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星達觀點：展示之外，博覽會如何與公眾對話？─2026臺灣文博會與台東博覽會的公共性思考

2026年夏季，臺灣先後舉辦台東博覽會(7月3日至8月20日)與臺灣文博會(文化策展區於8月1日至31日展出，品牌商展區於8月6日至12日開展。)。兩者在主辦層級、策展尺度、政策目的與目標觀眾上並不相同：臺灣文博會以文化內容與文化創意產業為核心，台東博覽會則以地方發展、城市品牌與區域生活為主要範疇。然而，若從「博覽會」作為一種公共展示制度的歷史發展來看，兩者具有並置討論的意義。

觀看一場博覽會，可以從幾個彼此相關的問題開始：它回應什麼時代議題？誰是發言的主體？它向誰說話？試圖提出什麼命題？又如何使觀眾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中理解這些命題？這幾個問題，也構成本文重新觀看2026臺灣文博會與台東博覽會的基本尺度。這項比較的目的並非判斷兩場展覽孰優孰劣，而是試圖回答一個較根本的問題：當今日政府與文化機構選擇以「博覽會」作為大型公共活動的形式時，博覽會相較於藝術節、文化節、商展或一般主題展覽，究竟應承擔何種功能？

1851年舉行的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被視為現代世界博覽會制度的重要起點。當時，工業革命正快速重塑生產方式、交通技術與社會秩序；以鋼鐵與玻璃構築的水晶宮，成為展示各國機械、工藝與工業製品的空間，其建築本身亦成為工業技術的具體展現，集中體現了十九世紀社會對技術進步、工業文明與現代化的想像或某一實踐。時至2025年大阪・關西世界博覽會以「設計一個讓生命綻放光輝的未來社會」為主題，試圖將生命、科技與社會設計納入討論，探問人類如何共同構想未來社會的可能形貌。

不同時代的博覽會，各自承載政治宣示、經濟發展、國家競爭與文化展演等多重目的，不能被簡化為一條線性進步的歷史敘事。然而，從展示制度的演變來看，仍可辨識出一項延續至今的核心特徵：博覽會往往試圖將一個時代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或對未來的預判與期待，透過策展、展示與空間體驗，集中轉譯為可被公眾觀看、理解、討論乃至共同想像的議題。

博覽會的「主題」並非在統整龐雜內容的活動名稱，它應作為整體策展的核心命題，建立展示內容與當代社會之間的關聯，使觀眾得以透過展覽重新理解自身所處的時代。這也是今天重新討論博覽會時，一個重要的專業判準。

試著將博覽會的歷史拉回臺灣，1935年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是一個無法忽略的案例。但對這場博覽會的理解，必須放置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脈絡中。當時臺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博覽會由臺灣總督府主導，其目的包括彰顯殖民統治四十年的所謂「政績」，同時亦與日本帝國當時的南進政策及區域擴張密切相關。因此，它並非屬「臺灣」自主向世界介紹自己的博覽會，更不應因其展覽規模、場館制度或宣傳能力，而被轉化為對日本殖民治理的肯定。 （相關報導： 故宮國寶走出展櫃驚豔變身珍藏卡　龍藏經三款護經板文博會首度亮相掀收藏話題 ｜ 更多文章 ）

然而，這段歷史值得今天重新理解之處，在於它清楚展現了博覽會的權力性。殖民政府透過產業、交通、農林、糖業、礦業、教育、都市建設與地方物產等分類，建立一套關於「臺灣如何進步」的官方敘事。被展示的並不是自然存在的「臺灣全貌」，而是經過統治者選擇、分類與重新組織之後的臺灣。由此可見，展示從來不是中性的：決定什麼值得進入展覽、如何命名、如何分類，以及不同內容之間建立何種關係，都涉及誰擁有定義地方的權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1935年的殖民博覽會對今天最大的提醒：當臺灣今天已經擁有自主策展與自我表述的條件之後，我們準備如何定義自己，又準備向誰說話？

1935年的臺灣博覽會在空間形式上並非全部集中於單一建築，而是分布於臺北不同場域，並與其他地方的相關展覽形成連結。當時高度一致的敘事建立於殖民體制單一而強勢的發言權之上，當然不是民主社會應該追求的模式。但若將權力問題與展示方法區分開來，它仍提出了一個當代策展的重要問題：空間的分散與認知的分散，是兩件不同的事。

近年大型文化活動愈來愈常採取分散式策展。藝術祭、設計節、雙年展與城市型博覽會，逐漸將展覽從單一館舍延伸至街區、歷史建築、公共空間、產業場域，甚至整個城市。這種方法的重要價值，在於地方本身不只做為展覽的背景，而可能直接成為展覽內容。然而，「整座城市都是展場」並不意味城市自然就成為一場可以被理解的展覽。從空間到展覽之間，仍然需要策展：需要建立內容之間的關係、觀看的順序、資訊的層級，以及觀眾進入整體敘事的方法。當展覽愈分散，這套認知結構反而愈重要。

2026年的臺灣文博會與台東博覽會，正好從不同方向呈現這項課題。文博會的文化策展與品牌、IP授權商展各有清楚定位，但兩者在策展敘事上的連結仍有極大討論空間；如何讓文化思考與產業展現形成更具連續性的觀展經驗，是分區策展可以繼續發展之處。台東博覽會面對的則是更大尺度的空間問題：當整個台東都被納入展場，如何讓散布各地的內容仍然共同指向一個可辨識的核心命題？

兩者形式不同，面對的其實是相近的問題：博覽會展區可以分散，但觀眾對博覽會的理解不能因此失去中心。

將2026年臺灣兩場博覽會並置，可以看到兩種幾乎相反的策展起點。臺灣文博會較接近「由命題發展內容」。本屆以「第零位元」為題，從生成式人工智慧快速改變創作環境的當下出發，重新討論文化創作、人類感知與原創之間的關係；台東博覽會則較接近「由內容形成命題」。台東在多年累積下已逐步建立以自然環境、熱氣球、族群文化、慢生活與慢經濟為核心的地方品牌。2026年以「SLOW FOR LIFE」為題，進一步整合這些長期累積的地方內容。

因此，將兩場博覽會放在一起討論的意義，在於它們恰好呈現博覽會成立的兩個基本條件：內容需要命題加以組織，而命題也需要內容加以支撐。文博會的專業課題，是一個具有高度當代性的命題，是否真正透過展覽內容得到充分發展；東博面對的則是另一個方向：一套已經相對豐富且成熟的地方內容，是否能進一步收束成對未來具有辨識度的公共命題。

一個由「命題」走向「內容」，另一個由「內容」走向「命題」。這項差異，也提供了理解兩場博覽會較為清楚的分析架構。 （相關報導： 故宮國寶走出展櫃驚豔變身珍藏卡　龍藏經三款護經板文博會首度亮相掀收藏話題 ｜ 更多文章 ）

2026臺灣文博會相較於單純展示臺灣文化成果，這項設定建立了一個明確的時間性：因為人工智慧正在改變文本、圖像與創意生產，所以文化博覽會選擇在此時重新檢視何謂原創，以及文化創造力如何形成。也就是說，它回答了「為什麼是現在」，這是博覽會很重要的一項能力。然而，實際進入展場後，另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是策展命題與展示媒介之間的關係。本屆展覽大量運用數位影像、投影、互動裝置與科技媒介，這些形式與AI及數位文化的時代背景形成直接關聯，也製造了鮮明的視覺與感官效果。但媒介強度與文化理解的深度並不必然成正比。

如果「第零位元」試圖回到0與1之前，重新思考人的身體、感知、記憶與文化經驗如何構成創作，那麼科技媒介的功能就不能只作為「形式」，應進一步建立觀眾反思科技的距離。從實際觀看經驗而言，展場的科技感相當鮮明，但部分展示所留下的文化感受與情感深度，未必與技術密度同步增加。

這並不是科技是否適合進入文化展覽的問題，而是展示媒介是否真正服務於策展命題。當一場博覽會已經提出清楚而當代的主題，更重要的是內容能否將這個問題繼續向前推進，而非讓命題主要停留於概念層次。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博會需要面對的是「命題如何充分進入內容」的問題。

文博會還具有另一項不同於一般主題展覽的功能，即文化策展之外，同時承擔文化產業的平台角色。品牌、IP與授權商展的存在，使文博會面對的不只是「如何展示文化」，還包括文化如何進入內容、品牌、市場與產業關係。這也是文博會發展多年之後，相當重要的政策價值。

文化策展與商展分處不同場域，本身並不構成問題，兩者也各有其專業目的。較值得思考的是，兩種功能之間是否形成足以讓觀眾辨識的關係。如果「第零位元」討論的是文化創造如何從人的感知與經驗開始，那麼品牌、內容與IP所呈現的，其實正是創意如何進一步轉化為文化產品與產業價值。這條從「創造」走向「產業」的路徑若能更清楚，文博會的兩種功能便能形成更完整的文化產業敘事。

這一點也涉及文博會究竟向誰說話。一般觀眾、文化創作者、品牌業者、IP授權市場與國內外買家，進入文博會的目的並不相同。對一般觀眾而言，文博會可以是一條理解臺灣文化創意的公共路徑；對創作者與業者而言，則涉及產業交流、市場媒合與國際發展。文博會若要進一步建立自身作為文化產業平台的辨識度，如何讓不同觀眾理解自己與這套文化生態系的關係，將比單純擴大展示規模更為重要。

因此，文博會真正具有發展潛力之處，正在於它同時掌握了文化論述與產業平台兩端。如何使兩者形成彼此支撐的關係，讓文化策展不只提出問題，商展也不只呈現市場，而共同說明臺灣的文化如何形成內容、進入產業並與外部世界交換，可能是文博會下一階段值得深化的方向。

台東博覽會面對的情況有所不同。台東並不缺乏地方辨識度。過去十多年，自然景觀、熱氣球、慢食、族群文化、藝術活動、演唱會，以及逐漸形成的「慢經濟」，已經共同建立臺灣社會對台東相當穩定的地方印象。

因此，本屆以「SLOW FOR LIFE」為核心，整合慢經濟、地方生活、永續及不同展覽內容，可以理解為台東既有地方品牌的一次重新整理。從實際觀看經驗而言，東博與文博會呈現不同的展示取向。相較於文博會大量使用科技媒介，東博更重視場域經驗與地方環境本身，希望觀眾透過實際行走、停留與體驗理解台東。這種方法與地方型博覽會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相關報導： 故宮國寶走出展櫃驚豔變身珍藏卡　龍藏經三款護經板文博會首度亮相掀收藏話題 ｜ 更多文章 ）

然而，其課題也由此浮現。當大量內容仍然圍繞「慢」、「山海」、「生活」與「地方文化」等既有台東印象展開時，觀眾得到的主要認知，較容易停留在對既有地方品牌的再次確認。這並不意味東博缺乏未來議題，其內容實際上已經涉及永續、教育、氣候與地方發展等面向；更值得討論的是，這些關於未來的內容，是否已形成足以改變觀眾原有台東認知的共同命題。

如果「慢」主要指涉旅遊節奏、自然環境與生活感受，它已經是台東（或整個東臺灣）相當成熟的地方品牌印象；然而，如果「慢經濟」試圖成為一套更完整的地方發展理念，它就有可能超越觀光品牌，進一步與當代臺灣面臨的結構問題產生關係。台東博覽會的意義，應不只是更完整地「展示台東」，而可能進一步「提出台東」：提出台東如何理解自身的發展條件，以及這套地方經驗是否能對臺灣高度都市化、快速化與集中化的發展模式提供另一種思考。

這裡同時存在一項值得注意的張力。「慢經濟」所強調的是地方尺度、生活品質與不同於高速成長的價值；博覽會作為大型活動，卻往往透過人流、活動密度與短時間的集中觀看形成效益。兩者並非必然矛盾，但如果「慢」是東博的核心價值，展覽本身是否也能發展出相應的觀看方式，而不只是以「慢」作為被展示的內容，將是這項地方理念能否真正進入策展方法的關鍵。

「全台東都是展場」正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將台東不同地方納入展場，本身具有合理性。對地方型博覽會而言，街道、聚落、山海與居民生活，原本就比臨時搭建的展館更接近地方本身。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展場是否過度分散，而是這套策展方法如何回應台東自身的空間條件。

台東的人口密度、公共交通、聚落分布與移動距離，都不同於臺北或其他高密度城市。因此，相同的「全城市展場」概念，不能只進行形式上的移植，而必須經過地方條件的重新轉譯。台東真正有條件發展的，也許不是如何消除距離，而是如何「策展距離」。從市區進入縱谷、海岸乃至南迴地區的移動，本身就是理解台東空間尺度與地方關係的過程。如果交通、資訊、地方知識與展覽內容能夠被重新組織，距離就可能不只是參觀成本，而成為認識台東的一部分。

這也涉及大型博覽會的「最小理解路徑」。博覽會的內容通常超過多數觀眾能完整觀看的範圍，「看完所有展覽」不應成為理解整體策展的必要條件。一套成熟的博覽會系統，應該提供某種最低限度的完整理解：一位只有半日或一日的觀眾，即使只接觸少數核心展覽，仍能大致掌握這場博覽會為何發生、核心命題為何，以及不同內容之間具有什麼關係。

這條路徑不一定是一條實際畫在地圖上的動線，也可能由主展館、資訊系統、導覽架構、視覺識別、交通安排與核心展覽共同形成。東博已設置主場館作為理解整體博覽會的入口，因此，更值得觀察的是這個中心如何支撐後續分布於不同區域的內容。觀眾離開主場館之後，是否理解下一個展區與整體命題的關係？不同場域是共同發展「SLOW FOR LIFE」的不同面向，還是主要形成各自成立的體驗？交通系統只是協助抵達不同展點，還是也能成為理解地方的媒介？

這些表面上屬於動線與交通的問題，實際上都是策展結構的一部分。「全台東都是展場」真正的專業，因而不只在於地理上的擴張，而在於能否做到：地理上的分散，認知上的集中。 （相關報導： 故宮國寶走出展櫃驚豔變身珍藏卡　龍藏經三款護經板文博會首度亮相掀收藏話題 ｜ 更多文章 ）

如果重新把文博會與東博放回博覽會的歷史脈絡，可以看見一項更根本的轉變。十九世紀博覽會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讓觀眾集中接觸平常難以取得的產品、技術與世界資訊；今天，資訊本身已經因媒介的擴增而相對容易普及。文化、商品、藝術、城市與科技資訊都可以即時取得，單純把大量內容集中在同一場活動裡，已不足以構成當代博覽會存在的理由。

因此，當代博覽會重要的可能是選擇、關係與觀點，亦即從龐雜的社會現象中選擇值得公共討論的問題，建立原本分散事物之間的關係，再形成一套使觀眾得以理解當下、甚至想像未來的觀點。

從這個尺度重新觀看2026年的兩場博覽會，可以得到一組相對清楚的觀察。臺灣文博會具有明確的時代命題，其課題在於如何使文化內容、展示媒介與產業平台共同支撐這項命題；台東博覽會則具有豐富且長期累積的地方內容，其課題在於如何將既有地方品牌、地方體驗與未來議題進一步整合。 換言之，文博會要處理的是命題如何成為經驗；東博需要處理的則是經驗如何形成命題。兩者的方向不同，卻共同呈現當代博覽會成立的兩項基本條件：命題必須透過內容成立，內容也必須透過命題產生公共意義。

這層公共意義，最終仍必須回到觀眾。文博會面對一般觀眾、文化創作者、品牌業者與國內外產業市場；東博則同時面對外地遊客、地方居民、文化工作者與地方產業。不同觀眾需要的理解方式並不相同，「向誰說話」因此不只是傳播策略，也會直接決定一場博覽會如何安排內容、設計觀看路徑，以及希望產生什麼影響。

大型文化活動當然需要吸引人潮，也具有產業、觀光與消費效益。文博會所建立的品牌與授權平台，以及台東近年文化活動對地方產業與城市辨識度的累積，都是博覽會重要而實際的價值。但當文化活動已經具有相當成熟的策展與行銷能力，下一階段的問題或許不再只是「如何讓更多人來」，而是更清楚地回答：希望哪些人來，又希望他們離開時多理解了什麼。

「博覽會向誰說話」同時涉及誰具有發言的位置、什麼問題被選擇進入公共視野，以及一個國家或地方準備如何理解自己的現在與未來。 一場博覽會無法迴避三個基本問題：誰在說話、向誰說話，以及為什麼選擇在此刻說這些話。評價一場博覽會，不能只看展位數量、參觀人次、科技形式或地方體驗是否豐富，更應檢視它是否建立了一個足以讓公眾進入的觀點。當觀眾離開展場之後，是否比進場之前更清楚理解：我們正在面對什麼樣的時代、我們選擇如何回應，以及我們準備提出什麼樣的未來。這或許才是今天重新使用「博覽會」這個名稱時，最值得持續叩問的命題。 （相關報導： 故宮國寶走出展櫃驚豔變身珍藏卡　龍藏經三款護經板文博會首度亮相掀收藏話題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際博物館協會民族學博物館與藏品專業委員會（ICME）理事，長期關注藝術文化與社會公共議題。本文原刊於《關鍵評論網》，作者同意轉載。