開。

而不攤牌的真正目的，也不是逃避選擇。它是避免用一場戰爭，替未來的人提前作出不可撤銷的選擇。 （相關報導： 風評：川普高談飛虎隊，誰來協尋「中華民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